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宽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摘自“”後晋·刘句等《旧唐书》-卷二十二·志第二/武英殿本

　　…卖田产，无以供给。如此而逃者，军所致也。生理不周，举债乾没，子本增积，不能速偿。如此而逃者，钱所致也。弗恤艰难，损附遗业，悔恨莫追，穷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民皆无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岂肯逃哉。又诏云：苟避差发，臣谓此则非民之罪，实官长之罪耳。昔汉倪宽为内史，军发负租，课殿当免，民闻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课，更以最此。盖民信爱之故也，岂有苟避差发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污俗，再整淳风，下哀痛之诏，察化导之义，从前逋负差税并行除免。凡有田而逃者听复本业，无田而逃者听于旷土占田，其间贫无牛种及 …

——摘自“”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九十/庚午重订本

　　泾水，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初，郑国分泾水置郑渠，後倪宽又穿六辅渠，今此县与三原界六道小渠，犹有存者。谨按：秦始皇元年，韩闻秦好兴事，欲疲之，乃使水工郑国閒说，令凿泾水自仲山西邸瓠口为渠，东注洛，三百馀里， … 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既成，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关中无凶年，命为郑国渠。後至汉武帝元鼎六年，一百三十六岁，倪宽为左内史，又奏请穿六辅渠，以益溉郑渠旁高卬之田。後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泾水注渭中，溉田四千馀顷，人得其饶而歌之。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 …

——摘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岱南阁丛书本

　　倪宽（？—公元前103年）西汉官员，字仲文，千乘（今山东广饶县乐安街道倪家村）人。在我国历史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和水利专家。历仕廷尉、掾举侍御史、中大夫、左内史、御史大夫。汉武帝太初九年，奉诏与司马迁等共定《太初历》，精通经学和历法，且善文辞。

　　生平简介

　　倪宽幼时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靠母亲给人做佣工为生。因交不起束脩（学费），他一直未能进塾馆读书。倪宽10多岁时，逢灾荒之年，跟随母亲到外地逃荒，后来到汝南郡细阳县（今安徽省太和县），结识了一位高士柳林先生。他跟随柳林先生学习捕鱼、种地，同时学习《道德经》、《论语》、《孝经》等，后来柳林先生又把残存的《五经》传授给他。一晃几年过去，年景逐渐好了起来，倪宽辞别柳林先生，和母亲回到老家千乘。倪宽听说同郡人欧阳生博学多才，对《尚书》深有研究，又投在欧阳生门下。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设立太学，博士职掌逐渐转向主要掌理学术和教授学生。太学生称“博士弟子”。饬令各郡国选取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充博士弟子。倪宽被千乘郡选中，进入太学，作为“博士弟子”授业于经学博士孔安国等。由于家贫，倪宽不得不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据《汉书》记载：“（倪宽）受业孔安国，尝为弟子都养（为弟子们做饭），时行凭作（有时还要下地干活），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带经而锄”的故事遂流传至今。

　　由于倪宽勤学好问，先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的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

　　后来，倪宽通过答辩考试（即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这时，张汤为廷尉，主管刑狱。张汤刑法残酷，素有酷吏之称，所用之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倪宽为人温良清廉，擅长文学，不善于动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数年。由于他勤恳从事，牛羊大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报材料（畜薄）时，正值廷尉府有疑案未决，几次奏报，均被汉武帝驳回。主办奏报的人甚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宽知道了，便为他重新写了奏章。写完后，读给大家听，都很佩服。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汉武帝问：“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于是张汤提拔倪宽为奏谳（音yǎn）掾（音yuàn）（专门起草奏章的秘书官）。倪宽在廷尉府，说服张汤和廷尉府官吏，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舜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成绩卓著，非常被张汤重用。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倪宽在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因此，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关中地区，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倪宽了解到，郑国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宽首倡开凿六辅渠。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倪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为了做到避免纠纷、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顾，又制定和颁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倪宽关心民间疾苦，收租税时，对一些丰歉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朝廷令左内史征收赋税。于是，大户人家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汉武帝愈加惊奇倪宽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倪宽为御史大夫，跟从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倪宽主司封禅大典仪式。在此之前，梁国国相褚大精通五经，为五经博士时，倪宽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职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为做御史大夫无疑。行至洛阳，听说倪宽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长安，与倪宽在武帝面前共议巡狩封禅之事，看到倪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无懈可击，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宽才能确实胜过自己。

　　汉朝初年，方纲大纪都是初创。历法还是沿用秦朝颁定的历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满亏多有差错。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建议汉武帝修改历法，“宜改正朔”。汉武帝乃接受建议，诏令倪宽主持修改历法事宜。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士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即汉朝的《太初历》。该历法较秦朝颁行的颛顼历有了很大进步，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推定一回归年为365.3851539日，一月为29.4381日。颛顼历以十月（即建亥之月）为岁首。《太初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为岁首。把二十四节气订入了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十九年设置7个闰月。太初历即今天所说的夏历或农历。自西汉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实行，经过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

　　倪宽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归葬原籍。他的著作有《倪宽》九篇，《倪宽赋》二篇，《封禅颂》等，均已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