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读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有感

　　近来读完朱东润老先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著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张居正大传》，颇有感受，我读书速度通常较慢，读完一本书有时甚至要花费接近两个月的时间，然而，对于《张居正大传》这本书，我读完却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我有时会想，为什么差距会如此之大，细究其因，我才意识到，读此书时，我真正沉迷其中，投入之深，前所未见。

　　张居正一直以来都是我最为崇敬的政治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张居正与我同乡，爱屋及乌，更重要的是我佩服张居正勇于改革、不恤人言的魄力与勇气，张居正从来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诟病颇多，然而他却并不理会这些，他知道推行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要有坚持不懈毅力，因此，他选择了不恤人言，他抱着“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态度和决心，大刀阔斧的推行着他的改革，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他可以不顾个人的生死与荣辱，他推行“考成法”，对官员吏治进行定期的考核，裁撤冗员，他为了节省开支、规范吏治，他决心整顿驿递，以减轻沿线人民的负担，因为招致广大官吏们的怨恨，他为了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封建大地主的瞒报行为，为了充实国家财政，他下令重新裁量全国土地，并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制改革，结果把全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都得罪了，同样，他为了改革的成功，少受非议而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民间书院，禁止非法集会、议论国事，这使他与天下文人彻底决裂，走向了对立面。明代文人王世贞过分贬低张居正的历史功绩，并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诋毁，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到现在都还广受争议的原因。张居正以一个农间平民弟子，通过科举读书，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顶峰，崛起于政坛，按常理，张居正是文人中步入政坛的代表，应该是广大文人们的榜样，但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也更加了解一般文人们的秉性，懂得科举取材的弊端，他反对空谈，认为空谈误国，反对文人议政，对天下文人加以打压，此时的他早已不再是文人们的代表和榜样，广大的王世贞之流们也将张居正归为离经叛道之人，在各自的著作中加以无情的抨击与嘲讽，因而张居正在身前身后躲遭受着巨大的非议，史书上对其评价亦不高，因为史书也是文人们所写，他们极尽打压之能事，以至于只有将张居正彻底搞臭才能一解他们心头之恨。张居正身居首辅宰相之高位，亦常为流言所伤，但他并不理会这些，这是推行改革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以张居正的睿智，他并非不知道历来改革家们均无好的下场，以身殉国者十之八九，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他自己曾说过：“念己既忘家殉国，惶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对自己身后将要遭受的祸患，他其实是不感到意外的，只是既然选择了改革这条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张居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曾经许下的“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人生誓言！

　　张居正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内阁首辅，位极人臣，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晋得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惟张居正一人而已。张居正的改革不可避免的触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封建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但他们当时畏惧既是帝师又是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对改革无可奈何，但当张居正因偶染旧疾、撒手西去后，反对派即展开了疯狂的反扑。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来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生前神宗曾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自然，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张居正病逝之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张居正的功勋业绩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故土，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张居正病逝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失宠，不久，言官即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张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剥夺生前所得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戳尸，时隔一年，他的子孙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万历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抄家的官吏还没赶到江陵，江陵张府即已被封，尚未来得及逃出来的老弱病孺十七口，被关在府内，活活饿死，为祸之酷烈，惨不忍言，江陵张府已成人间地狱，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堪忍受，自缢而亡，三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侥幸保存了一条性命，落得终身残疾，其他儿子即使侥幸活命，也被发配充军，最后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年过八旬的老母，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刑部尚书潘季驯革职为民，朝中无人再敢言及张居正三字，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的一批官员包括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名将俞大猷，名将李成梁、以及治水英雄潘季驯等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在朝野的一片诋毁声中，惟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意思是说张居正擅长于治理国家，而对自己身后的安危却疏于考量，历来很多文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颇为赞同海瑞的这个评价，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海瑞只说对了一半，即张居正“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却并非如此，事实上，由于推行大刀阔斧的“一条鞭法”改革，张居正不可避免的而触犯了一大批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张居正并非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后下场，这个从他与友人之间的书牍往来即可得知，只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他选择了国家，只要国家经过这次改革能够国富民强、转危为安，个人的生死又算的了什么呢？张居正曾说过：“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有人说万历十年，张居正当权，神宗年幼，只有十岁，张居正以其非凡的手段执掌朝政，推行改革，他的相权会不可避免的侵犯一部分皇权，有人甚至直接从现实角度说张居正是代行着皇权，而自古相权与皇权难以互容，张居正的失败也正是在此，这话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改革并不比其他，它是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它的推行必需以最高权力为基础，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这点，在封建王朝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甚至可以说，张居正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独揽了大权，雷厉风行，没有强势权力的保证，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它只会遭受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既然选择了改革这条路，就不可能独善其身了，因为你面临着太多的反动势力，这也是改革家与政治家的区别之处，政治家可以不触犯对方利益，协调好相互关系，政治家的成功往往是以身居高位为标准，而改革家则不同，他们有太多的敌人，他们几乎在以个人一己之力与整个封建官僚群体为敌，他们的成功与否常常是以国家的巨大进步为标准，他们的结局大都很惨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这么多政治家而改革家却仅有那么几个，因为政治家需要的只是能力，而改革家则不仅仅需要能力，更重要的则是持之不懈的勇气与魄力，因此在评价海瑞这句话时，我不敢苟同，张居正并非“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他并非不想谋身，只是他既然选择了改革这条路，也就难以独善其身、全身而退了，于是他说：“念己既忘家殉国，惶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历史是无情的，张居正改革别废止之后，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一发不可收拾，。这时一些有识之士才又想起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业绩，天启二年，熹宗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万历五年曾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天启二年又成了为张居正昭雪的积极倡导者，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诉冤，崇祯十三年，崇祯皇帝诏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张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危难之际又回过头来缅怀张居正的业绩，试图召回已被废止的新政固然只是一枕黄粱，但它却从反面告诉我们，张居正当政期间所建树的改革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王安石一起并称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三大改革家，同样，他的光辉业绩也将继续激励着我朝着自己喜爱的道路坚持下去，奋斗下去，“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最后，以张居正在13岁那年，即明嘉靖十七年所作的一首诗《咏竹》作为结尾，表达我一个后辈对张居正最崇高的敬意：

咏竹

绿野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杆。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