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统帅百官，总领一切，宰相的声望、威势、尊严，直接影响到他能否顺利地行使权力。为了便于宰相开展工作，宋代帝王在拜相之前，就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树立宰相的威望，同时也表示朝廷的尊崇之意，让宰相上任伊始，便深感责任重大。这些措施也是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
① 郊迎之礼。
除拜新相，朝廷令百官到京郊迎候，以示隆重。仁宗至和二年（1055）七月，“诏：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内拜者，听行上事仪。”且云：“国朝待宰相盖有故事，其后多承例辞。”（《长编》卷180）当时，文彦博和富弼自外入相，御史们请行此礼，故有诏。从御史的请求来看，宋朝有此“故事”，只是久废不行，原因是宰相的“承例”谦让肯辞。这次的特诏，也因文、富二人的辞让而作罢。
② 入宫恭谢及赏赐。
宰相和执政除拜以后，都要入宫谢恩。皇帝借此示恩，笼络二府大臣，因此总是有数量可观的赏赐。这种谢恩仪式十分规范，神宗元丰六年（1083）八月诏曰：“今后执政官除拜，赴景灵宫恭谢，差閤门祗候或看班祗候一员、礼直官一名，随逐入殿，引揖祗应。”（《长编》卷338）
依例，参知政事除拜辞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宰相王旦欲推荐李宗谔为参知政事，李家贫，王旦对其常有资借，枢密使王钦若因此密奏进谗言说：“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此计果然成功，王旦的推荐因此被真宗否定。（均见《长编》卷78）
宰辅任职期间，为了使其尽心尽职，同时也是为了其出令、处理政务的威严和便利，朝廷对其的恩宠、尊隆措施就更多了。
① 宰相序位和班位。
序位，是指参见皇帝时的顺序位置，一般按官位的尊卑排列。宋初，宰相朝见时的序位在亲王之下。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太宗诏曰：“自今宰相序立宜在亲王之上。”当时的宰相是李昉和宋琪，他们“叩头固辞”，太宗回答说：“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均见《长编》卷24）明确表示了以此来尊崇宰相、树立其威望的意图，以后遂成定制。
班位，是指参见皇帝时所站立的位置。最初，“宰相班位与枢密使、参知政事重行”，皆立于仪石南面。真宗看见“王旦班与王钦若等立位太迫”，便说：“殿庭仪石以南颇为狭隘，故朝集仅若同行。”景德四年（1007）九月，对宰相的班位做了变动，“诏閤门移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余立其南。”（均见《长编》卷66）这样，宰相的最高行政位置和在皇帝之下独尊的身份，便被显目地突出出来。
② 俸禄。
宋代官员俸禄之优厚，令后人咂舌赞叹。清人赵翼便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的议论。据考证，宋代的本官俸禄与汉代相比，增加近十倍；与清代相比，也高出二至六倍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宋人俸禄的名目十分繁多，大致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另有诸多难以归类的变相俸禄。正俸主要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三种；加俸则主要有职钱、傔人（侍从）衣粮和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等等。而且，宋代俸禄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俸禄极高，尤其是宰执等二府大臣。以下转引《中国俸禄制度史》的一张表格①，表中列明了宰辅正俸的具体数字，从这一方面看宋代宰辅的优厚待遇：
③ 赏赐。
宋代宰辅在位期间，除了上述名目繁多的俸禄以外，每逢朝廷节日、宰辅生日等等节庆，都有额外赏赐，且所赐不菲。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宰相“王旦生日，诏赐羊酒米面，令有司供帐，开封府具乐，许会近列及丞郎、给谏、修史属官。”（《长编》卷85）朝廷兴师动众地为王旦操办生日庆典。《铁围山丛谈》卷2载曰：“国朝礼大臣故事，亦与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有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朝野杂记》甲集卷5也记载说：“国朝故事，郊祀大礼，宰臣、枢密使赐银帛四千匹，两执政三千，……庆历二年，减冗费，于是执政以上各减一千，……遂为定制。”
二府大臣迁官，依例也有赏赐。宋代二府宰辅拜官、加阶勋和封邑，原无赏赐，“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春明退朝录》卷下）此外，朝廷如有政事告成，宰辅也有功劳。元祐二年（1087）九月，因西北边塞作战胜利，“太皇太后遣中使赐宰臣、执政酒果，并黄金三百两，犀带两条。”（《长编》卷405）赏赐过多、过频，增加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元丰六年（1083）七月，“诏自今宰臣、执政转厅，除支赐外，其使臣等恩泽并减半。”（《长编》卷337）
对于这些赏赐，臣僚曾有议论。“故事，执政生日皆有赐予，诏言助其燕喜。”治平元年（1064）正月，宰相曾公亮生日，翰林学士贾黯言：“将相大臣，同国休戚，宜权罢赐。”曾公亮也说：“朝廷向来止沿旧例，未经讨论。今黯所言，实于人情为顺，望赐允从。”然还是诏曰：“以大臣已经赐者，令赐之如例。”（均见《长编》卷200）对郊祀礼典赏赐，宰辅也屡屡推辞，如乾道六年（1170），宰相虞允文“率同列恳辞”，获孝宗同意，“自是进书、加恩，悉多辞赐矣。”（《朝野杂记》甲集卷5）其它朝廷赏赐，有时或由部门正式提出削减请求。如元祐三年（1088）闰十二月，“三省言：‘官制之行，三省并建，宰臣、执政官迁除颇频，其锡赐物在一年内者，请减半给。’诏：虽一年外，并减四分之一。”（《长编》卷419）
④ 役使杂务军士。
宰辅在位期间，朝廷安排一定数量的杂务军士，听从他们个人调配使用，相当于他们个人的勤务人员。天禧五年（1021）七月，朝廷为此制定限额，诏曰：“给宰臣、枢密使杂役军士三十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二十人。皆以雄武兵充，著为常例。若指抽外州兵亦听。”（《长编》卷97）
⑤ 官职升迁。
宋代差遣与官职分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等，都是差遣，所以，宰辅在位期间，每逢朝廷庆典或因某事告成，依例皆进官迁职。如天禧五年（1021）三月，“辅臣以天章阁成，并进秩。”（《长编》卷97）《长编》卷102引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说：“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官。天圣二年南郊，吕夷简恳请乃止。”①这次是因为立皇后郭氏，宰相王钦若封冀国公，枢密使曹利用改封鲁国公，“参知政事吕夷简与同列豫辞之，遂著于式。”（同前）朝廷有时仅仅因为二府班子的调整，也给各位执政进官迁职。如嘉祐（1061）闰八月，首相富弼母丧丁忧，次相韩琦改任首相，二府班子调整，二府执政“并进官一等”，“参知政事孙抃、欧阳修，枢密副使赵概、包拯并上表辞所除官，从之”（《长编》卷195）。但是，许多时候对宰辅的恩典并不顾及朝廷成规，宰辅在位期间依然频频进官。《容斋四笔》卷11《京丞相转官》载：
京（镗）右丞相，以（庆元二年）十月受册宝赏，右正议转宣奉；十二月用敕局赏，当得两官，以一回授、一转光禄；（庆元）三年二月，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有旨三项各转两官，辞之至四五，诏减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转金紫。四月之间，陟五华资，仍回授三帙。
正议大夫为从三品，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八阶；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二品，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三阶。京镗并不是为己牟利揽权的宰相，其升迁是依据朝廷惯例，四个月之间连连迁升，恩宠无比。
这种宰辅加官晋级过于频繁的现象，也多次引起台谏的议论。仁宗庆历三年（1043）三月，因宰相吕夷简罢相，二府调整班子，宰辅“皆进官”，侍御史沈邈言：“爵禄所以劝臣下，非功而授则为滥。今戎马屡警，未闻庙堂之谋有以折外侮，而无名进秩，臣下何劝焉。”（《长编》卷140）明智的宰辅也因此屡辞所进之官，上述吕夷简等人所辞就是一例。
⑥ 荫补制度。
荫补又称“恩荫”、“任子”、“门荫”、“世赏”等，是朝廷根据官员职位、官阶的高低而授给其子弟、亲属、门客以相应的官衔和差遣的制度。北宋真宗以后，形成比较固定的荫补制度：文官从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
荫补制度最大的受惠者是宰辅，他们在职期间乃至去职以后，子弟、门人都从这项制度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据《庆元条法事类》卷2《荫补荐举格》载：仅逢朝廷大礼典，宰相可门荫十人，执政官可门荫八人。荫补之滥，仁宗时左正言孙沔说：“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离襁褓，已列簪绅。”因此要求“约束人数”，“定其久制”（《长编》卷132）。
宰辅所荫子弟的官阶，原来起级较高。“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北宋前期水部员外郎是从六品以上。吕蒙正继任后，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阴谴，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太宗接受了吕蒙正的建议，此后，“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均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②
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又对任子的官职做了限制，仁宗诏曰：“宰相、使相，旧荫子为将作监丞，期亲太祝、奉礼郎，自今子、期亲悉如旧，余亲以属远近补试衔。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子为太祝、奉礼郎，期亲校书郎，今子孙及期亲、尊属如旧，余以次补试衔。”“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为大艾也。”（《长编》卷145）这种限制，对宰辅的直属亲戚，依然十分照顾。
⑦ 允许骑马入禁中。
中书门下地处禁中，为显示宰辅地位的崇高，宋代允许宰辅骑马进入禁中，直至中书。真宗咸平三年（1000）八月，一度改变旧制，十一月，“诏宰臣、参知政事依旧许令骑马入中书大门，至逐厅下马。”（《长编》卷47）神宗改制后，宰相允许至都堂下马，执政于本厅下马，后经尚书右丞王安礼争议，左右丞同样被允许至都堂下马（详见《长编》卷326）自此，宰辅一直享有这项殊荣。
元丰五年（1082）八月，对宰辅退朝时的上马之处也做了详细规定，诏曰：“执政官退朝上马，宰臣于枢密院隔门内，知枢密院以下于隔门以外。都堂聚议退，左丞于门下侍郎厅，右丞于中书侍郎厅。”（《长编》卷329）
⑧ 追封祖先。
现任中书和枢密院二府长官，依据制度可以追封三代。真宗咸平四年（1001）二月，舍人院上《重详定百官封赠条制》，重申了这一条。
此外，宰辅们还有许多临时的、例外的优厚待遇。如真宗时宰相毕士安、寇准曾为自己落第的亲戚子弟求赐科名，真宗“不得已而从之”（《长编》卷59）等等。
3、去职以后。
宰辅因多种原因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除了贬谪以外，朝廷都有格外恩典，以示优厚大臣。
①赏官爵。
宰辅去职，最通常的赏赐是进官加职。宰相的进官加职，有一个演变过程，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石林燕语》详述说：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普）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讫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拯）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夷简）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随）、陈文惠（尧佐）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曾）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祐，贾文元（昌朝）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讫今不改也。
宋代官制，官、职、差遣分离，“职以待文学之选”。殿学士指诸殿大学士、学士，包括观文殿、资政殿、端明殿、保和殿，以及曾置而改名的文明殿、紫宸殿、延康殿、宣和殿等的大学士和学士，都是职名。“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宋会要·职官》7之1）朝廷设此，特用以恩宠离任的宰相和执政。“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同上）皇祐元年（1049），置观文殿大学士，“以授贾昌朝，自是尝任宰相者出必为大学士。”韩绛因得罪罢守本官，后为观文殿学士，“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至王安石罢职，又为观文殿大学士，“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是遂为故事。”（均见《宋会要·职官》7之17）
② 授旄钺、赐御诗。
真宗咸平元年（998）十月，参知政事李至“以目疾解机务，及授旄钺，入见恳辞，上曰：‘此唐朝故事，废之久矣，特命振举，示优贤也。’又赐御制诗，宠其行。”（《长编》卷43）
③ 赏赐、录子弟。
宰辅去职或致仕，朝廷往往有所赏赐，并恩录其子弟。张士逊是宋代第一位宰相得致仕者，“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致仕”，“月给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伞，又与一子五品服”（《长编》卷127）。部分宰辅是在位时去世的，朝廷的赏赐就格外丰厚。天圣三年（1025）十一月，宰相王钦若去世，病重时已赐“白金五千两”，卒后又“赠太师、中书令”，“录亲属及亲信二十余人”，“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长编》卷103）其余宰辅去世时的赏赐亦不菲。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先前赐“白金五千两”，卒后，“赠太尉、中书令”，“录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兄子皆赐同进士出身”（《长编》卷56）。天圣七年（1029）二月，参知政事鲁宗道去世，先前“赐白金三千两”，卒后“赠兵部尚书”（《长编》卷107）。
④ 同议军国大事。
一些已到致仕年龄、筋力未衰、又得皇帝信任的宰相，致仕以后，皇帝还要特别下诏，让他们参预军国大事的商议。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诏“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长编》卷140）。
这种做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设立“平章军国事”，“
遇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长编》卷377），为后来权相把持朝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⑤
陪祀大礼。
皇祐二年（
1050），仁宗祀明堂，“范公（仲淹）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衍），西都起任安惠公（中师）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春明退朝录》卷下）显然，这是朝廷优礼前二府大臣的一项举措。
⑥
厚赐丧葬。
已经退休致仕的前二府大臣去世，朝廷皆有厚赐，以示恩典。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卒，神宗“闻讣，辍视朝三日，发哀于后苑，遣句当御药院李舜举特赐其家银、绢各二千五百两匹。”又差内侍张茂则、外官吕景阳、陈安民负责安排葬事，神宗亲自为碑文，篆其首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长编》卷265）。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曾公亮卒，神宗“奠哭之，辍视朝三日，……恩礼视韩琦”（《长编》卷287）。
此外，朝廷对前宰辅的恩典难以一一尽数。如对退休宰相朝廷也时有赏赐，庆历六年（1046）二月，“赐太傅致仕张士逊月俸百千”（《长编》卷156）。对已故宰相的家庭、墓地等，朝廷也是呵护备至。如故相吕端子不善理家事，家道中衰，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真宗“出内库钱五百万赎故宰相吕端居第赐其子藩”，后又“出内库金帛赐之，俾偿宿负”（《长编》卷73）；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故相赵普妻和氏去世，家事纷争，真宗“诏选使臣一人，管勾故太师赵普家事，……因其家自请而从之”（《长编》卷76）。又如天禧五年（1021）二月，真宗“赐故太尉王旦坟侧僧院名曰‘觉林’，近坟田租悉除之。”（《长编》卷97）皇帝屡屡照料故相家务、坟地琐事，不惮其烦，确实是恩宠无比。朝廷还不时地下诏录用已故二府大臣子弟、亲戚。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下推恩诏，“曾任中书、枢密院及使相子，并为校书郎或三班奉职，弟、侄、孙为试寺监主簿”（《长编》卷109）；熙宁四年（
1071）九月，诏“本朝尝任中书、枢密院官及节度使、勋臣之家，后嗣无人食禄者，量材录用；无子孙者，录有服弟侄”（《长编》卷226）。
北宋前期，有宰相罢坐一事。“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意焉。”范质等人“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明，每事辄具札子进呈。……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长编》卷5）此事常常被用来做宋代宰相地位的下降的佐证。但是，这仅仅是特殊时期、宰相身份特殊的一种变更。反观两宋时期的其它所作所为，宰相显然是极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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