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牟宗三哲学——读《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
内容摘要：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显学”。程志华教授的《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作者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分析，通过“内在诠释”的理路，将牟宗三哲学放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阐释了其“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对于传统儒学和西方哲学所具有的独到价值。因此，牟宗三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一座理论“高峰”。
关键词：牟宗三；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
作者简介：聂民玉（1968-），男，河北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2009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胡素杰（1972-），女，河北大学出版社编辑，法学硕士。
现代新儒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界所形成的一种时代思潮。近一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内因外缘的关系，这一时代思潮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整体面貌和“有机”运动。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一生肩负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兴亡继绝，继往开新，致力于“哲学地”重建中国哲学，在儒学学理上进行了诸多创制，使得现代新儒学以至于整个儒学呈现新面。因此，研究牟宗三哲学不仅是现代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为不断地“书写”中国哲学史充实内容，也是儒学继续发展所必须消化的内容和不可绕过的“阶梯”。就牟宗三的水平和贡献而言，学界公认为他可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傅伟勋曾说：“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论的艰巨任务。”［1］刘述先也曾说：“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2]
何以牟宗三哲学是“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呢？程志华教授的新著《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该书约39万字，分“绪论”、“牟宗三的学术资源”、“良知论”、“现象与物自身”、“两层存有论”、“内圣与新外王”、“宗教论”、“圆善论”、“独体论”、“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哲学定位”共十章，在系统、通透阐释牟宗三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凸显了其哲学主旨——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是牟宗三的一大贡献，它不仅显示出儒学在现代社会一仍具有的价值，而且亦显示出面对西方形而上学危机所具有的“救援”价值。程志华教授认为，正是因此，牟宗三哲学才具有关键的历史地位，才被称为“可以超过但不可绕过”的哲学。下面，我们对此作一些简要分析。
对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在牟宗三在世时即已展开。1995年，围绕牟宗三的逝世所开展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把相关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阶段。[3]回顾对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尽管已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与牟宗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还有一定的距离。本书作者认为，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关研究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其一，对牟宗三哲学的整体把握不够。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研究只是就牟宗三的某个具体哲学问题展开，从整体上把握牟宗三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牟宗三哲学既涉及对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分解”的“稳定”，涉及“智的直觉”基础上以“一心开二门”为脉络的“两层存有论”的开启，包括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对于“知性”的确立，也包括以“三统并建说”对“新外王”的开拓，还包括借助于“圆教”对于“圆善”问题的证成，以及通过对“独体”问题的阐释对主体性的“开显”等。牟宗三哲学是一个规模宏大、体系完备、结构严密的有机整体。因此，若不从整体上把握他的“道德的形上学”，只对上述个别问题进行研究，往往会生出“限制”。其二，对牟宗三哲学研究的高度不够。哲学不等于道德学，就如同哲学不等于文化学一样。因此，对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应该打破自锁于“传统儒学”或“传统中国哲学”的局面，跳出原有的“自我封闭”式的局限，进入到人类整个哲学思维的高度。在作者看来，这是牟宗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其三，关于牟宗三哲学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宽。即，没有站在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下对牟宗三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然而，客观地讲，牟宗三哲学是中、西、印哲学会通的产物。因此，缺乏中、西、印哲学的宏大视野会导致对牟宗三哲学的“误读”。基于上述，作者致力于克服诸种不足，在对牟宗三哲学进行“客观”阐释的基础上，对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进行了疏解，展示了牟宗三哲学既深入又完整的“面貌”。
本书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专门探讨了治哲学史的方法。作者认为，治哲学史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即存在以论本质”的“外在诠释”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生思潮”的理路。另一种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即本质以论本质”的“内在诠释”法。作者认为，任何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思想都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意志”，其理论学说的历史进程就是这种“意志”的展开和客观实现。因此，“外在诠释”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理路，它用在哲学史研究中难免有“错位”的嫌疑。当然，“內在诠释”作为一种哲学的理路，它对于哲学史研究则更为“匹配”。在此区分之下，作者主张在哲学史研究中采用“內在诠释”的方法。事实上，本书即是“内在诠释”的成果：就具体章节和内容来看，作者特别注重概念、义理之间“演变”的“逻辑路径”；每一章均从逻辑元点出发，步步推演，环环相扣，然后以“三一式”的形式得出了相关问题的结论。就全书来看，作者从牟宗三的“理论资源”开端，然后分别阐释其相关问题，由外及内、由浅及深，待将所有问题阐释清楚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现了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体系。与此同时，作者还基于自己的“儒学三期说”给出了牟宗三哲学的历史定位。方法意识的凸显，不仅使得内容思辨、深刻，而且使得体系完整、圆融。
本书还展现出开阔的哲学视野。作者基于牟宗三哲学的特色，“恢复性”地将其思想放在中、西、印哲学之宏大视野下，使得对牟宗三哲学的研究显得厚重、深沉和有根基。就牟宗三哲学来看，康德哲学不仅为牟宗三提供了哲学资源，也为牟宗三提供了哲学论题。因此，要想深入理解牟宗三的哲学思想，就必须先理解康德哲学；而要更好地理解康德哲学，就必须先了解整个西方哲学。我们知道，康德哲学本身就晦涩难懂，因此，对牟宗三哲学的理解也就比较困难。不过，作者曾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留学，外文功底较好，具有扎实的西方哲学功底。因此，从书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康德哲学的理解不乏真知灼见，而且在某此方面“提升”了对于康德哲学的认识。除了康德哲学以外，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也是牟宗三哲学思想的重要学术资源。不过，中国佛学对于牟宗三哲学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它不仅为牟宗三解决康德哲学的困难提供了启迪，而且也为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模式。这些内容不仅包括“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模型，也包括“圆教”思想和“非分别说”的叙述方式。当然，尽管康德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为牟宗三提供了哲学资源和哲学论题，但牟宗三哲学的宗旨是儒家的。作者在此方面并没有“迷失”方向，因此，其对于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的阐释一仍是儒家式的。
所谓“儒家式”的，关键之处在于牟宗三哲学的主旨在于对“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所谓形而上学，依着西方哲学的传统，主要是指对“在”（being）的研究。但是，这一传统却没有普适性，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则不是这样一种理路。依着牟宗三的理解，中国哲学所秉承的是一种“实践的形上学”的理路；在儒家，这种理路即是“道德的形上学”。当然，所谓“实践的形上学”是牟宗三的独到见解，并非前人所述；“道德的形上学”则不仅是牟宗三之独到见解，而且也是其理论创制。由此看来，这确是牟宗三对于儒学发展的历史贡献。牟宗三之所以能够有此历史贡献，除了受乃师熊十力的影响外，还有其特有的“哲学慧根”和责任担当意识。就乃师的影响来看，是熊十力的影响使牟宗三由逻辑学与西方哲学“折转”于中国哲学；就“哲学慧根”来看，牟宗三于他人所不见处发现了哲学的“真谛”，在别人不以为然之处发现了儒家之“道德的形上学”的可能；就责任担当来看，是对“新文化运动”中“自毁民族文化之根”、“自塞民族文化之源”的沉痛反省，以及由抗战、内战等国难与个人遭遇所引发的“客观悲情”，使他勇敢地担当起儒学的生命与智慧方向。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特定机缘，牟宗三终于构建起一个以“道德的形上学”为旨归的庞大精致的哲学体系。
本书在“照着讲”牟宗三哲学的基础上还“接着讲”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我们知道，牟宗三曾提出了著名的“儒学三期说”，认为自原始儒家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从民国开始进入第三期。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之发扬的使命为“三统并建”：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以建立“学统”。可以说，基于“儒学三期说”之上的“第三期儒学之发扬”是牟宗三坚持一生的志帜和使命。不过，本书作者提出了不同于牟宗三的新的“儒学三期说”。作者认为，基于对理论因子的分析，在“中断性”的语境下，儒学史大致可以分为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及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是指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所开创的儒学形态，它以“形上基础之上强调儒学的实践性”为特征。这样一种“三期说”与牟宗三的“三期说”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牟宗三将现代新儒家定位于“第三期儒学”，而作者则将“第三期儒学”之开端定位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在作者看来，牟宗三之儒学分期有不当之处，这种不当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朝政治高压导致了明末清初学术的中断，主观原因是牟宗三本人对于嫡系和正宗地位的“争取”。依照作者的观点，牟宗三并非是“接着”宋明儒学讲，也不能言牟宗三是“第三期儒学”的肇始者，因为“接着”宋明儒学讲的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即，真正开拓“第三期儒学”的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概言之，牟宗三所代表的“第三期儒学”不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讲，他的“第三期儒学”是对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本书作者给予牟宗三哲学的历史定位。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从而表现出对牟宗三哲学的一些“制限性”照察不足。比如：“智的直觉何以可能？”，“良知为何要自我坎陷？”，“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等等，作者对于这些问题当中的“制限性”并未予以回应。不过，本书作者的初衷并不是“超越牟宗三”，而是“面对”牟宗三，即“不可绕过牟宗三哲学”意义上的阐释。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本书的宗旨是“考察牟宗三的整个哲学体系并力求予以系统而完整、通透的陈述，从而为以后相关之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一种借鉴”[1]。由此意义观之，这些值得商榷之处也许是作者有意回避的，因为它不在本书的写作范围之内，也许是作者自我认同牟宗三的观点。
总之，读了此书之后有一个确然的感受：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牟宗三哲学当是不可绕过去的一座“高峰”。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感受：要进一步研究牟宗三哲学，本书也是不可绕过去的一个“阶梯”。
参考文献：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5-26.
[2]刘述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义[N].联合报,2003年5月3日.
[3]参见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25.
注释：
[1] 程志华：《牟宗三哲学研究：道德的形上学之可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