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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宰辅制度的沿革与宋代宰辅制度
宰辅是历代帝王治理国家的辅佐大臣，在古代政治体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从先秦汉唐，一直绵延到宋代，
宰辅制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研究者的眼光定格在某一特定“时段”时，首先应该追溯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
第一节
汉唐宰辅制度之沿革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经历了“三公制”、“三省制”、“内阁制”之三个阶段变化，从两汉至隋唐，正处于前两个阶段的演变转化过程之中。司马光等曾简单回顾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制度发展历程，说：
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已失职矣。及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
（《长编》卷431）
如果要透彻地理解两宋的宰相制度，就必须对这一段历史有个简单回顾。
1、宰相
宰与相原来不是一个固定词组，先秦时它们分别独立使用。
“宰”，在先秦血缘氏族社会中，最初是指掌管家务的总管，《韩非子·说难》云：“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汙也。”春秋时期，家就是国，家臣就是国家官员，所以，“宰”就成为官吏的通称，如冢宰、内宰、里宰等等。其中，“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为六卿之一，位置已相当于后代的宰相。冢宰又被称为“大宰”、“太宰”，简称“宰”。
“相”，原有“辅助、扶助”之义，后用作官称。春秋战国时期，“相”的含义比较宽泛，大约指辅佐君王之责的大臣。其后，“相”义渐趋明朗，其义与统领百官的“冢宰”相同。《吕氏春秋·举难》称：“相也者，百官之长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庆封为左相”。在这个意义上，“宰”与“相”是同义词。后人也将天子的辅佐之臣通称为“相”，《晋书·职官志》说：“成汤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管子》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路史》称“舜得十六相而天地治。”等等。
“宰相”一词连称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庄子·盗跖》“今谓宰相”句所指的是一般的贵人。《韩非子·显学》称：“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这里的“宰相”所指的还只是与武将对称的文臣。《吕氏春秋·制乐》说：“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将“宰相”与“君”对举，含义已接近于后人所理解的。此后，历代一直沿用。
中国古代，“宰相”仅仅是一个通称或俗称，除了辽代以外，“宰相”从来不是正式官名（辽国官职分南北院，有北宰相府、南宰相府，各有左右宰相）。所谓的“宰相”，是指历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行使中央职权的官员，其职权特点是统领百官、总揽政务。“宰辅”则是指宰相和他的副手组成的一个核心领导机构。宰相副手的官称繁多，如西汉的“御史大夫”、宋代的“参知政事”等等，某些朝代将他们合称为“执政”。所以，“宰辅”也可称为“宰执”，都是指宰相和他的副手们。
2、 三公制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王朝是秦朝开始建立的，其中央官职中设“丞相”之职。《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秦始皇统一全国，沿袭前制，设左右丞相。但秦朝寿命短暂，而且资料匮乏。代之而起的西汉，最初沿袭了秦朝官职。所以，秦朝的宰辅制度可以略而不提，直接从西汉谈起。
西汉前期沿用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宰相，习惯上被称为三公。
丞相：又名相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事无不统，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唐六典》卷1说：“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汉初因之。”置两员时分左右，以左丞相为首相。或更名为相国。秦始皇尊吕不韦，特置相国，故丞相与相国虽说是一官异名，然以相国为尊，如曹魏时司马师兄弟为相国即此意。汉文帝时周勃罢，以陈平为左丞相，后遂专置一相。
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独置一员时，御史大夫其实就是次相。《汉书·朱博传》说汉高祖“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总领百官。”
太尉：“掌武事”（《汉书·百官公卿表》），与丞相地位相等。西汉时丞相权力极大，武事亦属其职掌范围，故往往侵夺太尉的职权，架空太尉。所以，太尉一职经常空而不设。据《汉书》统计，汉初至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任太尉者只有五人，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空而不设。汉宣帝说：“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汉书·黄霸传》）以丞相兼管太尉职事，显然又体现了汉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
上述“三公”是后人对其的一种归纳称呼，其中因太尉不常设，时人则将丞相与御史大夫合称为“二府”。
“三公”之称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流行说法。战国以来以“三公”为辅佐天子的最高官吏，而具体所指又众说纷纭。西汉初期将负有宰相职责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之为“三公”，但三公之间地位并不平行，以丞相为核心。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变革宰相制度，太尉改称大司马、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与丞相合称“三公”，“分职授政”，地位平等，三公鼎立的制度得以确立。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又将丞相改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公”，以大司马居首。东汉立国，采用了三公鼎立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后，“三公”官制又有反复改变，所领职事大致相同，皆为宰相之任。不过，也是从东汉光武帝开始，尚书权力不断扩张，逐渐取代宰相，三公也因此缓慢演变成为一种荣誉虚衔，不再是握有实权的职事官。至宋代，仍保留三公称号，作为加官或寄禄官阶，大都是对宰辅表示优宠的措施，前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政和二年（1112）后，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3、三省制
相权与帝权是一对既统一又冲突的矛盾。国家政权的正常运作要求在皇帝的专制之下宰相有效地行使职权，而宰相权力的扩大又必然削弱帝权。皇帝既依赖宰相治理国家，又对宰相存有疑忌之心，不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相权，把剥夺回来的种种中央行政大权交给自己身边的亲信。于是，相权就逐步转移，
“三公制”因此也就逐渐演变为“三省制”。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是宰相制度从“三公制”到“三省制”演变的内在推动力
①、尚书省。
“尚书”的设置在秦朝时就已经有了，《宋书·百官上》说：“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为之尚书。”
又说：“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所谓的“发书”，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启发文书，即臣下进呈的奏章，皆由尚书开启审读，向皇帝报告；一说是发布诏制，即皇帝下达的命令文告，都经尚书抄写登记，然后颁发。不管那种说法，都可以看出：“尚书”是皇帝身边亲近的司秘书之职的官员，或者说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汉武帝强化君主集权，侵夺“二府”的权力，尚书的职权大大扩张，越来越多的相权转移到尚书的手中。见于两汉史书最早的一例是霍光“领尚书事”，武帝去世后，霍光主持朝政，“领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此后，辅政大臣凡有权处理机密政务者，常常兼有此头衔。这就发展成为“领尚书事”制度。“领”，即“治理”之意。
“领尚书事”之外，又有“平尚书事”。“平”即“评议、讨论”之意，地位在“领尚书事”之下，对尚书事务具有参议、评议权。
西汉的“领尚书事”，除霍光作为特例外，基本上仍然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机构设置也比较简单，只是部分地侵夺相权，处于尚书省的形成阶段。他们的位置在宰相之下，并没有完全侵夺宰相的职权。
东汉光武帝则收三公之权，交与尚书，尚书的权力再度大大膨胀。
《唐六典》卷1称：“及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此时，尚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挥了宰相的作用。尚书的机构和官吏设置，也大大扩张，其机构名称为“尚书台”。大约有令一人、仆射一人、尚书六人，称为“八座”。还有丞、侍郎、令史等部门长官。但东汉尚书分曹不稳定，成员多变化，说明当时尚书组织还处在不断自我完善阶段。
许多史学家指出，东汉以来的三公，不仅仅是名义上或制度上的宰相，而且，在实际权力运作过程中，依然执行着相当部分的相权。史书上形容的三公与尚书的关系，有被夸大之处①。这是尚书机构发展和权力形成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尚书与三公的权利还处于此起彼伏的交替状态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晋。
曹魏后期，司马氏篡权，他们以“录尚书事”的名义总揽朝政，尚书台已经成为真正的宰相机构，尚书台长官也就成为事实上和名义上的宰相。西晋延续这种制度，三公才真正地成为虚衔，而与宰相职权无关。
西晋还有“八公”的官衔，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然必须“录尚书事”兼“中书监令”者，始能参与机密，为真宰相。尚书省的建制、职官、职责，至此已经基本上形成。
②、门下省。
“门下”在古代是一种泛称，与属下含义相近，常常用来指长官的亲信。但它与皇宫相联系时，意指“宫门之下”
或 “禁门之下”，即与“禁中”是同义词。汉代凡入值宫殿、掌管宫内内勤事务的官吏，大都属门下的范围。随着历朝皇帝加强君权措施的贯彻实行，禁中的决策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与侍中一职的演变有关。
侍中，在西汉只是一种加官，没有定员。
这些官员往往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很得皇帝信任。应劭说：“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汉武帝以前，他们更多地是在生活上照顾皇帝，而不参与政治。汉武帝以后，侍中作为重大决策之参谋、顾问人员，逐渐参与政事。东汉时，侍中成为正式职官，但依然没有固定员数、职掌、机构。《通典·职官三》说：“门下省，后汉谓之侍中寺。”此时的侍中寺，据理解仅仅是侍中在禁中的值班室。东汉侍中，已经不断参与宫廷机密事务，其主要职掌是“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后汉书·百官志三》）至东汉末年，侍中地位大大上升，有了固定的员数、职掌、机构，成为皇帝最亲近的官员。当时设侍中六员、侍中侍郎六员，他们接管“宦官所领诸署”，照料皇帝日常起居饮食，并兼有私人秘书的部分职责。
曹魏之侍中，已获得宰相的部分职权。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期，所荐留守大员，皆兼侍中以自重。
其时，侍中的主要职责是侍从左右，起参谋、谏诤作用。西晋因其掌管门下众事，始正式名其为门下省，明确规定其职掌是“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晋书》卷24《职官志》）。东晋大将军王敦官侍中，自称“臣备位宰辅”（《通典》卷21《职官典》注三），门下省作用进一步加强，成为朝廷的“舌喉机要”，职掌出纳王命，即发布诏令须经门下省审核，
《唐六典》注称其“掌诏令机密。”此时，门下省的建制、职官、职权，也已经基本确立。
北朝职官制度，大都仿效南朝。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门下省的作用得以加强，后人认为此时的门下省具有了真正宰相的权责。
③、中书省。
“中书”之称在西汉已经出现，原来叫“中尚书”。以士人充任称尚书。以宦官为之则称中尚书，掌管文书，通奏章，即以宦官身份在禁中工作的尚书人员。当尚书台逐渐独立、成为越来越正式的宰相机构时，中书也就逐渐从中独
立出来，承当起原来尚书的部分职责。
汉宣帝时，中书在政治上的作用加强。霍光死后，宣帝与领尚书事霍光的侄孙霍山的矛盾加剧，便竭力使中书替代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使中书令出取之。”（《汉书·霍光传》）自此，宦官权力渐重。汉元帝在位多病，居后宫，不常见群臣，宠任中书令石显，中书权力进一步扩大。
中书省的出现，还与秘书监机构紧密相关。东汉末年，曾设秘书监，掌图书档案。曹操受封魏王，在王府设秘书监，改用“文学通识”之士人任秘书令，增加了“典尚书奏事”的职责，负责起草机要命令，已掌管了部分秘书职责。曹丕代汉建魏，遂改秘书监为中书，另置秘书监，仍专掌图书秘记。也就是说，此时的中书，是将皇帝机要秘书的职责独立出来。
两晋承袭中书制度，中书权力进一步扩大，时而凌驾尚书台之上，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最典型的例子是荀朂因功由中书监升任尚书令，“惘惘怅恨”，对贺者说：“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晋书·荀勖传》）马端临《文献通考》说：魏晋以来，“凡任中书者，皆运筹帷幄、佐命移祚之人。”至南朝，寒族崛起，中书监、令逐渐演化成清闲无事的荣誉头衔，而由中书舍人代替他们发挥作用。
④、三省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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