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研究文集》序言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文集，是笔者多年来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1513-156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绩、著作考辨及其研究概况的论文选编。在序言中，拟就高拱研究的缘起、高拱从政历程、学术分期以及本文集的主要内容加以简略叙述。

一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我选定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进行研究，是因为我与高拱有其同乡、文化和学术“因缘”。

　　其一，同乡情结。溱洧之滨，具茨山下，轩辕黄帝故里的所在地、黄帝文化的发祥地——河南新郑，是一块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人才辈出，代有英贤，如郑国名相子产、法家先驱邓析、集大成者韩非、道家学者列子、汉代谋士张良、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文豪欧阳修、建筑大师李诫、元初名臣许衡、清代名将岳钟琪，等等。其中，明代内阁首辅高拱就诞生于新郑，是中原名人之一。有幸的是，我也生于新郑，长于新郑，少年读书于新郑，与高拱是名副其实的同乡。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时间跨越亦长达四百年之久，但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同乡之谊。记得少年时代，我经常听到村里的老人们谈起高阁老的许多动人故事、美妙传说，如“高阁老的秤没星”，“八卦垌没梁”，“高阁老中牟娶妻”，“高阁老贡枣”，“高阁老灵柩四门出殡”……。这些美妙传奇的民间故事，在我童年心里留下了高拱的伟大形象、智慧形象、为民形象，也成为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后来我关注高拱，研究高拱，正是这一乡土情结、同乡之谊使然。

　　其二，文化因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学热的文化背景下，中原文化研究也渐趋兴起。高拱文化作为明代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我的关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地更加重视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为此，高拱家乡新郑市人民政府每年举办黄帝拜祖大典、黄帝文化论坛，并成立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其中高拱文化研究会就是其分会之一。为了挖掘高拱文化资源，宣传高拱，研究高拱，提升新郑市的知名度，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如搜集高拱文物，重修高拱陵园，重刻高拱墓碑，创办《华夏源》（内设“高拱研究”专栏）刊物，召开“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聘请著名专家开设论坛，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高拱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高拱的知名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营造了研究高拱文化的良好氛围，推动了高拱文化研究的广泛深入开展。可以说，我对高拱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河南中原文化蓬勃发展使然。

　　其三，学术因素。明清时期尽管有些个别史学家如王世贞因个人恩怨而对高拱持有偏见，评价较低，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多数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均认定高拱是“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是与张居正事功相埒的“救时良相”。然而，现代有些学者或囿于门户之见，或存有历史偏见，或固守狭隘地域观念，把高、张对立起来，判定张是事功卓著的改革家，而高则是“奸恶”、“佞臣”。特别是一些历史小说为了抬高、美化张居正，把高拱塑造成反面人物，丑诋、厚诬高拱，完全抹煞其改革功绩和历史贡献，甚至将其改革事功和边防功绩完全戴到张居正头上，对高拱不置一词，由此形成“高冠张戴”、“褒张贬高”的偏见。显然，这对高拱是不公平的，也是同历史事实相悖的。还有学者由于受旧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类著作中也不为高拱立传，致使其学术思想隐而弗彰，鲜为世人所知。为了消除在高拱认识和研究上的诸多偏见，恢复高拱的历史原貌，并彰显其改革功绩、学术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成为我研究高拱的精神动力、力量源泉。可以说，这是我研究高拱的学术因素。

二

　　为了更好地了解文集的内容，有必要对高拱的生平、著作、政绩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加以简略介绍。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513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七月初二日（公元1578年）。享年66岁。

　　高拱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颖敏好学，苦攻经义，“沉雄开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于乡。嘉靖二十年（1541）举进士，选庶吉士。二十二年（1543）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一年（1552）裕王（即后来的穆宗）出阁讲读，首任其侍读讲官，后升侍讲学士。高拱侍裕邸凡九年，深得裕王倚重。三十九年（1560），经徐阶推荐，拜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四十一年（1562）擢礼部左侍郎，旋改吏部左侍郎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四十四年（1565）六月，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召入直庐。四十五年（1566）三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同年十二月，世宗崩，穆宗即位，改元隆庆。隆庆元年（1567）二月，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四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因与首辅徐阶矛盾，遭到言官弹劾，五月称病归里。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李春芳任首辅。三年（1569）十二月，穆宗召高拱还阁，兼掌吏部事。次年十二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致仕，高拱任内阁首辅，仍兼吏部事。六年（1572）正月，加柱国，赠太师，晋中极殿大学士。五月，穆宗崩逝，神宗即位。六月，因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相结，以“专权擅政”的罪名，斥逐高拱“回籍闲住”。高拱一生从政30余年，入阁两起两落，经历坎坷，晚年又受到“王大臣案”的沉重打击，“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终于在万历六年（1578）七月初二日谢世而去。高拱谢世24年之后，即万历三十年（1602），时值神宗举行建储大典，高拱嗣子务观上疏请求“赐名之典”。神宗追念高拱安边定业，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荫嗣子务观尚宝司丞。高拱30年不白之冤始昭雪于天下。

　　高拱从政经历虽然坎坷，但其罢官归家后，其志不屈，一面静心读书，整理文稿；一面澄心反思，著书立说。高拱一生共撰有18种著作：即《外制集》、《日进直讲》、《献忱集》、《程士集》、《南宫奏牍》、《玉堂公草》、《纶扉稿》、《掌铨题稿》、《政府书答》、《边略》、《病榻遗言》、《春秋正旨》、《问辨录》、《本语》、《诗文杂著》、《谗书》、《避谗录》、《春冈年谱》。其中后3种佚失，现存15种。万历三年至六年（1575-1578），高拱亲自主刻“四十二册本”，是为初刻本或家本。万历四十二年（1614），河南新野进士马之骏刊刻《高文襄公集》，是为万历本。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高拱胞侄曾孙高有闻重刻《高文襄公文集》，是为笼春堂本。现存的万历本和笼春堂本是研究高拱学术的基本文献。

　　高拱其学其政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嘉靖七年至二十年（1528-1541），是高拱学术思想的奠基时期。此前，他曾师从已致仕的都察院右佥都御使李麟山（山东长清人）学习。“十七岁以礼经魁其乡”。中举之后至登进士之前的十余年，在开封大梁书院先是就学，其后任教。在这期间，他不仅精心研读了孔孟儒家经典，而且对申不害、韩非等法家的变法改革思想也颇有研究，为其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功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在大梁书院私淑王廷相（1474-1544），精心研读过王氏在当时已经刊刻的大量政治类、哲学类著作，深受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并继承了王氏的气学思想，从而为其学术思想奠定了气本论基础。高拱为王廷相撰写的《行状》，详细介绍其政绩和著作，高度评价他“立言垂训，根极理要，多发前贤所未发焉”。高拱在自己的著作《问辨录》、《本语》中也多次引用王廷相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肯定其“兹言良是”，并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高拱早年私淑王廷相，可以说是王氏的政治思想引导他走上了改革之路，也是王氏的哲学思想使他成为著名的气学哲学家。

　　第二时期，从嘉靖二十年（1541）至四十五年（1565）二月，是高拱学术思想的发展时期。他于嘉靖二十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深入研习了明代历朝的典籍和时政。其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裕王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吏二部侍郎，直至礼部尚书。这一时期，他的学术代表作是《日进直讲》、《程士集》和《南宫奏牍》。《日进直讲》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在《日进直讲》“序”中指出：“拱乃于所说书中，凡有关乎君德、治道、风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际，必多衍数言，仰图感悟，虽出恒格，亦芹暴之心也。”所谓“虽出恒格”，就是超出了程朱理学对四书经义的诠释，对上述诸项的治国要道作了超出常格、精湛独创的阐发。《程士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发和对时事的策论，主要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内容，充分展示了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这一权变新论，成为他日后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南宫奏牍》中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即《除八弊疏》），是他通过对嘉靖中期以后诸多弊政的长期观察、思考而提出的救治对策，也是他执政后进行整顿改革的施政纲领和大政方针。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高拱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夯实基础和充分发展时期。

　　第三时期，从嘉靖四十五年（1565）三月至隆庆六年（1572）六月，是高拱学术思想的集中实践时期。此前，他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其学术思想，但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嘉靖末年入阁后，由于他同首辅徐阶的政见政纲和学术思想的对立而导致矛盾激化，于隆庆元年（1567）五月称病归里。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又被召还内阁兼掌吏部事。由此，他在穆宗的充分信任与重托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事功卓著。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掌铨题稿》、《边略》和《政府书答》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真实记录了他清整吏治、整饬军事、治理边疆、改革法治、复苏经济、疏通漕运的方针、政策和举措。他在《掌铨题稿·序》中明确表示：“务为君父正纪纲，明宪度，进忠直，黜欺邪，革虚浮，核真实。”在《政府书答·答宣大王总督书》中也表示：“欲为主上扶纪纲，正风俗，用才杰，起事功，以挽刷颓靡之习。”这是他一生为政的奋斗纲领，他也在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抱负。后来，由于穆宗崩逝，与张居正合作关系破裂，与宦官冯保矛盾激化，最终被罢相回籍。高拱从政两起两落，经历坎坷，但在隆庆后期短短的两年半内却取得了卓著的改革功绩，为其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政策走向，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高拱充分施展其政治才能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第四时期，从隆庆六年（1572）七月至万历六年（1578）六月，是高拱构筑学术思想体系的时期。他罢官归家后，主要从事整理文稿和学术著述。这一时期，他撰有《春秋正旨》、《问辨录》和《本语》三部学术代表作。如果说高拱的学术思想在早期还带有一定的宋明理学色彩，在中期还受到宋明理学限制的话，那么，晚年的这三部代表作则表明他与宋明理学彻底决裂，旗帜鲜明地批判了程朱陆王和胡安国、蔡沈等人的理学观点。在批判宋明理学中，构筑起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构筑学术思想体系中，又概括和升华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可以说，晚年这三部著作代表了高拱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

　　总之，高拱无论是在学术思想还是在政治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明代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说，高拱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卓越的思想家。本文集选编的论文，就是研究高拱学术思想和政治改革的内容。

三

　　这本文集分为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绩、著作考辨、研究概况五个部分，收录33篇文章。

　　第一部分是哲学思想，选编7篇论文。在高拱的学术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这些论文分别从本体论、宇宙论、认知论、价值论的视角，对其哲学思想作了较为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如气本论思想、无神论思想、认识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等。高拱所处的嘉、隆、万时期，正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勃兴时期。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高拱，将其政治实践经验融入其哲学思想的诠释中，这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实学特征，如他阐发的元气“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实体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等等。这些论文试图从不同维度展现高拱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也力图构建高拱以气本论为基础的、以实践性、辩证性和唯实性为特质的、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想体系。如今，研究高拱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彰显其精神品格、借鉴价值和学术地位，而且对丰富、充实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是政治思想，收入7篇论文。高拱的政治思想是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人才思想、军事思想、法治思想、民生思想、权变思想、改革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世致用之学。高拱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1552-1560）任裕王的首席讲读官，其后任国子监祭酒，隆庆后期又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任免大权，有着丰富的育才、识才、用才的实践经验。在他的《日进直讲》、《掌铨题稿》、《问辨录》、《本语》等著作中对其人才思想作了精湛的阐发，也为其吏治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南。高拱执政期间，南倭北虏、东蛮西夷大肆侵扰，边疆形势岌岌可危。为改变这种局势，他在推行军事改革的同时，还对军事理论作了有益探索，阐发了“以义用其力，以力成其义”的正义战争论；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防御战略论；实力声威，两手互用的灵活策略论。高拱的法治思想也较为丰富，主要是“本之以公，祥刑之经”的立法价值论；“法必贵当”，“罪必责实”的司法原则论；“宥过刑故”，反对大赦的执法实践论；“礼乐驯服，法度绳约”的礼法互补论。从价值取向上看，高拱改革既是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也是为了国计民生，为民兴利，由此他又阐述了“义为利和”、“生财理财”、“恤商惠商”为主要内容的民生思想。作为改革家的高拱，不仅诠释了“事以位移，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以此论证整顿改革的合法性、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改革纲领即《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在这一纲领中，高拱就改革对象、改革对策和改革目标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总之，高拱的政治思想既是其主持隆庆改革的理论指南，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源。

　　第三部分是改革功绩，编入12篇论文。明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六年，但却是由保守到改革的大转折时期。前三年是以徐阶为首的保守派对嘉靖弊政进行救弊补偏的阶段，后三年是以高拱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推行改革的阶段。随着隆庆前后期阁权的转移，即徐阶致仕，不久高拱提任内阁首辅仍兼掌吏部事后，使隆庆政局呈现出由保守到改革的走向。高拱在其改革纲领的指导下，联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军事、边政、法治、赋税、币制、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得到了明清至近现代诸多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评价。高拱改革尽管为时短暂，但却开启了长达13年之久的隆万大改革运动的先河，并为其后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政策走向。就此而言，高拱改革具有开创之功，在明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第四部分是高拱著作考辨，选入3篇论文。明清时期，高拱著作有三种刻本：即初刻四十二册本、万历本和笼春堂本。文集中的相关论文对这三种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作了详细考释。史学界对高拱晚年撰著的《病榻遗言》一书争议很大。黄仁宇先生认为该书是神宗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赵毅教授提出该书刊刻于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张居正身后罹祸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因素”。我们认为黄、赵二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提出：（1）《病榻遗言》刊刻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2）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3）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流水点校的《高拱论著四种》。这个点校本存在着许多点校方面的问题：一是标点和断句错误；二是对引文处理不当，体例不一；三是当校而不校，或者校勘不当。这些问题极易导致读者的误读、误解，从而降低了该书的使用价值。文集中的相关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举疑和辨正。

　　第五部分是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概况，收入4篇论文。学术界对高拱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嵇文甫和韦庆远二先生先后对高拱作了有价值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新郑学术，尚通、尚实”，高拱是“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高拱改革是隆万大改革的“始创期”等。2008年8月，由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郑市隆重举行。与会专家就其经筵教育、民生思想、边疆治理、与隆庆阁臣和“王大臣案”之关系、著作传记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据不完全统计，自1946年嵇先生发表《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一文至今，已出版专著1部，发表论文70余篇，硕士论文4篇，还有一些著作设有高拱研究的章节或论及到高拱。这些成果涉及到学术思想、政治改革、边疆治理、历史地位、著作传记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对此，文集中的相关论文作了综述。

　　另外，文集还有两个附录：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显清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等五位著名专家对作者和家父共同编校的《高拱全集》的评价；二是天水师范学院赵世明讲师为我的拙著所撰写的书评：《高拱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岳天雷〈高拱实学实政论纲〉》。

　　最后需要说明，这本文集只是对高拱的初步研究，有些问题还不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论及，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诸如：高拱的经学和文学思想，高拱对隆庆政局改革走向的主导作用，隆庆内阁保守与改革两派的对峙，“俺答封贡”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高拱“尽反阶政”及对徐阶等人的所谓“报复”，海瑞对高拱评价前后变化的原因，张居正和冯保构陷高拱的“王大臣案”，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对后世之影响，明史小说对高拱的丑诋与厚诬，等等。这说明高拱学术研究任重而道远。不过，我愿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河南郑州　45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