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忆兵  著

前言

    历代职官制度，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组成部分，而以中央职官制度居首要地位。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宰辅制度是其枢纽核心。中央政府的各种机关之设立和体制之设定，都是围绕着宰辅制度而一一展开。了解一个朝代宰辅制度的概貌，就能大致明了这一朝代的职官体制之设置，乃至基本国策、施政纲领和措施等，并进而把握这一朝代的政治概貌，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所以，宰辅制度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重头戏”。有关历代宰相制度研究，从秦汉至清代，大都有详尽的论著问世，如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袁刚的《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张帆的《元代宰相制度研究》、谭天星的《明代内阁政治》等等，惟独宋代是一个空白点。

    宋代宰辅制度与宰辅机构的设置十分复杂。首先，它的范围包括二府机构，与前代相比，多了枢密院的建制；其次，由于官与差遣的分离，许多机构或该机构的部分职能被虚化，机构设置重叠，如吏部之外有审官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等；其三，经神宗改革，机构的职能又发生不少变化，而后，北宋末年徽宗勇于改作，南宋期间高宗等又不得不改作，机构的重叠设置与不断改变之中贯彻着每一个皇帝的不同意志；其四，宋代宰辅权力的流动性极大，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后人的零星研究，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尤其很少从机构的实际运作和权力具体表现的过程中去梳理所有的史料，得出比较深入的、全面的结论。而且，宋代流传至今的史料庞杂繁多，今人未来得及对它们做出全面的梳理，所以，宋代的宰辅制度到今天仍然如同一团迷雾，扑朔迷离，对同一史实学者常常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面对这一学术研究空白，本书详尽地研究了宋代宰辅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阐述了相权的演化轨迹，以及宰辅内部权力之流动、宰辅与三司之关系、宰辅与台谏之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从而得出以下结论：宋代宰辅制度正处在从三省制向一省制转化的衰变阶段，其间经过恢复三省制的尝试，最终完成了从三省制到一省制的转变；在宋代宰辅集体领导制中宰相个人权力在不断膨胀，这是由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所决定了的，到了南宋大致进入权相时期；宋代参知政事是宰相的行政助手，偶尔发挥牵制宰相的作用，然多数时间受控于宰相；宋代二府关系中宰相处主导地位，且逐渐吞并枢密院权职，最终两套班子合并为一；宋代三司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始终隶属于宰辅领导，元丰改制后就融入尚书省，完全成为宰辅的下属机构；宋代台谏最初尚能发挥对宰辅的监察作用，神宗以后逐步为宰辅所用，徽宗以来最终为宰辅所控制；宋代宰辅的职权完全是在宰辅们之间流动，即在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长官之间流动，此长彼消，这与三省制建立过程中，宰辅职权外流到当时仍非宰相机构的尚书台、中书省不一样。本课题研究注重以下三点：其一，以能够收集到的、流传至今的宋代第一手史料的全面梳理为研究的基础；其二，重视机构和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着重于动态的过程研究，而不仅仅停留于正史《职官志》之类的已成模式化的固定材料之复述；其三，在材料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力求贴近或“还原”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治”的社会里，国家和朝廷的每一项规章制度都是没有根基于“法”的意义上的根本保障，国家虽然有基本可遵循的法规制度，但永远要视独裁者的兴趣而定、而转移，每一项制度必然都有例外。所以，每一位宰辅的职能和职权，既要依据制度之规定，又往往因帝王的喜好而改变，宋代也不例外。这是必须引起研究者重视的一个问题。研究者需要澄清制度，辨别例外，既不因固定的制度而舍弃例外，又不因个别例外而否定制度。同时还必须辨明：这些例外是短期非正常态行为，在两宋历史流程中偶尔存在；还是不断地重复出现，以至成为惯例而实际上替代了制度。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制度有可能逐渐被例外所替代，成为新的制度。对宋代宰辅制度的某些侧面，不同学者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往往是因为侧重的史料不同，没有很好地将制度与例外区分开来。本书所坚持的“动态”研究立场，就是注重了这些区别。

    此外，在宰辅制度的讨论过程中，宰相所处的位置当然最为显眼突出，他们是宰辅机构中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与决策者，在宋代相权强化过程中他们的作用越来越变得举足轻重。自始至终，他们是宰辅机构中的主体成分与主流倾向。本书的研究也是以宋代宰相制度研究为核心的，带动其他宰辅制度研究的展开。力图形成主次分明、轻重突出的网状结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