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

生平简介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被誉为“20世纪海内外宋史学界第一人”。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这期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终选择史学道路，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此年他25岁。

　　1927年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邓广铭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这篇文章发表后，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次年春，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1940年底至19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等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读书通讯》。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余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做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年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

　　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做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并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力。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年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四人帮”被粉碎来后，年过70的邓广铭，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春天。他一生中的这最后20年是他学术贡献最大的时期。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1983)、增订校点本《陈亮集》(1987)、校点本《涑水记闻》(1989)、《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辛稼轩诗文笺注》(1996)、《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王安石》修订本(1983、1997)。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40多篇论文。甚至在年过九十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直到住进医院时为止。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贡献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史学后备人才，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这些贡献的价值也许比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