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1999年2月
学术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评《隋文帝传》
雷艳红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界逐步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一批敏感的中青年学者在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的同时，勇于同国际接轨，以理性、开放的心态去认知历史，对思想和人文充满深切关怀。厦门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所著《隋文帝传》一书无疑又给史学界带来了一阵清新空气。从书中，人们也许会发现学问的深邃、严肃与众人的理解之间并不是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为求真而从事学术研究既可以坚持自身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同时又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和人民所接受。
本书的作者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曾两渡东瀛求学，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深得中日治学之精髓；一贯秉承对史料精审严格，从不苟求的态度；由于早年接受的是日文教育，思想缜密中不失豪放，反而因此避免了许多陈旧观念、条条框框的束缚；加之思维敏捷，才学过人，语言生动活泼，文风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使得其文章既摒弃了一般史学作品内容刻板、语言晦涩难懂的通病，同时又不像许多文学作品空穴来风、夸夸其谈，因而该书的可读性、知识性都很强。
隋文帝结束了魏晋以来的三百多年来的动荡分裂，完成统一大业；同时，创规立制，筚路蓝缕，“以立法而施及唐、宋”,影响深远,
阙功甚伟。作者除了关注人物本身外，还把目光投向他身后的社会，从这个断裂的社会中去感受文帝将要进行的改革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其影响之深刻，波及面之广泛，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领土的完整，由于统治者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辜的百姓被抛入无尽的苦难之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怕的是，长期的血腥仇杀使得是非准则屈从于武勇实力，伦理道德在政治权力下呻吟，世道浇漓，人心险恶，这就使得中国的重新统一举步维艰。“重新统一，必须在刷新政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因势利导，逐步推进。迈上这条布满荆棘和陷阱的道路，需要意志和耐心，充满机会和挑战。”（第27页）。从这个角度看，文帝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然而英雄也有自己的致命伤，他虽能征服世界，却很难战胜自己：隋文帝一生提倡勤俭节约，到晚年仍不免奢侈享受；从小信佛，少年崇佛，老来佞佛，却自始至终都未能理解佛教的真谛；他以“孝”治国，然而其家庭内部矛盾重重，兄弟残杀，父子反目。
作者并不随意去揣测古人，而是尽量从生活环境、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当时的人。文帝从小在佛教的环境中成长决定了他的性格，寺院的刻板生活，使他过早地失去了童稚和天真，养成深沉稳重、孤傲刚毅的性格；成人之后，因卷入权力斗争而遭受排斥打击，过着提脑袋上朝的日子，使得政治理想被权力所扭曲，热血变成欲望，抱负变成野心。那个时代对他的性格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可以理解他晚年多疑好忌、残忍、孤独和乖张焦躁。作者认为“这些恶习已不能从个性方面加以解释，个人的悲剧还由于社会的不幸所造成，性格上的缺陷更深层的根源乃在于精神伦理的崩溃。”（第24页）。除文帝外，还有一批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熲精明务实、胸怀宽广（他也许是作者最喜爱的人物），李德林足智多谋、个性鲜明，苏威克尽职守却又心胸狭隘，陈后主荒淫好色且又胆小如鼠，独孤皇后个性坚强但又过于偏执，杨勇宽仁和厚，杨广矫情饰行……作者凭着对历史深切的感悟，使得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得以鲜明地再现。读者读来如亲临其境，共同感受着他们的悲与喜、爱与恨，增加了遥远历史的现实感。
该书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作者对政治的领悟与关注，他认为“政治的腐败首先来自人事的腐败，起源于用人机制的破坏。”（第295页）。“政治家直接领导学术，则条条框框必多，御用味道浓厚。”（第362页）。
对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性格、心态刻划得入木三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力失去目标而以自身的增殖为目的时，那便沦落为专制主义，这种权力是对社会利益最大的攫取，对这种权力的追求便是人们常说的权力欲或权力狂。一旦陷入这一怪圈，对权力的享受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会让权力拥有者孤独、高傲、冷酷、虚伪、猜忌和渴求荣耀，性格变态而焦躁欲狂。”（第395页）。
常言道“书以言志”，中国的知识人具有的安身立命传统在《隋文帝传》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全书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自由理念、独立人格、观古鉴今的主张，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作者对历史的多情与尊重加重了写作过程中的负载，使得写作在喜悦与呕心沥血中进行。反过来，这种情怀又通过作者对历史的准确把握而撞击读者的心灵，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徜徉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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