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忆兵  著

 
第二节     二府之间的矛盾

    枢密院的设立，一个目的是收地方军权，以削弱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同时，确实也有分宰相之权的意图。宋初帝王企图籍此使二府各司其职、互相牵制。这种意图的贯彻实施，是从太祖开始的。太祖以唐末为鉴，喜大权独揽，厌臣僚交接。"故事，宰相、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异之。"（《宋史》卷256《赵普传》）这种举措是一个信号，表明了太祖企图分民政与军政为二途的意向和决心。太宗即位，二府独立行事的倾向更加明显，雍熙三年（986）征战契丹，"上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长编》卷27）二府分权、对持军、民大政的做法被贯彻得比较彻底的是太祖开宝后期至真宗景德初年，其间持续约三十余年。二府的序位本来有高下之分，中书居枢密院之上，但统治者又特意培植枢密院与中书分庭抗礼的能力，因此造成二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复杂化。权力对每个人都有极大的诱惑力，宋代规定二府分掌民政、军政，但是民政和军政又不能截然分开，因此，二府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二府的矛盾纠葛，是造成    宋代相权复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1、二府分权与争权。

    朝廷政务，民政与军政必然有交叉之处。二府平行，各行其是，必然会出现相互争权、彼此矛盾的现象，尤其是二者权力相交时。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宋史》卷332《滕元发传》载："中书、枢密制边事多不合，中书赏战功而枢密降约束，枢密诘修堡而中书降褒诏。元发言：'战守，大事也，而异同如是，愿敕二府必同而后下。'"曾布也对哲宗说："三省近日以来，窥伺密院不一。"（《长编》卷516）

    二府冲突的现象，是太祖、太宗有意识引导的结果。《宋宰辅编年录》卷1引《南窗纪谈》说："国朝中书、枢密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然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之论，用分宰相之权。"皇帝分而治之的意图，当然要演变为二府之间的矛盾，并且演化为实际操作时的诸多弊病，梁天锡先生将其归纳为三点："推委塞责"、"意见分歧"、"除授重叠"（《宋枢密院制度》第842页）。如咸平五年（1002）十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进言，就分析了二府相互推委责任的作风，他说：

    枢、相商议，别无远谋。无远谋则多失，失于边计者，去年失清远军，今年失灵州；失于邦计者，不知府库有无，不知仓廪虚实。戎夷深入，则请大驾亲往；将帅无功，则取圣慈裁断。所以仓廪盈虚，过不在枢密院；边防动静，事不关中书。（《长编》卷53）

   2、二府的位置及关系。

    二府的位置，依照制度，有高下之分，枢密院地位低于中书，枢密使位序在宰相之下。

首先，宰相名义上"总文武之政"，依照制度，宰相可以插手枢密院事务。而枢密院长官则专掌军政，职掌相对狭小。

    其次，朝廷班位，枢密使亦在宰相之下，偶有例外。仁宗初年，枢密使曹利用恃功骄横，《宋史》卷290《曹利用传》载："旧制，枢密使虽检校三司，兼侍中、尚书令，犹班宰相下。乾兴中，王曾由次相为会灵观使，利用由枢密使领景灵宫使，时重宫观使，诏利用班曾上，议者非之。未几，曾进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诏宰相、枢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骄，尚居次相张知白上。"曹利用的骄横最后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其他的枢密使则不敢向曹利用学习，《宋史》卷313《文彦博传》载："熙宁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重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之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曹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著。'固辞乃止。"枢密使们在序位排列上的自觉态度，充分说明了两者之间的高下之分。

    再次，宰辅晋升次序往往由枢密院长官进而拜相。宰相丁忧起复，时相位上已另有他人，且得皇帝信任，故相也有改任枢密院长官者。如仁宗嘉祐年间，昭文相富弼丁母忧，到嘉祐末起复时，接替他相位的韩琦正得朝廷信赖，所以，富弼改任枢密使。曾任枢密使而官未至宰相者，有的则要引为终身遗憾，如仁宗朝枢密使钱惟演最大的遗憾就是未任宰相，《宋史》卷317《钱惟演传》载："惟演尝语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于黄纸上押字尔。'盖未尝历中书故也。"其他大臣也以能进东府中书为荣。太后刘氏垂帘期间，赵稹厚结太后兄刘美家婢，得任枢密副使，"命未出，人驰告稹，稹问：'东头，西头？'盖意在中书。"（《长编》卷109）

    其四，从官品来说，北宋前期宰相和枢密使都视本官阶而定，南宋后定制，左、右丞相为正一品，枢密使为从一品。（详见《宋史》卷168《职官志》）所以，二府虽然没有统属关系，但却有高低位序之分。

    宰相与枢密使的等级差别处处显示出来。如拜官之"官告之制"：宰相，"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紫丝网，银帉錔"；枢密使，"白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又如，"凡宰相、使相，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皆见《春明退朝录》卷中）

但是，另一方面，宋代统治者为了达到二府制衡的目的，又特意加强枢密院的权力，使之能与中书平分秋色。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予枢密院长官以宰相的同等礼遇。《宋宰辅编年录》卷8引《旧典》说："国朝执政以枢密使并位宰相，恩礼悉同。"而且，宋代宰相与枢密使享受同样的俸禄①。王栐《燕翼詒谋录》卷4也载："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曾任宰相者，再度入二府时，时时出任枢密院长官，时人并不认为这是降级使用。《挥麈前录》卷2载：

    前宰相为枢密使者：宋元宪（庠）、富郑公（弼）、文潞公（彦博）、陈秀公（升之）。宣和二年，郑华原（居中）以故相领院事。绍兴七年，秦师垣（桧）亦以前揆拜枢密使，未几，复登庸。近岁张魏公（浚）亦然。

    二府之间位序的高下之分和皇帝有时有意识地使二者分庭抗礼，使二府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他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时常在实际操作中枢密院又置于中书宰相的节制之下，尤其是面临重大军事决策之时。

   3、二府矛盾的协调。

    如果要充分发挥中央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只有协调好二府之间的关系、解决好这一对矛盾。宋代解决二府矛盾的方法无非是依赖两个方面，一是靠皇帝的调节驾驭，二是靠二府大臣的自身调节。贯彻两宋始终，在协调二府关系时，这两种力量都在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只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各自发挥的作用各不一样。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才能驾驭这样一对矛盾，让二府真正作到和而不同。而太宗以后的帝王，显然越来越缺乏这种能力，所以，皇帝发挥的作用以后也就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多地依赖二府大臣间的自我调节。

缺少了皇帝在二府之间做调节，只有依赖二府大臣自身的相互调配。二府大臣的自我调节则有三种方式：一是二府长官中的部分大臣充分信任同僚、事事相让。这也只有个别心胸豁达、具有政治远见的宰相才能做到。并且，还需要二府之间的推心置腹和皇帝对两府大臣的充分信任。北宋宰相王旦在这方面有出色的表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王旦为相，寇准任枢密使。寇准是一位有才干的出色的政治家，喜做事、好揽权，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宋史》卷282《王旦传》载：

    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阕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帝以是愈贤旦。中书；有事送密院，违诏格，准在密院，以事上闻。旦被责，第拜谢，堂吏皆见罚。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还密院。准大惭，见旦曰："同年，甚得许大度量。"

    王旦能如此大度，除了他的心胸气量以外，还基于他对寇准才干和人品的信任，以及真宗对王旦的特别信赖。真宗曾授予王旦不必面旨的专断权。似太祖对赵普、李崇矩的疑心，二府之间关系再好也无法协调工作。这种君臣、二府之间的理想关系，出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二府争权、矛盾的时候多，协调、合作的时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