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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唐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人所瞩目的成就，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许多问题也不断被揭示出来。人们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也逐渐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有许多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现在通过对事物关系的研究已得到比较确切的说明和解释。例如，任半塘、王昆吾先生对唐代音乐与文学的研究，程千帆、傅璇琮、罗联添等先生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都是对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我曾尝试用这样的方法对唐代幕府制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作过一次粗略的考察，其成果即为《唐代幕府与文学》。由于此书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因为“大文学史观丛书”的编撰体例和当时自己研究水平的限制，许多问题虽提出而未能深论。事实上，自我研究之初就梳理过文人入幕的材料，随着资料的逐步增多，有些问题日渐清楚起来：幕府制度自汉代以还即已存在，到唐代，其与文学关系更加密切，以至于成为文化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原因正在于唐代所特有的方镇制度。当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唐代方镇与文学这一点上来思考时，我很兴奋，面前展现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景观。

    从理论上说，关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但在实际上，现在的研究重点，尚是关于单个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或者按一般说法，是关于文学本体的研究、作家文本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一旦绝对起来，它所带来的弊病也显而易见：只要翻开一本研究索引，就会看到许多命题近似而缺少创意的论文论著。当然，我们不会依论文论著的产量多少来评估文学研究工作的实绩，因为文学研究中还有许多基础工作未做，还有不少空白要去填补，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规律的探讨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如何去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这是许多学者在思考的问题。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谈到：“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研究吧。”对此，我很有同感。作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正是想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现象的分布。

    唐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是在唐代边塞诗研究中被提出来而日渐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一般人所说的唐代幕府，其实就是指方镇幕府。1984年，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人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1993年傅先生为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身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唐代方镇幕府，研究这一群体，可以深化我们对唐代文学的认识，甚至可以纠正传统的偏颇和错误。

    应该说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方面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唐代方镇幕府制度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文人是怎样在幕府中生活的、规模如何，安史之乱前后文人对于幕府作用的认识有何差异，幕府对人们有哪些心理的影响，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存在另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当我们将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置于盛唐文人人幕“蔚然成风”的背景之下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困惑，既然文人入幕是一普遍的时代风气，那么，为什么只产生了高适、岑参两位边塞诗大家，而形成鲜明个性的却只有岑参一人？这意味着，唐代文学与幕府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有相当的困难，可利用的清代以前的成果甚少，资料积累不多而又比较零碎。本书则充分利用了作为前期成果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因为这只是关于人的材料，所以在研究中我另外又收集整理了事类材料。我的习惯是，每进入一个领域，首先做的事就是搜集资料，并希望这方面的资料能齐全。这样的工作做起来很辛苦也很枯燥，需要“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然而在资料充足的前提下才能发现问题，也才便于解决问题。

    当今的学者虽然重视唐代幕府制度，但缺少研究，因此我的工作必须从头开始，必须建立在详尽的资料整理之上。研究唐代方镇有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尽管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方镇幕僚，但他的工作为研究唐代方镇文职僚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直接研究唐代方镇幕府的有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其解决的角度是从制度入手讨论方镇使府的组织及其职掌的。关于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还有林朝岩《唐代方镇使府僚佐任迁之研究》，砺波护《唐代使院的僚佐与辟召制》，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孙继民《唐代军事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王德权中晚唐使府僚佐升迁之研究》。

    将使府制度与文学结合起来作全面研究是一全新的课题。因此，我在具体写作中采用了事物考订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逻辑论证与现象描述相补充的研究方法；在基础材料的处理上，运用了统计的方法，力图使论述更为精确和可信。此外还注意了细节部分在系统运作中的意义——例如注意学习阶段对岑参早期诗风的影响，由此而探讨了岑参入幕对于超越早期诗风的意义；注意岑参在大西北的相对稳定的写作环境，由此分析了这一环境对其富于特色的歌行体写作的意义。在这一专题研究过程中，我总是希望每一章节都能有所收获，有所突破，试图以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这一视点去连接唐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所以文章常常省去许多铺陈和叙述，起落也会时有突兀之处，这会给读者带来一些不便。不过，这些被省略的部分可以在作者的前期成果和别人的著述中得到补充。

    每一章节写作意义除解决问题外，我还试图运用不同的手段去实现目的。比如，第一章侧重考证；第三章侧重统计；第四章属截面分析；第五章运用文化传播学观点讨论了送别诗；在分析岑参诗时还运用了比较的方法，等等。

    全文前有绪论，正文六章，后缀余论。以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为契机，贯穿着由于方镇制度对文人生活的影响，中晚唐时期“文化下移”、“文学多元”的观点。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总论部分，全面揭示使府文士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因使府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学变化，并从地域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讨论了使府制度对文学的影响；第五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唐代诗歌、散文、小说与使府的关系，阐述使府文人的生活对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新风貌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一结构安排缘于文学与制度结合的研究。我认为，只有在厘清使府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去研究使府文人生存的文化环境，也才能去分析使府文人的生存情况和心态。因为使府文人的分布，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因为使府制度的前后变化，我们又不得不去考虑使府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在总论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从文学体裁人手去分别讨论使府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的关系。这是研究唐代使府与文学的思路，实际上也就构成了这一课题的逻辑层面。

    绪论主要从研究现状和研究基础两方面，分析了唐代方镇使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从而确立了本书的研究主题、研究目的和意义。我的设想是：应当在这一领域中，把过去侧重史学的研究转变为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研究，利用史学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使有关的文学研究深入一步。

    第一章《唐代的方镇和使府》主要对现有的方镇幕府制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

    第一节通过对方镇制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方镇不断膨胀自己的权力和朝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方镇并给以限制构成一对矛盾，这就决定了一般文士仕途不顺走方镇、一有时机就入朝的大致态势。一、认为“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提法有失偏颇，大多数文人应是“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即经历“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二、文人对方镇的选择首先是盛府的选择，这是因为使府文士的入朝升迁，“盖视其府之轻重”；其次是对地区的选择，选择安定富裕的地区，所以长江流域及其南方地区成了文士入幕的最佳选择地点。三、尽管方镇可以自辟僚佐，但朝廷对之限制措施相当明确，如及时将方镇中的优秀人才用之于朝廷、规定入幕人员要有出身、对奏辟见任官的限制和对幕职改转时间的规定。

    第二节《使府僚佐的职掌》吸收了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一文的成果，同时对严考的阙失作了修补纠正，阐述了唐代方镇使府中文人的地位。在考订中注意做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分析制度的前后变化，如行军司马、副使的聘任，安史乱前多武人，其后则多为文士等。二是辨别史源，如掌书记一职，严考引用《新唐书·百官志》，产生一些混乱，本文则探明了《新唐书·百官志》及《通鉴》胡注的资料来源，从而确立了掌书记职掌的正确内涵，掌书记只管军中文书，而不是像《新唐书》所载，使人误以为还掌“号令升绌之事”。三是考订资料，从而指出史载之误，如明确指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于德休为泾原支使”、“薛洸为许州支使”于唐代官制不符，观察使府有支使，节度使府没有支使，节度使兼观察使则有观察支使。四是用原始材料进行归纳，如对支使职掌考订时，排比了当时方镇的奏章，指出支使是观察使府中偏重事务职能的幕职，而观察使府中的文书工作是由大家共同承担的，支使的职掌如同掌书记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章《使府中的文化氛围》主要是分析入幕文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使府文化环境对文士的影响。

    第一节从经学、史学、宗教三个方面分析使府的学术气氛，指出中晚唐时期学术的社会性、现实性和功利性。陆质等人的“春秋学”，是汉学向宋学过渡的滥觞，经院式经学转变为实用型经学，而陆质等人研习“春秋学”大致在使府进行，这种具偶然性的事实对我们理解学术的下移颇有意义；通过方镇在任上修史的分析，指出这一方面有助于使府营造学术气氛，另一方面由于宾主的谈论，修史者的思想必然受到幕僚的影响，甚至史书本身也渗透了僚佐的知识和见解。

    第二节主要从与幕僚生活日益密切的乐舞方面，探讨了使府的艺术氛围。在论述方镇献乐与政治的关系时，指出安史乱前方镇所献乐曲多娱乐型，而至德以后所献乐曲多蕴涵政治内容，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这表明安史之乱后，批判音乐的娱乐作用和提高雅乐的社会功用成为时尚；但从使府的需求看，娱乐仍然是乐舞的主要功用，它适应了使府各种活动，调节文士生活节奏，使府中文士和妓女的结合、文士和俗乐的结合，使文士的创作呈现向俗性。第三章《使府中的文人》主要讨论了使府中文人的分布、文人的素质、文人的心态等三个方面，并揭示其原因和规律。

    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的统计，探求其规律。一、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重大变化，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素质上看都是如此。二、肃宗、德宗年间文人入幕形成高潮与文士避乱南方在政治经济上寻找依托相关。三、方镇幕僚进士及第出身者占绝对比例，是因为方镇多用文吏、朝廷规定幕僚必须有出身和大量及第文士不能仕于朝廷而寻求出路等因素的作用。四、文学家占籍多为北方而为幕僚则多在南方，这顺应了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客观上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五、对南方区域作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发达富饶地区（如淮南、两浙）、次发达富饶地区（如荆南、山南东道）、落后地区（如岭南、福建），这样有助于解释幕僚分布的规律。

    第二节对入幕文士的心理进行分析。这改变了过去对入幕文士心理单一化的结构分析和程式化的处理，从文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分析了入幕文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的急躁心理；从文的生活习性分析了入幕文人放荡纵情，溺于娱乐的心理，从文人的生活环境分析了入幕文人在宽松的人际关系中逐渐滋生的要求人格独立的心理；从文人作为一个附属性阶层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对经济和权势需求而形成的依附心理；从方镇时有的动乱分析入幕文士要求安定和表现出的对祸乱的恐惧心理；从文人自身的素质和立身的资本分析了入幕文人以文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心理。第四章《使府文学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主要讨论了使府文士的创作和文人空间分布以及时代因素的关系。

    第一节论述了幕府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并试图揭示安史之乱后南方使府文人对唐代文学区域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唐代诗歌在中唐以后呈多元化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对民间文艺和文人创作的比较中，确定了地域性文学特点表现在两个层次上，即以表演方式和传播方式——语音、音乐等为重要内容的主要层次；以文本来表现区域所含有的风俗民情、山川地貌、物产等内容的次要层次，指出我们通常进行的所谓文学地域性研究是局限于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面对的是文人作品。这样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放在一个合适的文化定位上，从而对文学的地域性差异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内容来看，使府文学的地区性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特定区域历史文化的关注，如对楚文化的关注即是一个方面；二是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三是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

    第二节则以8世纪后期这一典型阶段为中心，从南方使府（以浙东为代表）、北方使府（以李益、卢纶为代表）、蜀中使府（以杜甫为代表）三方面分析使府文学的时代性，详细论述了8世纪后期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其对元和诗坛的深远影响。通过分析使府文士与流寓江南士人的合作，论述了8世纪后期区域性文学活动的特点，即大历年间因使府“唱和吸纳幕外文士参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规模，其后代之而起的使府唱和则是以府主为中心，以幕僚为基本队伍的小型文人活动；通过分析北方入幕文人的诗歌创作，论述了安史乱后边塞诗的创作特点及其与盛唐边塞诗的异同；通过分析杜甫入剑南幕的经历，探讨了盛唐诗人经历安史乱后无可奈何的入幕心态。第五章《文人入幕和诗歌创作》主要讨论幕府制度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幕府文人生活与诗歌写作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使府文人的诗歌风尚》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使府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形式——文人唱和诗的内容及其规模，说明使府文人的集体创作对繁荣地方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流派多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使府唱和诗空间分布和时间排序说明使府唱和由松散的人员构成过渡为以幕府人员为主体相对稳定的文人团体，这就暗示相对独立而稳定的文学流派的形成；第二部分论述了以文人入幕出幕为主要内容的送别诗创作的基本类型，揭示了使府送别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行人成了诗的传播者，诗人的创作就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空间，使原来定点的诗歌创作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了更为广大的诗才竞争空间。送别诗具有的介绍或推荐的作用，使它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诗在此时，在一定意义上已由抒情言志转变为实用工具。

    第二节重点讨论文人人幕与盛唐边塞诗的关系，使通常的对盛唐边塞诗繁荣的时代风气的解释成为个性经历的解释。第一部分深入考察盛唐文人入幕的实际，检讨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认为盛唐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文人入幕实缘于个性和经历；第二部分探讨岑参边塞诗风格形成的原因，指出他越过早期梁陈体的写作经验，塑造自己的刚劲奇伟的风格。他克服传统边塞诗模拟的陈规，不用乐府古题立题，根据内容自立新题，并致力于用七古的形式创作边塞诗。他敢于向同时代边塞诗的优秀诗人挑战，不再把边塞诗仅仅看做反映边地苦寒和对边地战争的态度，而在边塞诗中展现西北边地的奇异风光、中亚的风俗人情，大大拓宽了边塞诗的表现领域。
第六章《文人入幕与散文小说的创作》主要讨论使府章奏之学与唐代散文创作的联系以及使府生活环境对唐代小说繁荣的意义。第一节从序记文、书、表状文三方面探讨使府散文的特征。一、序记文主要论述使府序记文在传统山水文发展中的意义。首先，它使山水文字在更具体的描绘中展示了地域特色；其次，它丰富了山水文字的抒情格调。二、书主要分析了使府书体文的特点。和举子自荐文相比，使府干谒散文分析利害比较客观，伸缩自如；和初盛唐干谒文相比，使府于谒文比较平实，不像初盛唐文人在于谒文中高谈王霸，盛气凌人。三、表状文主要分析了使府表状文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认为章奏之学没有被古文运动所改变在于章奏之学有牢固的实用功能。

    第二节对唐代小说与使府制度的关系作了细致考订，认为使府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场所。小说产生于闲话，以娱乐为目的，因而与使府文士的生活发生密切联系。通常所言科举行卷促进小说创作繁荣的观点没有史料依据；相反，大量材料表明了小说繁荣与使府的关系，说明使府是小说产生的温床，是小说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各方镇在地方素材上的优势以及使府文人广泛参与小说创作，大量以使府为背景、以使府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形成特色，明显区别于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背景的作品。平民角色进入作品，体现了唐传奇“记述奇人奇事”的本质特征。

    余论对全文作小结和补充，并从方法论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出一点设想。这既是本课题研究的思路，也是以后研究的努力方向。事实上，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学界同仁的共同关心和投入。我们希望唐代使府与文学的研究，不仅能使人们认识到唐代文学研究中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的关系，认识到文人群体对诗歌创作风格和文学流派形成的特别意义，而且能对在相邻学科的联系中解决文学史问题的进一步尝试提供经验。

戴伟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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