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1929年—1931年，湘鄂西苏区开辟至华容，他积极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曾任少年先锋队秘书、总队长。苏区撤退后，一度被迫逃亡，后回乡继续求学，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1938年经徐特立、王凌波指点，8月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被分配到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1939年起，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华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室副主任。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196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他还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

　　刘大年1947年弃戎从学，开始着手研究中美关系史。1949年8月，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是他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密切联系。他与我国史学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有很多工作关系。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先后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铭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

　　《台湾历史概述》是美国出兵台湾引起全体中国人民抗议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学术界的反映，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的续篇。全书简要通俗，后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

　　《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近代史部分，刘大年主持了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的全部编写工作，为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是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便是在此书的框架基础上，充实史料而成。

　　《中国近代史问题》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刘大年写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若干篇史学论文。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三篇论文，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论康熙》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客观分析和评价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通过典型剖析，以严整的逻辑体系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回答了如何评价剥削阶级杰出历史人物的问题。文章在当时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争论甚至非议，但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至今为治清史的人们所注意。而文章所体现出的作者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的行文风格，也至今为人们所称道。1965年5月，他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学会，提供的论文《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受到与会者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载。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二是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刘大年史学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等几部著作。

　　《赤门谈史录》卓有见地地从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以及革命主力军等四个方面，翔实论证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他那时从设在河南回到了北京，还没有“解放”。郭沫若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铭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鵾、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参加编写。1978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二、三册。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主要收录了他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哲学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和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等，既是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述，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思考。

　　刘大年最后二十年所孜孜以求的是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反映在《抗日战争时代》、《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以及《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等几部著作中。

　　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87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

　　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该书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地位、性质、特征以及演变规律等。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他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并存决定了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转变。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立，并促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创建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大大推进了抗日战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刘大年生前的最后一部书稿是《评近代经学》，该书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变动，理清了近代经学的基本状况、发展脉络，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崭新视野，论述了近代经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非常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希望历史研究能够有益于现实。他将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划分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不同时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

　　他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民族工业出现上存在着虽不相等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并且伴随着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也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了解了这些新生的社会力量与民族工业直接间接的关联，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也就可以对中国近代历史有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了。

　　刘大年秉承了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的传统史学精神，在《刘大年著作目录》里，他曾收录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两篇“恶文”——《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和《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他认为：“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往，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优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