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治”的封建社会，各级官吏的任命和使用的权力，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亡盛衰。元祐年间，翰林学士梁焘说：“政事之本，在于用人”（《长编》卷468）。皇帝的中央集权，总是以控制用人权为主要目的之一。用人决策权是中央决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里单独讨论。

    宋代中央政府的用人权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皇帝册授高级和要害部门官员、宰相除授朝廷次要官员、吏部差注全国基层官员。元祐初，吕陶奏章中说明三者之间的大致区分云：

    这三个层次用人权的划分，也是言其大概，实际操作中并不能如此界线分明。但无论哪一个层次，宰相或唱主角、或唱配角，都参预其中，而且发挥越来越多的影响，作用越来越重要。以下分别讨论。

    宋代君王汲取唐代君主失柄、用人权归于下的历史经验教训，试图将用人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台谏也时常提醒皇帝注意用人权的有效利用，庆历八年（1048）三月，御史中丞鱼周询对仁宗说：“臣愿陛下听政之外，选材识之臣，独对便殿，访诸臣能否，曰某人宜何用，某人不足用，然后广询博采，参验异同，俟其得实，则行进退。”（《长编》卷163）对此，皇帝有系列得力的措施。

    ① 高层或要害部门官员的任命。

    皇帝的用人决策权，主要体现在高层官员的任命方面。唐代，“凡诸王及职事官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都由皇帝亲自除授（《通典》卷15《选举》）宋代承继唐人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确定高层官员的任命必须由皇帝发布制书，《宋史》卷162《职官志》云：凡“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加封，加检校官，并用制。”此外，凡“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宋史》卷401《柴中行传》）。皇帝的亲自提拔和任用，称为“特旨除授”，或称“御笔除授”、“上批”、“中批”、“御批”、“内降”、“直笔”、“旨授”等等。皇帝的特旨用人，在宋代是很频繁的，如二府宰辅的任命，经常出自皇帝独裁，二府大臣的荣辱进退，与帝王的赏识与否休戚相关。嘉祐五年（1060）四月，枢密副使程戡罢，“宰臣进拟”继任者名单，仁宗说：“朕欲用旧人”，因此任命孙抃（《长编》卷191）。徽宗即位，执政阙员，皇帝亲自一一筛选进拟的名单，最后确定为韩忠彦、李清臣、黄履三人（《长编》520）。《老学庵笔记》卷9载：“王冀公自金陵召还，不降诏，止于茶药合中赐御飞白‘王钦若’三字，而中使口传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国门，辅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师在钱塘，一日中使赐茶药，亦于合中得大玉環，径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赐，即治行。后二日，诏至，即日起发。”又，《朝野杂记》乙集卷8载云：

    孝宗登基后亟欲有所作为，所以不次命相，稍不如意又匆匆更替，任用大臣，随心所欲，将皇帝的用人权表现得淋漓尽致。孝宗任用二府大臣沈夏时，与宰相梁克家的一段讨论，也充分说明了皇帝用人的主动权。孝宗赏识沈夏，问宰相梁克家说：“侍郎有过政府例否？”梁克家回答说：“陛下用人，何以例为？”孝宗因此特除沈夏为签书枢密院事（详见《癸辛杂识》别集下）。这一系列任命中，皇帝的旨意体现的十分明显。

    两宋时期，“一代天子一代臣”的现象十分突出，新皇帝登基或亲政，总是要大批更换二府和其它要害部门的大臣，以起用自己信赖或与自己政见相同的臣下。两宋还沿袭唐代一条不成文传统，即皇帝去世，以首相为山陵使，丧葬事毕，宰相便“坚请去位”，依例皆得新即位的皇帝同意。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哲宗登基，首相蔡确没有依上述传统行事，便成为政敌攻击他的主要理由之一（详见《长编》卷362）。这种传统，事实上不过是为新即位的皇帝起用自己信赖的大臣提供一种便利。得新皇帝信赖的旧宰辅，也总是能以种种籍口留任。可以说，在两宋多数时间里，帝王把握住高层或要害部门的用人决策权。

    ② 其他官员的任命。

    皇帝精力有限，原则上不过问具体部门和地方官员的任命。然而，有时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或对某一任命特别感兴趣，同样可以插手其他各级官吏的任命或升迁，有时直接下达指示。这种出自“宸断”的决策方式，并不算违制，被朝野所接受。开宝七年（974）二月，军校史珪进谗言，诬陷权知德州梁梦升，太祖明察其奸，“曰‘梦升真清强吏也。’取所记纸召一黄门令赍付中书，曰：‘即以梦升为赞善大夫。’既行，又召还，曰：‘与左赞善大夫，仍知德州。’”（《长编》卷15）太祖的决断，可以不必咨询任何部门的意见。景德二年（1005）正月，真宗分别任命了定州、镇州、大名府等十余名知州、知府，真宗录任命名单付中书，中书宰相立即要求施行（《长编》卷59）。天圣四年（1026）九月，以“王博文为兵部员外郎、户部副使。时三司阙官，中书议除人”，仁宗以为“博文馈军有劳，此可用也”，故得任命。

    为了在用人权上取得主动地位，使人尽其才，宋代帝王花费了更多的心思，注意臣下的贤愚、才干等。《涑水记闻》卷1载：“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为籍记之。每一官缺，则披籍选用焉。”太宗平日发现有才干者，总是“记其名于御屏”（《长编》卷34），用人之时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淳化四年（993）七月，太宗“御笔飞白书（向）敏中及虞部郎中鄄城张咏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因称其材。”（同前）太宗曾对臣下说：“朕每日后殿自选循吏，候选及三二百人，天下郡县，何愁不治？迂懦因循之人，并与诸州副使、分司西京。或且给俸禄，不与差遣，然此辈又如何消国家禄食也？”（《长编》卷36）太宗不但掌握着高级官员的任命权，甚至过问地方下层官吏的任命，在两宋帝王中是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

    其他帝王作为，如《长编》卷96载：

    《长编》卷117载：

    《朝野杂记》甲集卷5载：

    ③ 皇帝用人决策时与宰辅的合作。

    在用人的决策方面，宋代许多帝王与宰辅之间有较好的协调合作关系。皇帝重视宰辅的人选推荐，宰辅则在用人问题上，尤其是在高层官员的任用方面，特别尊重皇帝的意见，推尊皇帝的最终决策权。真宗朝宰相王旦得病久不愈，真宗问天下事可付谁，王旦答云：“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长编》卷84）英宗时，宰相韩琦、曾公亮欲用欧阳修为枢密使，欧阳修以为不可，说：“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韩、曾服其言。（《长编》卷205）《湘山野录》卷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政坛、文坛佳话：

    这里，君臣之间在用人问题上有很好的合作，后任宰辅则深感前任荐引之德。可以这样说，在两宋绝大多数时间内，皇帝都没有失去用人的主动权。

    帝王在理论上、同时也是在实际中掌握着高级和要害部门官员的任用权，在这一方面，宰辅享有参议权，提出候选人名单供皇帝抉择，或对皇帝决定的人选提供个人意见，皇帝也常常主动征询宰辅的看法。皇帝征询宰辅的意见之做法，大约也分成三种，一是事先要求宰辅推荐合适人选，以供选择，如：

    二是拿自己的任命意见去咨询宰辅，以弥补缺失。《长编》卷59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正月事云：

    三是否定宰辅们的推荐，提出自己的人选；或在宰辅议论用人时，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长编》卷105载：

    在上述的用人过程中，中书或枢密院仅仅有向皇帝推荐合适人选的职责，决策权却掌握在皇帝手中。二府推荐的人选，如不合皇帝之意，一般说来要依照皇帝的旨意办理。如：

    反过来，帝王决意要重用的人选，臣下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举朝反对。庆历四年（1044）九月，仁宗欲选拔陈执中为参知政事，《长编》卷152载：

    宋代皇帝虽然握有用人决策权，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贯彻皇帝的意志，都必须通过中书宰相，包括宫廷宾妃的册命。通例，“凡制词既授閤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内。”（《长编》卷165）皇帝的接触面、视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用人问题上许多时候只是起象征性的决策作用，主要依赖臣下的推荐或决断。二府宰辅是皇帝身边的辅佐大臣，是皇帝依赖的主要对象，所以，宋代帝王往往是将用人权委诸宰辅，如仁宗要求“中书门下其采端实之士，明进诸朝”（《长编》卷192）。宋代任选官员的基本做法是“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春明退朝录》卷下）。即中书草拟任选方案，得皇帝同意，为制词颁布。宋初，太祖就强调“京朝官将命出入，及受代归阙者”，由中书派人“考校劳绩，及铨量材器，候有阙，中书类能以授之”（《宋朝事实》卷9《官职》）。中书用人具体表现为“堂除”、“部注”两种方式。“堂除”就是政事堂直接的除授；“部注”则是通过人事主管部门吏部经办的除授，同样置于宰辅的领导之下。其中以“堂除”的方式更直接地体现了宰辅的用人意志。

    ① “堂除”范围的膨胀。

     “堂除”制度由来已久，“堂除之说，天子托大臣以选择人才，无资格之拘，无关键之限”（《古今源流至论》别集卷6《堂除》）。唐代中央政府次一级的官员就由“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宋代“堂除”制度屡有变化，一种总的趋势是：随着相权的强化，宰相将越来越多的用人权揽到自己手中，“堂除”的范围也越来越开阔。

    北宋初年，兵荒马乱，制度不健全，“除授皆由中书，不复由吏部”（《长编》卷22），用人主要是以“堂除”方式。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太宗特别诏曰：“自今应临轩所遣官吏，并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审取进止。”（《长编》卷24）如此可以比较灵活主动，易于应付各种复杂紧急情况。太平兴国末年以后，朝廷行政管理逐渐正规化，中央先后设立差遣院、考课院、审官院等，掌握不同层次官员的任选，宰相的人事权受到一定限制。但是，皇帝还是经常将更多的信任给予宰辅，对关键地区地方长官的任命，要求中书直接过问。嘉祐五年（1060）九月诏曰：“齐、登、密、华、邠、耀、鄜、绛、润、婺、海、宿、饶、歙、吉、建、汀、潮凡十八州，并繁剧之地，自今令中书选人为知州”（《长编》卷192）。神宗年间，皇帝企图更多地将权力揽归己有，对“堂除”的限制逐渐严厉，甚至有废除的想法和诏令（详说见后）。然而“堂除”作为一项制度，始终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哲宗年幼即位，宰相在中央机构中的作用得以加强，“堂除”侵占吏部阙额的事情经常发生，对此朝廷中争论不断。元祐元年（1086）三月，“诏自今堂差不得冲吏部已注授人”（《长编》卷371），对“堂除”加以限制，不过奏效甚微。同年六月，又“诏：新复州县知州、军并堂除选，余吏部选。”（《长编》卷379）欲对“堂除”范围做一些划分。元祐二年（1087）八月，诏令大臣讨论确定制度，使堂阙和部阙“两不相妨”，结果是将104个知州阙归堂除，98个知州阙归吏部，堂除知州数比仁宗时增加了近一倍。这种划分并不能遏制堂除膨胀的势头，元祐三年（1088），右正言刘安世说：“近来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阙”（《尽言集》卷11《论堂除之弊》），同年十一月只得再度划分堂除和部注的范围，三省言：

    太皇太后同意三省的详细划定。元祐六年（1091）六月又诏曰：“见今堂除阙内，单、利、耀、温州知州，石州、霸州、顺安军通判，并送吏部差注。”（《长编》卷460）

    元祐年间一次又一次地限制“堂除”的努力，正说明了“堂除”范围的不断膨胀。元祐臣僚的做法，为北宋末年以来权相滥用人事权开了先路。

    哲宗以后，皇帝不断发布各种诏令，限制堂除，却没有实际效果。到南宋绍兴年间，堂除知州军89处，吏部仅27处，甚至“京官知县并堂除”（《中兴圣政》卷9），此外，诸路监司的属官、坑冶监官等也被收为堂阙。孝宗时以至“知州军阙尽归于堂，而吏部更无知州军一阙以待孤寒资格之人”（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9《集议繁冗虚伪弊事状》）。南宋后期皆权相当政，用人如同囊中取物，更加随心所欲。

    ② 宰辅以用人为己任。

    皇帝在任用官员时对二府宰辅的依赖过多，就往往将用人权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二府宰执的手中。在任用官员的问题上，无论是哪一层次的，皇帝主动发表意见的时候总是比较少见，经常性的是二府大臣做出推荐并决断。然而，更多的时候，皇帝是有意将用人的决策权委之于宰辅，发挥相权的中枢调配作用，皇权只是做一种宏观调控。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中书请以盛度权知开封府，真宗回答说：“可更问王旦”，事后证明了咨询的必要性，真宗评价说：“王旦铨量才品极当，必使人各得其所，此岂可不问也？”（《长编》卷88）熙宁年间，神宗特别信任宰相王安石，曾令参知政事冯京传谕王安石说：“自今进用人，或不可于意，但极论。”（《长编》卷237）此时，皇权和相权是相辅相成的。从理论上到实质上，皇帝都没有失去用人的决策权，在实际操作中，又是宰辅把握着用人决策权。皇权和相权，在宋代有着很好的协调合作关系。

    宋代在任命高级官员时的一般程序如下：首先由二府进拟准备任用者的名单，以供皇帝决断，得到皇帝最后首肯，中书依据所授予的词头，转入起草诏书之类的第二步具体工作。如果二府进拟名单不合皇帝意，就需要做再三的修订，以协调君臣的意见。例如，仁宗天圣元年（1023）八月，朝廷任命陕西转运使，“先是，宰相连进数人，不称旨。”最后，所拟的名单中有权开封府判官、侍御史俞献卿，“上曰：‘此可矣。’即命献卿往。”（《长编》卷101）《宋会要·职官》1之16言：“朝廷有除拜，中书吏赴院纳词头；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词头者。”中下层官员的任命，就更加简化，不必征求皇帝意见，“凡所除授，先由大臣进拟，而后下于中书、门下两省，臣僚无异论，则命词省审授之。”（《宋会要·职官》1之48）在这一系列任命官员的运作过程中，中书宰相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此外，中央和地方上各级官员的任用和升迁，也都必须经过二府审核这一道关卡。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真宗诏曰：中央和地方官员才干“如实有可取，即送中书、枢密院，再加考核取裁”；或“先送中书、枢密院参详，别与引见”（《长编》卷73）。天圣七年（1029）九月，“诏审官院，自今定差知州军，令中书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长编》卷108）。

    这种“委任责成”的方式，也固定为制度，使宰相将进退官吏、选拔贤能视为自己份内之事。宰相吕蒙正对太宗说：“臣备位宰相，可以进退百官。”（《长编》卷36）右正言鲁宗道则说：“审官之任，本宰相之责，宜妙选英哲以委之。”（《长编》卷90）元祐初宰相司马光说自己“备位宰相，遴选百官，乃其职业。”（《长编》卷382）元祐末执政梁焘论苏颂说：“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矣。”（《长编》卷482）他们所说的“百官”，应该是各个层次的官员任用。承认皇帝有用人最终决策权和委任于宰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冲突。宋代帝王和士大夫对此已有共识。

    ③ 宰辅插手高层和要害部门官员的任用。

    皇帝虽然直接掌握高层和要害部门官员的任用权，但是，他们的决策往往得自宰辅的推荐，许多时候更是由宰辅代替行使决策权。甚至宰相阙任，也由现任宰相或枢密使等推荐。天圣六年（1028），宰相张知白去世，中书阙员，“宰相王曾荐吕夷简，枢密使曹利用荐张士逊”，太后刘氏最终用张士逊为相（《长编》卷106）。宰辅插手这些方面的官员任选，表现方式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坚持自己的正确用人主张，迫使皇帝听从。

    宰辅有时推荐的人选，不合皇帝之意，被屡屡驳回。然宰辅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最终获得君王的首肯。这种决策方式，从表面上来看依然是帝王最后拍板，但实际上的决策是由宰辅做出。当然，这时候必须是一位明智、有纳谏容量的帝王在位。

    赵普、吕蒙正都以直言著称。王珪则是北宋有名的“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长编》卷356）连王珪如此阿谀圣意的宰相，有时在用人问题上也要坚持己见，原因是宋代宰相将荐人、用人视为自己的当然职责。熙宁年间，王安石为相，朝廷任命大臣，神宗意见多次与王安石相左，反复讨论争议，最终采纳的总是王安石的用人方案。寇准尝自言用人标准：“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谓进贤退不肖也。”（《长编》卷62）寇准在中书时，因此大胆破格用人，在这一方面，宰相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其二，宰辅虽然是用人的最后决策者，却将恩德归诸帝王。

    在用人推荐与决策过程中，宰辅默默地做实际工作，皇帝享受“用人之明”的称誉，对外维护了皇帝用人之决策权。宰辅这样谦和的行为和态度，维持了皇帝用人决策权表里的谐和，避免了帝王可能生发的嫉妒之心，使得帝权和相权处于一种融洽的关系之中。

    其三，权相当政时，用人权成为他们结党运私的一种主要手段。

    南宋后期权相韩侂胄、贾似道当政时，门生、故吏、仆夫皆跻身朝廷显贵，用人尺度已被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陈自强则以侂胄童子师，自选人不数年致位宰相，，而苏师旦、周筠又侂胄厮役，亦皆预闻国政，超取显仕。……惟所欲用，三省不预知也。”（《宋史》卷474《韩侂胄传》）贾似道则凭贿赂授人以官职，“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这种权相任人唯亲的现象，甚至发展到逐步把持科举考试。《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6称：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月，“亲试举人，考官以秦桧孙秦埙为第一，……同榜三百三十余人，桧之亲党居多，天下为之切齿。”

    但是，两宋这种权相操纵用人权的特殊情况，时间即短，皇帝的最终决策权也没有被完全侵夺。皇帝只是过于依赖某一宰相，或过于懦弱、昏庸。如果皇帝想发挥作用，权相立即退居其次。如徽宗曾轻易地将蔡京贬谪出朝，高宗轻易地从秦桧手中取回权力等等。这与其他朝代成为傀儡的皇帝，虽个人有才干，且“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的情形有天壤之别。所以说，宋代皇帝始终从理论到实质上都握有用人的最终决策权。

    中下层官员的任选，归吏部负责，所注授的官阙称“部阙”。无论是元丰改制以前还是以后，这类吏部审官机构都是宰相的下属单位，归宰相领导，所以，宰相对其依然可以过问，“部注”人选，依然要通过中书审核。如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诏：“审官东院每季具知州军、通判阙，及合入知州、通判人姓名、功状赴中书，委中书审问，主判官详察人材，不以次选差。”（《长编》卷228）只不过宰相不直接插手中下层官员的任选，而是一种间接领导。以下对吏部的任选官员的机构做一简介。

    北宋前期设吏部尚书铨（简称尚书铨），掌七品以下文臣选授。建隆三年（962），代之以吏部流内铨（简称流内铨、吏部铨、吏部流内选等）。淳化四年（993）五月考课院并入后，并掌选人奏举与考核。元丰三年（1080）八月，改名为尚书吏部；元丰五年（1082）五月改制，再改为吏部侍郎左选。又设流外铨，归属吏部，掌在京师百司人吏考试与奏差。

    此外，掌管中下层官吏的选用、磨勘、考核、升迁的，还有吏部南曹：掌选人履历验审，将按吏部格式可以叙资迁调的选人材料送往流内铨，经流内铨注拟迁资的选人，再由南曹发给历子。这是流内铨的一个辅助性机构，熙宁五年（1072）七月并入流内铨；差遣院（京朝官差遣院）：始置于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淳化四年（993）五月并入审官院，掌考核、比较少卿监以下京朝官任满归朝待命者，据中书所下员缺，量材录用，授以新官；磨勘院（磨勘京朝官院）：淳化三年（992）十月始置，次年二月改名审官院，掌考核京朝官，以定黜陟；考课院：淳化四年（993）二月，由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改名（淳化三年十月始置），同年五月并入流内铨，掌幕职州县官（选人）的奏举及历任有过失人的考察等；审官院：淳化四年（993）二月，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又将差遣院并入，熙宁三年（1070）五月改为审官东院，考核六品以下京朝官殿最，排列其爵名、秩位，提出相应的内外职务任命方案，上报待批，神宗改制后，并入吏部尚书左选。审官西院：熙宁三年（1070）五月始置，元丰五年（1082）五月改为尚书省吏部尚书右选，掌閤门祇候、大使臣以上武臣磨勘、差遣。这些部门，在不同的时期内职能有所交叉或取代。

    元丰改制，审官机构经过演变、合并，确立为“吏部四选”，即吏部尚书左选、右选和吏部侍郎左选、右选，其具体分工为：

    四选制度确立后，宋代中下层官员的管理、任选机构从此定型，一直绵延到南宋末年。

    宋代皇帝和宰辅在用人方面基本上能协调一致，如上所述，同时又有矛盾之处。两者既相辅相成、相互依赖，又有相互控制的一面。

    ① 皇帝对宰辅用人权的控制。

    首先，好猜忌的皇帝并不能对臣下完全放心，他们要耍弄各种权术，以达到控制宰辅用人权的目的，使自己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或有更多的发言权。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君王（包括垂帘的太后）对自己和二府大臣没有信心的时候。

    章献是宋代第一位垂帘的母后，她生恐臣下不服或欺瞒，就使诈以操纵用人权。

    皇帝对用人权的控制，还典型地表现在对宰相“堂除”用人的限制上。相对来说，宰相比较喜欢采用“堂除”的方式用人，将人事权直接操纵在自己手中。“堂除”的范围虽一定之规，但并不严格，因人因时而异。神宗时，皇帝与宰相曾为此有过争执，《宋会要·职官》1之18载：

    根据神宗意见，宰相不应该直接插手下面地方人事任免，“堂选”范围不应该过于宽泛，宰相应该将精力投注于“择百官之长”，关注中央高层的人事任用。对于“百官之长”，宰相则仅有推荐权，决策在皇帝，所以，进一步连“堂除”也可以废除。元丰四年（1071）八月一日诏：“中书自今堂选并归有司”。同年十一月六日诏：“自今堂选、堂占悉罢，以劳得堂除者，减磨勘一年。”（《宋会要·职官》1之19）不过，“堂除”并没有因为一纸诏书而废罢，在两宋选官制度中依然盛行“堂除”方式。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三省因“在京堂除差遣累有增改，而吏部阙少官多”，具体裁定“中书省差”和“吏部差”的界限（详见《宋会要·职官》3之9、10）。皇帝为了控制“堂除”用人，又规定“堂除簿每月一次进纳，逐名下声说出身、岁月、历任、资序，如有功过，即述其要，仍具系与不系宰执有服亲”（《宋会要·职官》8之7）等，以便皇帝审阅浏览。“亲属，其旧法不系堂除”（同上）。

    在监督过程中，皇帝还可以随时纠正宰相“堂除”过程中“任人唯亲”的倾向或做法，《齐东野语》卷1载：

    朝廷多次立法，抑制任用宰辅子弟。熙宁四年（1071）三月八日，“诏在京官不得举辟执政官有服亲。以御史知杂舒亶言：近论蒲宗孟不当荐举同知枢密院韩缜侄宗弼，乞立奏举法故也。”（《宋会要·职官》1之19）其意图也是抑制“任人唯亲”的做法。

    皇帝对宰相用人权控制的极端就是剥夺其权力，这样的事例在南宋也曾发生过。理宗时的参知政事崔与之曾描述当时用人的情况说：“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皇帝破坏“委任责成”的模式，意味着朝纲已乱。南宋宁宗时宰相余端礼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宋史》卷398《余端礼传》）这些不正常态，多数发生在南宋。

    ② 宰辅对皇帝用人的诤谏。

    从宰辅的角度出发，则要求帝王用人不能独断独行，随心所欲，上面曾举例宰相在用人时的坚持己见。当宰辅被不同程度地剥夺用人权时，他们就要提出抗议意见。右补阙田锡在上书时指出太宗的处事不当，其一是“宰相不得用人”，建议“宰臣若贤，愿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贤，愿陛下择可用而任之”（《长编》卷25）。总之，应该充分发挥宰相的职能作用，将用人权放心地交到宰相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