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

学术贡献

　　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的宋史研究肇始于是20世纪上半叶。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

　　张荫麟是20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从30年代起，邓广铭逐步确立了宋史研究的学术方向。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家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早已被公认为20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周一良教授曾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九十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惟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

　　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为数不多，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

　　在邓广铭的著述中，首推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道：“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他解释说，清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岳飞传》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出版。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文革”后，他再次改写《岳飞传》，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此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足以传世的名作。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年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问世后，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600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

　　长期以来，邓广铭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可惜未能如愿。

　　邓广铭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从教60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他在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公认，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尤为突出。

　　文革以后，邓广铭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做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但几经周折而未果。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