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忆兵  著

 第四节 相权短暂的萎缩

    宋代相权确实曾经一度萎缩，但这是个别皇帝不遵循规章制度、过分揽权的短期行为，在宋代并不具典型意义。这种情况发生在宋太宗掌政的前期，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情形。

    1、太宗登基的特殊背景。

    太祖与太宗之间的权力交替，有许多不明不白的神秘之处，后人从中嗅到了宫廷政变的可疑气味。这一次政权更替，破坏了已成习惯的“父终子代”的继承法，而代之以“兄终弟代”的方式。这样的皇位继承方式，据说是太祖和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前的遗命。太后意识到赵宋代周的原因是“柴氏以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所以告戒太祖说：“汝后当传位汝弟”，且说：“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当场听从了母亲的告戒（《长编》卷2）。且由赵普写成誓书，藏之金匮。有关这段“金匮之盟”故事的真实性，历代都没有人怀疑，近代史学家张荫麟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其中有五大破绽，断其为伪造。

    宋太宗要用编造谎言的方式来证实自己入继大统的合法性，已经可以隐约看出这一次皇位交替的不可告人之处。开宝九年（976）太祖去世时，太宗已经38岁，太祖次子德昭也已经25岁，第四子德芳已18岁，太祖就是传位于子，也称得上是“立长君”。据说，太祖临终，“夜召晋王（太宗），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长编》卷17）《长编》中的这一段是根据文莹的《湘山野录》载入，当时的《实录》与《正史》皆避而不谈。后人则怀疑其中有政变的阴谋，以“烛影斧声”指太宗杀兄夺位。况且，太祖皇后宋氏则曾试图让德芳承继皇位，只是发现太宗已经抢先一步后，才特别凄惨地说：“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长编》卷17）太祖十月去世，太宗登基后，于当年十二月便改元为太平兴国，《长编》卷17称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种种情形，使得太宗的皇位承继笼上了一团浓浓的疑雾。

    2、太宗的疑忌心态。

    太宗以不明不白的手段夺得皇位后，疑忌之心特重，对他人时时戒备，不惜采取残酷打击的手段。太平兴国四年（979）八月，逼死侄子德昭；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以谋反罪一贬再贬皇弟廷美，并将其逼死在贬所；又因此逼疯儿子元佐。这一系列惨不忍睹的骨肉相残的情景，在皇位承继相对平稳的宋代是十分罕见的。直到晚年，对自己亲手确定的皇太子，依然猜疑重重，对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长编》卷38）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对待二府大臣更是如此。太宗其实没有信任过一位二府大臣，认为他们无非都是依附皇权、贪慕荣华富贵的自私之徒。同知枢密院事刘昌言罢，太宗就认为他应该是为失去荣华富贵而“啼泣”不已；宰相吕蒙正罢，太宗又“想其目穿望复位矣”。钱若水曾当面驳斥太宗，认为当时“不求荣爵者甚多”，刘昌言、吕蒙正即使罢二府职，也不至于如此卑污可怜（详见《长编》卷41）①。正是因为对大臣的品质有这种极其轻蔑的认识，太宗就不会放心地将权力交给臣下。所以，右补阙田锡批评太宗对待宰相是“置之为具臣，而疑之若众人”（《长编》卷25）

    3、相权的萎缩。

    太宗在位期间，由于过分的猜忌心理作怪，对臣下一概不放心，大权独揽，事无巨细，皆喜欢插手过问，其勤政发奋，在两宋帝王中实属罕见。太宗自称“朕自君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四方之政，至于百司庶务，虽细微者，朕亦常与询访，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又说：“有司常职，米盐细事，朕亦不惮劳苦，并躬亲裁断。”（《长编》卷38）这一切并不是太宗的自我夸大之辞。在军事方面，因为对将帅的猜疑，边塞作战时太宗喜欢亲授前敌指挥员以阵图。太宗年间，是宋朝对周边民族之军事势力由优势转为劣势的关键时期，王禹偁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长编》卷42），即太宗对将帅的不信任是宋朝军事势力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政方面，或“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长编》卷22）；国家财用也“孜孜庶务，或亲为裁断”（《长编》卷34）。行政方面，则“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材，拔而用之”（《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置差遣院以分中书用人权，“诏应京朝官除两省、御史台自少卿监以下奉使从政于外受代而归者”，“考校劳绩，品量材器，以中书所下阙员，类能拟定，引对而授之”，原来“除授皆出中书”，“至是，与朝官悉差遣院主之”。（均见《长编》卷22）淳化二年（991）八月，置审刑院以分中书司法权，“凡狱具上奏者，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复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中复裁决讫，以付中书”（《长编》卷32）。

    太宗如此作为，部分相权或被收归皇帝所有，或被新设的机构所分割，相权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宰相吕蒙正对太宗说：“今陛下躬决万几，臣下止于奉行圣旨”（《长编》卷36），实际情况也大致如此。太宗喜欢用才能相对平庸、阿顺听话者为相，如宰相李昉，太宗评价说：“自知才微任重，无所弥纶，但忧愧而已”（《长编》卷39）。太宗自己也责怪二府大臣“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长编》卷34），但太宗就没有反思一下现状如此的根本原因何在。太宗在位期间，是宋代相权最为萎缩的时期。

    宋代与此类似的还有神宗朝。神宗是一个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个性鲜明，有相当的才能和开拓意识。神宗开始时完全信赖王安石，自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去职，神宗越来越难以相信臣下，逐渐独揽朝纲。元丰改制，神宗规定三省轮班奏对，以便自己一手统领。《长编》卷288称：“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敢进规。”当时的宰辅们，也多阿顺神宗旨意，王安礼说：“吾侪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长编》卷336）如此以来，朝廷越来越缺乏真正的人才，神宗也“有无人材之叹”（《长编》卷338）。这是宋代相权的又一度萎缩，只是时间与太宗朝相比，更为短暂。

    宋代的这两次相权萎缩，原因错综复杂，与皇帝的登基背景、个性、才能、志向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讨论的设置差遣机构以分宰相权力的作为，许多也发生在这些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将短期行为扩张为普遍行为，以至对宋代宰相的职权产生不应有的误解。太宗朝相权之萎缩大约持续二十余年，神宗朝则不到十年，二者相加，亦不过三十年左右。在认识到宋代曾经有过的相权之短期萎缩的现象之同时，也不应该以这短期现象去衡量其它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