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安

少年出家

　　释道安，俗姓卫，西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生于常山扶柳一户官宦人家。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通儒、生活富有、令人羡慕的家庭。但不幸的是，道安出生的时代，正是西晋末年社会动乱之际。八王之乱刚刚结束，又迎来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贵族纷纷起兵，攻城掠地，黄河流域生灵涂炭，百姓生活长期处于苦难之中。

　　像千百个在战乱中遭受不幸的家庭一样，西晋末年的战乱使道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幼年时，道安便成为了孤儿，由外兄孔氏抚养。孔氏在道安7岁时就按照传统教育方法，开始让道安诵读儒家经典，道安天资聪颖，没过几年就熟读了儒家典籍，通达其意，童年的他在学习上展示出来的特殊才能令外兄孔氏以及其他长辈惊叹不已。

　　道安孩提时代，佛教已逐渐在北方地区传播流行。出现了很多寺庙，开始有人剃度出家。

　　道安12岁时，离开了外兄孔氏家，到一所寺庙剃度出家，当了一名小和尚。一晃三年过去，道安长期在田间劳动，任劳任怨。他辛勤劳作，心存佛事，虽然未能亲自聆听法师讲经开示，但寺中举办的佛教活动他从未缺席过。终于他鼓足勇气，开口向法师借经阅读，法师给他《辩义经》一卷。这是他出家数年后第一次接触佛经，欣喜无比，谨慎保存，下田劳动，休息时便将佛经拿出来仔细阅读。在法师的指导下研习佛经。很快就了解了不少经纶。在他20岁时，法师亲自为道安授了具足戒，之后道安开始外出游学。

佛图澄授业解惑 释道安才能出众

　　公元335年，道安游学来到后赵京师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当时正是后赵盛世，北方众多地区属于武力管辖范畴，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思想统治，后赵统治者提倡佛教，允许人们出家。邺都当时兴建寺庙，僧众云集，逐渐成为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

　　道安来到邺都后，以十分恭敬虔诚的态度求见了被后赵统者奉为“大和尚”的北方佛教领袖佛图澄。二人很有缘分，交谈甚久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但佛图澄的徒弟见道安相貌丑陋，全然不放在眼里，但看见自己的老师对他特别看重，心中不解。 佛图澄看出弟子们的心思，对他们说：“你们可别小看此人，他的见识是你们目前无法超越的。”道安就此留学邺都，做了佛图澄的受业弟子。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逢乱世迁徙传教 遇时艰辗转弘法

　　离开邺都，告别师门，道安抱着广布佛法的宏愿，不断寻访名师的同时，不断被应邀到一些寺庙讲经说法，开始了一生的传教事业，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随从弟子。

　　公元348年，一代名僧佛图澄逝世于邺都，消息传来，道安悲痛万分，暗自叮嘱自己，一定要继承老师的事业，为佛法在东土的广布弘扬尽自己毕生的力量。由于邺都佛坛一时难有像佛图澄那样优秀的僧家领袖，但作为佛图澄的得意高徒，让他在佛图澄之后继承邺都佛坛，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与十多年前初入邺都游学的情形不大一样，道安第二次入邺，被后赵统治者奉为上宾，师徒数十人被安置在邺都城北的华林园。后赵政权自石虎死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加剧，国势迅速衰落。道安入邺不久，以一个世外出家人洞察世俗的眼光，从石氏子孙尔虞我诈的争夺中，看到后赵国运将至的趋势，深感忧虑。决定暂时避居于邺城西北面的牵口山，观望事态的发展。

　　果不其然，在道安师徒离开不久，石勒的养孙汉族将领冉闵发动政变，尽诛石氏子孙，并利用胡、汉之间的矛盾，发起战争。后赵太宁元年（349），冉闵宣布：邺都胡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违者处斩。命令一下，胡人恐慌，纷纷逾城而出。于是冉闵又下令：“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之后，邺都周围百里以内的汉人纷纷进城，城里的胡人纷纷逃出城外。冉闵看到胡人与自己不同心，下令对胡人大开杀戒，刹那间，邺都城里城外血肉横飞。几天之内，胡人被屠杀20多万人。这场民族大屠杀激起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北方大乱。

　　就在冉闵挑起民族大仇杀前后，道安带领徒弟们离开牵口山，进入山西境内护泽(今山西阳城地区)。师徒隐居长达一年多时间，生活极其艰苦。但僧众以苦为乐，每日精进修学，坚持参加每一次的佛法活动。道安利用业余时间，与冒着战乱前来探望他的同仁道友共同切磋，对有关经卷进行详细解析，最后由他执笔写成《阴持人经注》、《大道地经注》、《大十二门经注》等佛学著作，为发展佛教注经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原大乱不止，道安师徒无法在护泽山区呆下去，于是北上到达飞龙山（今山西浑源西南）。在飞龙山避难期间，道安在佛学思想上开始和当时在佛学界颇有影响的“格义”学派发生分歧，对用“格义”方式来解释佛经的内容产生质疑。

　　格义就是指用中国文化原有的名词，特别是用中国哲学中老庄哲学的概念去解释佛经中的名词、概念。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赖以产生流传古印度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社会存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在思想方法、概念范畴方面，同中国社会本身的学术思想范畴不同。一般具有相当文化水准能够翻译、讲解佛经的中国僧人，大多出自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们深受中国儒释道传统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受魏晋时期玄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固有的思想，必然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到他们对外来佛经的理解上。道安早年饱读儒家经典，研习佛经时也摆脱不了“格义”。但随着他佛学功力日益加深，逐渐认识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高僧传·释僧光传》），认为附会老庄思想解释佛家经典，有时会偏离佛教本义。因此，他批评“格义”，认为用这种方式阐释佛经不完全合适。

　　其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社会存在发展下去，就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气候，若不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相结合，便很难在中国长久立足，更不可能长期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安不推崇“格义”，反对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去理解把握佛教，他追求本源，决定弄清佛经本义，发愿弘扬印度佛教教理本旨。

　　公元354年，战乱依然如故。鲜卑前燕政权逐渐攻占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氏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也迅速在关中崛起，新起军阀集团连年混战，，河北地区又接连发生旱灾、蝗灾，庄稼无收。道安师徒无法在河北地区继续久住。

　　公元362年，道安率领数百人的僧团离开河北进入河南王屋女林山（河南济源县西北），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后，渡河进入陆浑山区。数百人的僧团，生活饮食没有足够的保障。平日只能吃各种野菜，甚至树皮草根。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 道安师徒依然坚持修学讲论，绝不耽误佛业。道安由一个年轻的佛弟子，经过刻苦的磨练成为了名扬全国的佛学大师。他弘扬佛法的辉煌事业，正式凭借这20多年的坚实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起来的。

分遣门徒去吴蜀 独率僧团赴襄阳

　　公元364年，前燕军队进攻河南，很快便攻占了许昌、汝南、陈郡等地。第二年，燕军直攻陆浑。为了躲避战乱，道安师徒四百余人决定离开北方，取道南下，投奔东晋统治下的襄阳。

　　南下途中，道安反复斟酌这样一些问题：数百人的僧团队伍，到底有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自己的弟子已经逐渐成才，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究竟要他们在自己身边呆到什么时候？何时让这些佼佼者独闯天下，自立门户，弘扬佛法呢？考虑再三，道安最终决定：分遣门徒，四出传教。

　　行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道安集合门徒宣布：“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宣布广布。”众门徒一致表态：“任凭法师指教。”于是，道安让一部分门徒下扬州，一部分门徒赴巴蜀，自己带领其他僧徒，按原定计划南下襄阳。

　　赴扬州的一路徒众，有道安门下杰出的弟子竺法汰带领。竺法汰是道安早年的佛门同学，气宇非凡，精于言辞辩论。在乱世中他追随道安，与道安结下患难情谊。南下襄阳途中，竺法汰支持道安分徒传教的主张，行至新野后，按照道安的吩咐，带领僧徒40余人赴东晋统治下的扬州传教。竺法汰不负所望，他与弟子们在扬州传教活动，在东晋上层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赴巴蜀的一路徒众，领队的僧人叫释法和。他也是道安早年的佛门同学，对佛经进行过深入的研习，具有相当深得佛学造诣。在他们入蜀之前，巴蜀地区僧人很少，更别说听闻佛法了。释法和率众人入蜀后，行游四方，弘扬教理，造成“巴蜀之士，慕德成群”（《高僧传·释法和传》）的巨大影响。蜀中人士对他极其尊敬与信服。佛教在四川地区逐渐传播发展并日益兴旺起来。

　　新野分徒，是道安一生佛教事业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道安师徒避乱离俗，长期隐居山林，刻苦钻研佛法。虽然这一阶段的佛事活动规模不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这一阶段却是能量积累的重要时期，道安本人在这一阶段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和发展了道安僧团。新野分徒后，道安将僧团划分为三部分，走向社会广阔天地。无论是偏远的巴蜀，还是富饶的江南，还是南北交汇的襄阳地区，弟子们把道安作为弘扬佛教的领导人。新野分徒前历经艰辛的传教行动，使道安深有感悟，认识到如果不取得王权的合作与支持，单凭佛教徒的独自努力，要将佛法弘扬四海，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道安在新野分徒时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既是道安对自己长期从事传教活动的经验总结，同时又是对佛教传播发展原则的高度概括，在方式策略上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送走西赴巴蜀和东下扬州的门徒后，道安带领其他弟子直奔襄阳，希望在那里得到东晋“国主”的支持，使为之献身的佛法事业大行于天下。

凿空开荒定戒规 钩深致远监经典

　　东晋兴宁三年，道安师徒抵达襄阳。襄阳道俗人士，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接待了这位北方佛界领导人，并从各方面对道安的佛事活动给予赞助和支持，道安师徒最初居住在白马寺，由于寺庙不大，僧人居多，当地的富豪便纷纷解囊捐资，为道安修建新寺。新寺有五层佛塔，造僧房四百间，并以黄铜铸成一尊高大六丈的大佛像放置殿堂。

　　早在南下以前，道安的名声就为东晋人所知，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前来向道安请教。道安的精辟讲论，使东晋人士倾心折服。信奉佛教的东晋皇帝对道安的道德学问极为钦佩，专门下诏书奖励道安并说：“道安法师，以佛理道德训诫时俗，不仅规济于当今，而且善化于来世。其俸禄给养，一同王公，由当地官府从所在地区物产中直接供给。”

　　往昔颠沛流离，今日终于享受王公级别待遇，新野分徒提出的“依国主”主张和愿望，到襄阳后得到圆满的实现。

　　上有“国主”支持，下有富豪的资助，道安师徒不用再为生活担忧，全心倾注于佛教事业，襄阳地区的佛教活动，日益兴旺发展起来。

　　到襄阳后，道安深感健全确立佛门戒律的重要性，刻不容缓。否则，佛教的继续传播发展将会停滞受阻。于是，道安参照已有的佛门戒律，结合中国僧人从事佛法活动的实际情况，开始制定戒律，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

　　其二：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对僧众每日六时的修行以及饮食起居等有关事宜的具体规定。

　　其三：布萨、差使、悔过法，对佛教 举行的集众诵戒仪式和检举、忏悔集会的有关规定。

　　以上三点涉及僧众日常生活及有关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道安首先在自己居住的寺庙将这些戒规付诸实践，用以约束属下和加强对本寺活动的管理。他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弟子们以老师为表率，谨慎奉法，遵守戒律，师徒之间行止有理，一切有条不紊。

　　道安制定佛门戒律，把僧尼的佛事活动纳入统一的行为规范，这对当时佛教事业的传播发展影响很大。后来的佛学家高度评价道安说：“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

　　东晋是中国佛教在地域上由北至南传播发展的重要时期，道安通过与东晋的上层社会的交往，不仅扩大了他本人在东晋方面的影响，重要的是，借助东晋上层社会的力量，加速了整个佛教事业在南方广大地区的传播。

潜心创立本无宗 可以阐发般若学

　　道安对早期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大贡献，还是表现在栖居襄阳期间，创立了佛教般若学的重要学派之一“本无宗”。

　　从两汉到东晋，佛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般若学和禅学两大体系，般若学偏重佛教义理研究，禅学侧重僧徒实践修持。道安虽然对这两大体系都有极深的造诣，但更醉心于大乘般若学义理的研究。由于两晋时期般若学的研究深受“格义”方法的影响，因此，道安的般若学思想，不可避免要打上很深的“格义”印。

　　道安早年在飞虎山时期，曾反对用中国老庄哲学概念去归附佛经以求触类旁通，批评这种被称为“格义”的方法。但理论上的反对与现实中的传教实践，不能混为一谈。佛教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的过程，就是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断改造、不断变通的过程。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外来佛教必须中国化，这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不以传教僧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向。因此，移植中国土壤而不受中国固有思想的渗透改造，纯之又纯的印度佛教是不可能存在的。道安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玄学盛行时期，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典的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知识界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佛教恰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社会普遍传播，它必然受玄学的影响，和玄学合流甚至于依附玄学而求得发展。

　　道安南下襄阳时期，东晋玄学盛行，大批清谈名士围绕玄学提出的本末、有无、体用等一系列重要范畴进行热烈讨论。他们不断掀起玄风，在东晋上层社会造成很大影响。道安在襄阳弘法活动中，为了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刻意宣讲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或者说颇受玄学影响的大乘般若学，把当时玄学的一些争论引入般若学研究中，创立了在般若学众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本无宗”学派。

　　同魏晋玄学一样，本体论哲学探讨，也是佛教般若学的核心问题，二者在理论形态上均属抽象程度很高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体系。“本无宗”利用魏晋玄学本体论研究已有的哲学成果，沿着玄学“贵无派”的思路，把般若学的本体确定为“本无”，然后根据这种“本无”来阐发般若学有关义理，从而达到常静至寂，悠然无寄，一切皆空，涅槃寂灭的佛教最高精神境界。

　　按佛教《般若经》的说法，宇宙是由“色”和“心”两大部分组成的，“色”在一定意义上指物质世界，“心”则指精神世界，但又认为二者不过是个名而已，没有实体，因而一切佛法本性是“空”。本无宗在对这个关键性的“空”的阐发上，强调以无为本，从无出有，认为“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能生万有也”，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宇宙的本源，这和“贵无派”玄学家何晏、王弼“有之为有，恃无以生”；“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凡有皆始于无”等议论，基本属于同一观点，正是由于道安按玄学“以无为本”的思想路数去阐扬佛法，因而所创立的佛学学派被称为“本无宗”，被认为是佛教般若学的正宗。

　　对般若学的深入研究，使道安特别偏重对《般若经》的讲解。栖居襄阳期间，他每年都要重复讲两次《般若经》，从未间断过。由于不断创立新解，适应江东玄风，因此，道安的佛法讲论受到东晋玄学家们的一致赞赏。玄学名士把道安讲论比做“玄波溢漾”，代表了东晋上层社会玄学士大夫们对佛教的一般看法。

　　以玄解佛，谈玄讲空，名僧和名士相投契合，佛教和玄学互相影响发挥，这种现象表明东晋时期的佛学还没有摆脱玄学而独立发展。但正是这种对中国现有统治思想的依附，佛教才得以根深立足，扩大影响，在中国迅速发展。

　　东土乱世为佛教的传播、蔓延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佛法的弘扬还须有一批又一批敢于吃苦、勇于献身佛门弟子无我地不懈奋斗努力。中国佛教在道安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传播下，逐渐走向隋唐发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