"此数家（韩愈、卢仝、孟郊、贾岛）乃非随便的而为认真的，其出发点多非情感的而为理智的，其根据多非性灵的而为学问的，其特征多为逻辑的而非形象的，其文词多非平易的而为险仄的，其意义多非明显的而为艰涩的，其音节多非自然的而为生拗的，其形式多非韵文的而为散文的。此诗之极变，与唐以前之诗大不相同者也。若以'言志'一义绳之，中唐以前之诗，只能做到'情'字，中唐以后之诗，则兼做到'思'字，实诗学一大进步时期也。"

    他以韩愈、卢仝、孟郊、贾岛等中唐诗人为黄庭坚诗之渊源，并从创作态度、诗歌内容、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诗史兼长的学者又将这一命题置于广阔的历史空间中考察，他们不仅于中唐诗中探究宋诗渊源，而且由这一命题发掘出关于唐宋文化转型的新课题。如陈寅恪先生认为韩退之之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他既从诗歌艺术上论述中唐诗与宋诗的联系，又从论韩愈一事提出关于唐宋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此论从整个历史文化高度为现代宋学与宋诗的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在学术思想与方法论上为中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中唐诗风与宋诗风的关系是唐宋文化转型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唐宋诗风的关系，可以对中唐诗歌特点与其承转过程获得新的认识。如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已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范例。

    近年来，随着宋学研究的深入，中晚唐文化也日渐为学人所重视。从学术文化上论述唐宋文学的转变颇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如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朱刚《唐宋四大家道论与文学》等都以这一研究视角论述了古文运动的历史意义。又如邓小军《唐代文学精神》、林继中《中唐－北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董乃斌、程蔷《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从各种文化要素上探索了唐代文学的内在精神，分析了这一精神"宋学化"的过程。亡友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以及海外学者DavII Mcmul1en《唐代士人与朝廷》、Charles Hartman《韩愈与唐朝的统一》、Jo-shuiChen《柳宗元与中唐士风的变化》、K、Bol《自我文化：唐宋士人精神的转变》都研究了中晚唐士人的文化个性，探讨了唐宋儒学复兴的文化联系。王水照师《宋代文学通论》对这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绪论》通过对"宋型文化"的历史定位，打破了传统的朝代划分的局限，揭示出安史之乱后中唐文化的"过渡性"与"转变期"的特点。凡此都可见出陈寅恪先生所拈示的这一学术命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影响。但因受现代学术分工的限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偏于古文运动一事，或偏于哲学概念的推演。其 研究的重点总的来说是"重文而轻诗"，尤其是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单纯的哲学史研究，多将诗歌置之不论。这不仅在思想史上难以完整地诠释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而且即以文学史而言，也难以全面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精神。笔者以为，这些不足关键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唐人"诗学不分"这一特有的知识体系。诗歌是中唐至宋主要的文化载体，是士人抒情言志的最主要的语言工具。因此，诗歌是当时思想史上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若持现代文史哲 概念，诗文分治，舍诗歌而求当时人思想，自然有单薄之嫌。笔者即以上述前辈时贤的研究为基础，力求从综合的角度去探讨中唐诗中的一些问题。

    本书研究的具体内容是唐代中后期（从唐德宗建中元年：776年）至唐宣宗大中末年（860年））学术与诗歌发展的关系，主要考察中唐儒学复兴思潮对中晚唐诗风演变的作用，并从这一角度阐释构成中晚唐诗歌风格的文化要素与其在文化思想史（包括诗史）上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说明唐学与宋学的内在联系与演化过程，分析中唐诗歌作为宋诗前导的一些特色，进而研究导致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一些具体原因以及转变过程的一些具体环节，希望能够从唐宋学术的承转关系上探究出决定唐宋诗风变化的文化底蕴。

    本书在考察学术本身与诗歌发展的关系时，以考察啖、赵、陆《春秋》学派为重点。因为这一学派最早表现了中唐儒学在学术上的变异，整个中唐学风的变化就与这一学派的影响极有关系。本书以元、白讽谕诗风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诗人对这一学说的接受过程与态度，并由其诗歌的具体内容观照这一学派对贞元元和讽谕诗风的影响。这主要是论述学术精神与诗风的关系。元和一朝"龙虎榜"成员在士林中影响甚大，这也是中唐士人成长的一个典型事例。本书分析了这一群体形成的原因，说明了元和尚奇学风的特点，并由此论述了这一学风与韩孟诗派诗歌风格的关系。这是论学术态度与诗歌发展的关系。本书还论述了唐后期子学、史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从整个唐代学术史看，由前期重经学与辞赋之学转向偏重子、史之学是唐中后期学风的一大变化。中晚唐诗的理性意识与学人化个性的形成与此是极有关系的。这也是唐诗向宋诗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咏史怀古诗是晚唐诗歌最突出的成就，从其时学术背景看，这一文学现象与其时士人重学尚史之风关系甚大。本书分析了士人文化由诗赋型向学者型转变的趋势，说明了这一种诗风与唐人知识结构、求学方式转变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分析所谓"学人之诗"的特色。这是论其学术结构与诗风的关系。本书的最后部分论述了以"三关说"为代表的诗学思想与诗史观念，在梳理前说的基础上，对"中唐中枢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目的是以此来对全书的思想作一总括。同时，也欲以此表明本书的学术观念渊源所自。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学术史与诗歌史的交叉部分，故采用的方法也具有交叉性特点。笔者尽可能将史料的钩稽与对学术文化的理论思考及艺术风格的鉴赏结合起来。于史实的发覆中求得思辩的突破是笔者企而未得而又求之不舍的一个学术境界。在具体操作中主要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以具体的人、事、学、诗的考察为基础，再对当时的学术观点、诗学思想与诗风作理论阐释。全书大体上以时间秩序展开，希望能以此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诗史线索。全书以群体考察为重点，同时，也作了一些个案研究，笔者力图从士风、学风上为诗史演变建构出一个历史空间。

    笔者深感这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学术命题，同时，又是一个牵涉面较广、难度较大的课题。全书所作的工作仅是初期的尝试性探索。所论多集中于主要的思潮与代表性诗人，很多内容还未涉及，一些命题也未及展开。全书基本上是以几个专题性研究组合起来的，笔者无能也无意追求体例的完备。这些都是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