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因缘
现代性的因缘，是对我个人而言的。此处的“现代性”是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思考依存于对其母体——文学史，尤其是新文学史——的梳理。梳理的过程是从思想史回归学术史的过程，是对既有文学史进行重写和对既有文学史学科进行重建的过程。作为梳理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其作家的“呐喊——彷徨”、作品的“生成——接受”、思潮的“碰撞——对话”记录下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轨迹。现代性，作为通过历时的眼光观审那些蕴藉在共时的述评中的对现代化的态度，无疑是所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元问题。现代文学史家陈平原先生的“触摸”与“进入”和当代文学史家吴义勤先生的“目击”与“守望”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通过构建现代化的“现场”进而“追踪”现代性的进程。与文学史叙述所具有的必要的时空距离同文本所应当具有的先验性的“第四堵墙”一样，是思考现代性诸问题的前提和保障。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相比更加适合成为我们探求现代性的真理与终极价值的场域。文学史和现代性，准确地说是文学史中的现代性以及文学史的现代性，是令我久久不能释怀的“块垒”，而现在的我，愿意它们在我的胸中衍生，与其说是一种思想的历险，更不如说是一种因缘——现代性的因缘。
从“邂逅”陈平原先生的著作，到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和“现代性”的述评，再到旁听吴义勤先生的“新时期文学”专题课，我对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性的兴趣日高。终于，在今日读罢王德威先生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撰写的导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后，我感觉应当为自己的“现代性的因缘”作一番阶段性的梳理了。此番梳理，不是为了了却，而是为了飞扬；不是华丽地转身，而是期待更上层楼。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所在，而三者呈现的形式是“扁担状”：“现代”，即对现代性的思考挑起了“中国”与“文学”这两幅重担。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已有温儒敏先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和陈平原先生的《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为例》进行反思。两本著作都建立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视野之中，对笼罩在思想史的“梦魇”中的文学史的写作或者惯性写作展开了有力的“拨乱反正”。所谓“正确的方向”，即是揭示文学史中的现代性以及文学史的现代性的理路。严家炎先生曾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归纳为“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思维”和“现代的人”三个层面。本着一种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在现代文学阶段的现代性的生成较之在当代文学阶段的现代性的新变，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大的意义。从“语言”，到“思维”，再到“人”，“现代”作为核心元素正在一步一步灌注到重建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灵魂之中。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倡导的“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学科建设，乃至学风培养，对现代性的思考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学人的本能追求和“学者的人间情怀”。
“现代文学”应当如何“中国”，晚清以降的学者在研究实践中为我们呈现出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在《两种现代性》一文中揭示，除去那套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还存在着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即表面欧化而实质不然的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的“现代性”。李欧梵先生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一文中进一步将其阐发为“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的“在理论层面所作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王德威先生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也有着类似的表述，在他看来，五四所确立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压抑了在中国发展多种现代性的可能性，因此“晚清”最真实的记录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对此，杨联芬先生有专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遥相呼应。海内外学者将目光逐渐聚焦于晚清（近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实际上走上了一条自觉探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道路，标志着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学术史意识和学术规范的确立。“中国”为“现代”和“文学”所贡献出的正是一种“现代文学”，这是站在文化反思的角度做出的重要抉择，也是王瑶先生开创的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事业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中国”、“现代”、“文学”三者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作为“现代学术”的重要特征的教学与研究的相辅相成也制造了“文学史”如何“文学”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刘梦溪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和陈平原先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两本著作分别侧重“有利条件”和“实际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通过对“作为教学的‘中国文学史’”的考察，得出了“如果我们仍寄希望于这门课的发展的话，就必须走出现成的‘中国文学史’”的结论。“走出”，不仅是“走出”在意识形态下通过政治认定建构起来的思想史进而回归以“文学”为本位和本体的学术史，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受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束缚的“文学史”进而回归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的历史和以文学为鉴赏对象的“术”的历史。梁启超先生说：“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我们的“文学史”应当在“学”和“术”两个层面上同时书写，这是文学史的现代性使然。唯有在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史中，我们才能观审到文学的现代性。文学史，通常在文学止步之处起步，这是我们应当承认的一个事实，但这不能成为“文学史”与“文学”对立的理由，因为“文学”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的本位，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的本体。
对现代性的反思，离不开对“中国”与“文学”的反思，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本学科所固有的知识论规律和方法学基础。“现代”挑起了两端，而担起“现代”这幅扁担的文学史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蕴藉着建构与解构的双重变奏。在我个人看来，“文学史”以及新近兴起的“关键词”是否可以作为“元问题”纳入学术谱系之内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在对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我们应当采取的是一种文学史视野，而不是将文学史作为唯一的依据。文学史是静态的、固化的和封闭的，而文学史视野是动态的、鲜活的和开放的。在姿态的选取上，本身就体现着一种现代性。无论自己的思想历程经历几世几劫，我都唯愿这份现代性的因缘能在脑海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三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