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日本古代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 韩 昇著 30万字
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5年7月印行 发行者:邱家敬
日本九世纪以前的大陆移民,不仅是日本古代史上,而且也是东北亚民族国家关系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日本学术界早就开展研究,取得大量成果;许多韩国学者也参与讨论,更使之成为热门的国际性研究课题。但是上述研究大多局限于日本古代史范畴,有些甚至将中国文化混淆为朝鲜文化,造成不少误解,因而至今尚未见系统性的大陆移民史问世。而国内的学者多从中国史籍出发来研究此问题,尚未真正利用日本的原始资料,因而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韩昇博士的专著《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克服了上述中外学者这两方面的缺陷,又广泛吸收了其研究成果,从而在国内首次将这个问题从以往关于徐福等若干传说的研究提高到根据户籍、文书、碑记等原始资料进行综合考察的新水平,为今后的研究建立起系统的学术规范。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公正地指出,本书在许多方面“推翻了学界通论的根据,基本上探明了于华北动乱时期逃往乐浪诸郡的汉族在朝鲜半岛定居之后,又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迁徙到日本的经纬,且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本书力图以人口流动为主线,把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问题作为东亚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有机地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陆移民史画卷,揭示了东亚世界紧密的内在关系。
在第一章“绪论”里,作者首先指出,日本古代史籍将大陆移民称作“归化人”乃是日本“王化思想的典型反映”和后世种族歧视的思想根源(p.9)。接着具体分析了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的原因,区分主动性移民与被动性移民两大类型,以及迁徙的三个阶段,深入考察每个阶段的特点。继而又通过对乐浪、带方二郡多方面的考察,剖析了移民产生的国际关系背景,从而将移民问题与东亚诸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突破了以往将移民问题仅仅视为某个国度个别问题的局限。
第二章“各国移民待遇的比较与伪造谱牒问题”,作者逐一分析日本现存古代谱牒《新撰姓氏录》中的各国移民氏族和伪造谱牒道实际情况,并以唐朝移民的身分地位为主要参照基准,比较中国和三韩移民在赐姓、改姓、叙位和任官等方面的差异,发现了朝鲜移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受优待的事实(p.89),从而推翻了将大多数中国移民氏族视为朝鲜移民氏族的立论根据。这一重大突破,澄清了将中国移民及其文化混淆为朝鲜移民文化的误解,为中国移民及其文化传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中国的乡村社会与日本的大陆移民组织”进一步从战乱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切入,指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每次较大的动乱,都引起辽东地区人口由北往南的流动,有些为三韩所吸收,有些则进一步逃到日本(p.136)。朝鲜汉人流民集团与中国坞壁集团极其相似(p.164),应置于中国流民的延长线上来认识,进而把握中国制度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迁徙到日本的大陆移民,“依靠政府力量实现组织再编,根据生产需要组建为^{下线=12}民族混杂的人为性集团^{下线=0}”(p.180)。这一全新的论证,克服了以往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圆满说明了移民集团中中国文化与朝鲜文化重叠、各国移民混杂的学术难题,揭示了日本的移民集团形成、发展、分化的复杂过程及其组织结构上的深刻原因,独具匠心。
第四章“吴国、吴人与吴文化”,吸收中国考古学家研究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成果,逐一对比中日两国史籍的记载,判定日本史籍中的“吴国”中国江南,推翻了日本与韩国学界把“吴国”比定为朝鲜某地的流行观点(p.218)。并从儒家和佛教、语言习俗、医学、音乐、金属锻造和织染技术等方面,阐明了罕见研究的日本南方文化因素(第237页)。
第五章“大陆移民社会”,具体考察了大陆移民的人口分布、居住类型和婚姻关系,指出了大陆移民的分布具有迁入式、混居式和聚居式等三种类型;并“始终处于日本同大陆来往的交通线上”(p.249);其婚姻主要是保持传统的集团内部通婚(p.282)。移民社会的形成,是移民得以在异国他乡长期保持本国文化传统并对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这些看法富于启发意义。
第六章“移民的主要活动事迹”,深入考察了移民在政治、军事、外交、制度建设和文教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及影响,揭示出大陆移民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最终促成日本实现唐朝文化本土化的工作,完成了向律令制国家的体制转换(p.311)。
第七章“早期佛教的传播”,分析批判了佛教自朝鲜传入日本的各种观点,指出佛教在日本存在着早期民间流传与成为国家宗教的两个不容混淆的传播过程(p.329),并进一步考察了早期佛像器具及大陆移民在佛教流传中的活动,把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向前推移,并判定首先是由中国南朝反复多次传入的。这些创见从正面冲击着日本学界的通论。
纵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作者是以中国史学者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古代史,因而视野开阔,分析客观透彻。日本至今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陆移民史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囿于本国史的局限性。而作者则能够超脱于此。将各国史籍融会贯通,从东亚史的角度,探明大陆移民经朝鲜半岛进而迁徙到日本阶段性过程。这一发现意义很大。首先,将日本的大陆移民问题置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之下,置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潮流之中,大大开拓了视野。其次,因为汉人移民是在朝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迁往日本的,因此,他们不能不受到当地朝鲜文化的影响,使其原有的中国文化融入朝鲜文化的因素。弄清了这点,则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普遍带有朝鲜文化色彩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也使得以此论证中国移民实是由朝鲜移民伪冒而来的观点失去立论基础。再次,作者通过对秦氏、东汉氏两大移民集团的考察,指出了移民集团是一个以宗家(始迁部落首领一族)为核心的模拟的血缘关系集团,其组织结构与中国的坞壁组织极其相似。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流民的集团性迁徙特点,从而将中国以坞壁为代表的流民组织形态先传入朝鲜,再传入日本,以此揭示出东亚的人口流动与文化移植的完整过程,克服了日本学者的局限性,从而达到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二)充分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但又不囿于旧说,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本书专辟“学术史的回顾”一节,对日本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加以借鉴和吸收,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对于日本学者的不足之处,如未将移民产生的背景与中国政局的变化相联系,仅仅把日本外来文化的源头归结于朝鲜;未将移民集团的组织形态与中国的坞壁组织联系起来考察;尚未充分利用考古发现、文献整理等领域提供的新成果;以个别氏族的出身代替整个移民集团,忽视了该集团内部的民族混杂现象;缺乏对移民社会及其文化特点的全面考察等等,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而且把这些遗留下来的学术难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可以说,作者是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之上,并针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而进行深入考察的,其研究成果的高品位与高层次就不言而喻了。
(三)多国史籍文献、考古资料的挖掘探赜、综合对比。在这方面,作者下了极大气力。首先,从1990年起,作者充分利用担任东京大学和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以及到韩国讲学的机会,大范围实地考察了古代大陆移民的遗迹,广泛收集日本和朝鲜的各类文献,乃至乡间民俗资料,涉猎极广。其次,日本古代的谱牒多有假冒编造之处,史籍记载也因是后人追述,真假参杂;而中国史籍关于倭国和三韩的记载,亦不乏传说讹闻,难以俱信。对此,作者不仅将各国史籍相互参证,而且还尽量发掘中、日、韩三国考古发现的碑记铭文、出土的实物器皿,甚至古代语言习俗的考证,与文献记载逐一对照,进行分析比较,从而使整个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作者对日本史籍中出现的“村主”和“吴国”所作的考证,就是其中十分精彩的例证。
(四)定性与定量研究并重,交相辉映,改变以往定性研究多于定量分析的美中不足,使论证的问题更加清晰透彻。本书的定量分析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用数据说明问题,例如在比较中国与三韩移民身分地位时,指出获得“朝臣”高姓的五支氏族全部出自朝鲜移民,而中国移民只能获得较低的“宿祢”姓;继而从担任四位以上公卿要职的十名移民中,朝鲜移民有七人,而中国移民仅占三人的情况,得出“日本仿效唐朝制度文化,但并没有因此特殊优待中国移民”的结论(p.89),令人信服。二是用统计表格说明问题,如在讨论大陆移民的居住类型时,就将奈良时代三个里的户籍文书分别统计成表(表18~20),并将每户内的户口数与移民数逐项列出,让人一目了然。这类表格共22个,穿插于全书之中,与定性分析相呼应,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
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也不是没有的。比如第一章概述大陆移民迁徙的原因和阶段性特点,以后第三章具体讨论战乱与人口流动的关系时又涉及此问题,难免有重复之嫌。又如对大陆移民社会某些方面的论述,稍嫌淡薄,但此乃史料匮乏所致,实在不应以此苛求作者。
本课题意义重大,备受国内外学界瞩目。作者曾获1991年度日本外交部长奖,又入选国家教委归国博士基金研究项目。1992年初稿完成后,作者又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充实完善,最后才于1995年付梓印行。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尤值称道。诚如池田温教授所言:这部“给予日本古代史研究者许多新鲜的启示”的著作,“必将成为今后日中两国学术交流之珍贵桥梁。”
(河北师院历史系教授 宁志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