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

二、学术成就与评价

　　（一）、醉心朴学，梯梁后人

　　俞樾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群经、诸子的校勘、训诂和对古汉语“文例”的归纳、总结方面。《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是影响最大的三部代表作。

　　在这三部著作中，《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校勘方面。杨向奎先生云：“《群经平议》之长处，实在于校，而不在于诂……《诸子平议》亦以校勘出硕果”“其校勘古籍之功，实不可没。”

　　如果说两“平议”仅是在前人的体例和方法的基础上继长增高而已的话，《古书疑义举例》则可谓开创之作。在该书中，俞樾根据前人和自己的研究经验，运用文字学、音韵学和校勘学知识，总结了许多古人说话和写文章时遣词造句的规律，归纳出后人因为误读古书而妄加改写，或在传抄过程中发生错乱、衍误以致失真的实例88条。这项工作前人并非毫无涉及。汉人注经时，便已发现了经籍中一些比较特殊的表达方式，如郑玄已发现“参互见义”之例（参看《礼记》中的《文王世子》、《杂记上》等篇）。其后，孔颖达又指出了“变文协韵”、“两字同义而重言”等例（参看《诗•鄘风•柏舟》正义，《左传》“僖二十二年”正义、“昭六年”正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梁玉绳《瞥记》等都有零星记述。俞樾此书突破了寻常的文字训诂框架，首次系统总结古书辞句之构造，将文字训诂引申到古文文法及修辞学的领域之中。这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来说，称得上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在其成书后的六七十年中，该书的影响力依然持久不衰。

　　此外，俞樾以浙江书局总纂的身份，指导刊刻的《二十五史》和《二十二子》，对晚清学术的发展亦有较大的影响。这些书的刊刻、发行固然不是俞樾一人之功，然俞樾在其中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俞樾原本打算编刻《皇清经续解》，这项工作虽因曾国藩去世而未能施行，然其梯梁后学之心，则亦可见一斑。如果我们不是单纯抽象地去以俞樾的这几部书去评价他，而是把他还原到当时特定的时代加以综合评判，我们也就不会为当时的人们把他和李鸿章相提并论，甚且把他看作“山中宰相”而感到奇怪了。

　　（二）、兼容并包之精神、实证研究之方法

　　俞樾长期从事群经、诸子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是汉学在晚清得以出现恢复性发展局面的一位关键人物。

　　俞樾治汉学以高邮王氏父子为宗，大体上延续戴、段、二王的皖派学术传统，但比较起来，二者又有些差别。戴震治学极为严谨，他强调治经要“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凡未至“十分之见”者，皆不著于书，以免“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戴震后学基本上继承这一传统。俞樾的几部代表作虽然还算严谨，但按照这一标准来观照，他在群经的校勘训诂方面确实仍有一定的距离。这一结果与他的治学指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俞樾治学存在一种突出的求新求异的倾向，强调每遇一题，“必有自得之见”。他既追求新异，在严谨程度上则并不以“十分之见”自限。他说：“学问无穷，盖棺乃定，必欲毫发无憾，诚恐毕生无此一日。”因此，他说经持一种“以疑存疑”的态度，虽不至“出于空言以定其论”，然“择于众说以裁其优”、“据孤证以信其通”的情况则间或有之，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这种疑似之见都实事求是地加以注明而已。

　　他的这种治学思想与戴震比较起来，应该说各有千秋。因为无论作者如何严谨，总要受其主观的学识修养和思想立场的局限，自以为有“十分之见”的结论未必就绝对正确，而“疑则阙”则往往容易使一些珍贵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为乌有，后世学者因此便失去对同一问题加以重新研究的机会和条件。“以疑存疑”则虽可能“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但也因此给后学者留下更广的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研究思路。

　　以疑存疑，兼容并包

　　俞樾以这种思想指导经学研究，人们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俞樾并不是单纯的著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以“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自任的教育家。正如俞樾从事于经学研究有着求新求异的倾向一样，他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亦将求异思维的培养作为突出的目标，力求“兼容并包”。俞樾作为晚清有重要影响的东南大儒，他在学术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所表现的求新求异倾向，兼容并包、崇尚实证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江浙一带的一大批学人乃至整个地区的学术风气。从俞樾的门生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成果。在晚清各种学术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中，都有一些出自俞樾门下。理学阵营的朱一新，今文经学阵营的崔适，古文经学的章太炎、黄以周，文学方面的王诒寿、施补华，以经世为职志的江标、汤寿潜、陆润庠、宋恕等，是其较为显著者。这些人各适其性、独立发展，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也正是俞樾兼容并包的有力证明。

　　实证精神，“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俞樾又将汉学中所包含的实证精神发扬于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他曾以汉学之方法，援引经史至数百言，详考“章郎”名称的异同、形状、习性等（参看《春在堂随笔》卷八）。他又详考“琼花”与“聚八珍”之异同，专作《琼英小录》一卷。他的这些研究已可归入生物学范畴。然俞樾并不限于纸上的考证，他还偶尔进行过一些简单的科学试验。比如，当时苏州有个叫石湖的地方，每到八月中秋夜晚，月亮便在水中幻化出四五个月亮，形成一串，当地人称“石湖串月”。每到中秋，苏州人都成群地去观看，叹为奇迹。为了解开这个谜，俞樾用镜子进行多次实验，最后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并最终认识到这是光线斜射作用的结果。对此，他颇为得意，曾作《镜屏串月歌》多首（参看《春在堂诗编》卷十三，《春在堂随笔》卷十）。俞樾的“科学研究”固然极为初级，但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于经学、文字学研究的老人来说，确实又是难能可贵的。

　　红学研究与疑古学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俞樾还运用实证的精神和方法，对民间的俗言俗事，特别是传说故事和民间流传的小说进行考证研究。《小浮梅闲话》、《小繁露》、《壶东漫录》的内容基本属于此类。就文学而言，俞樾可谓开民间文学研究之先河，而后世所谓的“红学”研究，亦可溯源于俞樾。他在《小浮梅闲话》中，已对《红楼梦》进行了粗略的研究，并据《船山诗草》记载和乾隆年间乡会试始有五言八韵诗，论证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鄂所补。后世红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俞平伯，正是俞樾曾孙，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曾祖的精神和方法。就疑古学派而言，其代表性人物顾颉刚、钱玄同都与俞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顾颉刚20岁以前住在苏州，与俞樾同处一城中，且在他14岁以前，俞樾尚健在。顾颉刚自言，那时的苏州“是清代汉学的中心，最有接触学的机会，引得我喜欢在这些书里瞎摸”。他又指出：“清代末年，全国的经学大师，俞樾是最有声望的一位。”顾、钱所举疑古之大旗，是与俞樾在这一地区培育的求新求异、重实证的学风不无关系的。

　　（三）、弘扬教育，门秀三千

　　俞樾勤勤恳恳，勉力于书院教育，对清代书院的人才培养做出了不朽的业绩。先后主讲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菱湖镇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其中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时间最长，从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达31年之久。

　　俞樾勤勉著书，著述丰富，所著书除留存所主讲的各大书院，供师生阅读外，还曾将《春在堂全书》赠送福建九峰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等，以求佳惠学子。俞樾的书院教育生涯硕果累累，培育门秀三千，天下景仰。弟子中有成就者不胜枚举，有章炳麟、黄以周、戴望、崔适等学术大家，也有吴昌硕等名留后世的艺术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俞樾教学授徒，不分国籍，不分男女。浙江慈溪女子张贞竹，聪颖伶俐，少有才名，喜欢读书学习，俞樾不受“女子无才便是德”陈腐观念的束缚，毅然将其收为女弟子。俞樾的学术声望远传日本，光绪十年（1884），日本政府派井上陈政（字子德）等一批留学生专程到诂经精舍学习汉学，受业俞樾门下。因为这些日本留学生的纽带关系，俞樾对日本汉学也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交往比较密切，促进了汉学的中外交流。

　　处于晚清社会变革时期的俞樾，对书院教学制度的建设，既坚持朴学大师遵循古礼的大儒本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更重视实际的教学效果以及国家、时代对人才的实际需要。俞樾是一位通儒，他既是著述家，更是教育家，他虽不反对一些制度性变革，但对传统道德还是持一种比较顽固的保守态度。全面而实事求是地把握俞樾的这些特质，是对俞樾在近代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作出恰当评判的关键所在。俞樾生前，便有归安邹嵚者，自山西贻书，痛诋俞樾，谓其文章学术误尽苍生。此虽为时势所激，可算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然对俞樾，则实未有深的了解。俞樾虽对传统道德顽固保守，然因其所倡求新求异、重实证之学风，俞门弟子大多能保守独立之精神，因此，继承其顽固保守传统道德的态度及其政治立场的并不太多。相反，从政治角度看，相当多的弟子如章太炎、汤寿潜等，最终都走到了他的反面。后世学者论及晚清汉学，大多以俞樾和孙诒让并重，然亦有不少人持扬孙抑俞之立场。张舜徽著《清儒学记》，于孙诒让设有专章论述，而于俞樾，竟未有一字涉及。杨向奎先生作《清儒学案新编》，于俞、孙二氏，亦轩轾于其间。他把清儒分为三等，即思想大家、专科大师、章句儒。孙诒让幸运地被排在专科大师之列，而俞樾则被置于章句儒之中。他说：“曲园先生一章句儒也。”这些评价，如果单就著述而言，亦不无道理，却忽视了俞樾的通儒特征及其对后学的影响。因此，这种评价未免脱离俞、孙所处的时代而流于抽象。章太炎在《俞先生传》中有句总结性的话，他说：“浙江朴学……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俞、孙、黄三人，章太炎都曾师事之，对他们都有很深的了解。章太炎此论，虽仅就朴学为言，然实为持平之论。

（参见罗雄飞《论俞樾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