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无治任逍遥——庄子哲学社会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李匡夫,1945年4月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代表作有专著《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理论探索》、《先秦诸子治平术》,以及发表于台湾《孔孟月刊》第407、408、475、499期上的《孔子的“仁-礼-教”为政体系及借鉴》、《齐鲁二子“治道”比较》、《略论〈吕氏春秋〉治理思想的几个特点》、《略论〈吕氏春秋〉治理思想的几个特点》、《孟子“性善论”基础上的“仁政”王国》等。

  庄子名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约生于公元前三六九年(周烈王七年),卒于公元前二八六年(周赧王二九年),与孟子同时而略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他的生平做了简略的介绍。庄子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主流归于老子一派,与孔孟儒家见解相左,是道家学派的又一巨匠。人们常以“老庄”、“庄列(子)”并称。他祖述老、列,崇尚自然,外生死,并天地,主张清静无为,逍遥出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意致,所以后来竟被尊为道教的仙真。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追号为“南华真人”,所著《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后宋徽宗又追封其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出世的主张,正是来自于对世俗社会和人生的“透察”。他有一套完整的社会思想,有他充满道家色彩的治理观。他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只是其观点比老子更彻底,表达得更为洒脱。他把“无为”推向了极端,几乎成了“无为无治”。其主张尽在《庄子》一书。该书十余万言,因庄子而得名,但它并非全是庄子本人的著作,故其成书的年代,难以确考,但不早于战国后期。唐经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中载:“庄子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今本《庄子》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许多都属寓言之类,文笔挥洒,汪洋恣肆,具有非凡的文学魅力。许多千古不朽的寓言和成语,如“坐井观天”、“东施效颦”、“庖丁解牛”、“庄生梦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都是源于庄子笔下。该书是诸子作品中文学色彩最浓、最富浪漫气息最浓的一部。

一、庄子的哲学思想基础

  和老聃一样,庄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他是这样描述的: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以下凡摘自《庄子》一书者,只注篇名)

  这个先天地而生,只有信息没有形质的“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在瓦甓”、“在屎溺”之中。它逐渐从无到有,化生了万物,其过程是这样的: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天地》)

  这时所得的“一”,仍然没有形状,但已有了质,便是“气”,天地原本是一气,这是庄子的一大创见:

  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知北游》)

  而且在这里,庄子还把“一”视为“德”万物得了“一”,才有生。研究老子的人一般都从庄子这里寻求“德”的答案。
然后,一气分化为阴阳,“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就是说,有了阴、阳,二者交合,便化生了万物。这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论述,精神完全一样。并且他也如老子一样,认为天道循环不息:

  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为乎其性。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虚盈,终则有始。(《秋水》)

  综上看来,庄子所说的“道”,与老子所给的概念完全一致。我们同样可将“道”理解为一种支配着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机制”。

  除上述“道”的基本观点以外,庄子对老子的思想又有了如下三项突破性的阐释和发展:

  第一,大知逍遥

  《庄子》开篇,便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壮丽的画卷: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

  气势多么宏大,眼界多么开阔!下界小泽里的麻雀、斑鸠、知了们却嘲笑道:“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麻雀们不理解大鹏的世界,不明白大鹏究要飞往何处,反而多加指责。由此,庄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小知不及大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蝉)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龟)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庄子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深刻的道理:早上的蘑菇菌类中午就枯萎了,夏蝉只见过一个季节,甚至被人羡慕的寿星彭祖,比起“冥灵”、“大椿”来,八百岁也算不得什么长寿。人对世界的认识,同样如此,由于人和人的阅历广狭久暂不同,也就有大知和小知的区别。庄子指出:有些人才智可以担任一官的职守,行为可以顺着一乡的俗情,德性可以投和一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他们自鸣得意也就好象小麻雀一样,认为世界之大,不过如此;这种人当然不会对人生有深刻的见解,当然不会逍遥于自由王国。庄子认为,拘泥于一时一事的成败、是非,是造成“小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批评孔子:水上行走莫过于用船,陆上行走莫过于用车,二者如果互相掉换,都将不成。古和今不就象水和陆的不同吗?周和鲁不就象船和车的不同吗?孔子企求将周朝的制度实行到鲁国,这就象把船推到陆地上行走一样,徒劳无功,自身还会遭殃。

  庄子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万物的量是没有穷尽的,时间是没有止期的,得失是没有一定的,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大智大慧的人,对得到并不欣然自喜,对失掉并不忧愁烦恼,对生存不加喜悦,对死亡不以为祸害;整个世界都夸赞他,他不会沾沾自喜,整个世界都非议他,他不会感到羞惭沮丧。并且他还懂得,人所能知道的,总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因为人有生命的时间,总比不上他没有生命的时间。庄子认为,有了这样的大知,人才能逍遥物外,才有可能从最高的角度,观察世界,观察人生,观察过去未来,才有可能解决众生苦苦思索着的国家和天下的治理问题。

  第二,万物一齐

  万物一齐的思想几乎可见于《庄子》的每篇文章,特别在内篇的《齐物论》中更是作了集中的阐发: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其意思是:世上万物,无不既是彼方又是己方,从它物那方面看不清楚的,从自己这方面来观察就能明了。所以说,彼出于此,此也出于彼。彼、此是同生共存的。再说,天地匆匆,新生的要灭亡,灭亡的要新生;刚刚是可以的随即就不可以,刚刚是不可以的随即就可以;有认为这是对的,也有认为这是不对的;有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有认为这是对的。所以圣人就不走这条细分是非、彼此的路子,而观照于自然“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庄子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事物的“通为一”性,即万物之间没有什么大小、彼此、是非的区别。如:凡人都有偏见,假如两人辩论,甲占了上风,甲就果然对吗?乙占了上风,乙就果然对吗?是否一定有一个人对、一个人错呢?还是两人都对或者两人都错呢?由谁来评判呢?以何为标准呢?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或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爬上高树就会害怕,猿猴也会这样吗?毛嫱和西施是世人认为最美的,但鸟儿见了就吓得飞走。当年庄子梦见自己是一只翩翩而飞的蝴蝶,醒来后弄不清是自己梦见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了自己?大家都恋生怕死,可谁知道恋生会不会是迷惑呢?会不会象自幼流落在外而不知返回家乡那样呢?所以,世上万物,“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就是说:从万物相异的一面去看,肝和胆就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那么远;从它们相同的一面去看,万物又都是一样的。若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去关心耳目适宜于何种声色,只求心灵游放于德的和谐境地;从万物相同的一面去看,就感不到有什么丧失,所以看自己断了一只脚就好象失落了一片泥土一般。

  总之,“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终则有始。”(《秋水》)不要拘束你的心志,妄言谁短谁长,以至和大道相违背。有了这种思想境界,才能游刃有余地评判“治道”的是非得失。

  第三,返朴归真

  庄子力主万物保持天性。他认为“道”从无到有,化生了千门百类、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其生、其死、其荣、其衰,都是非常自然的;顺其道则昌,背其道则不祥。他举了伯乐相马的例子: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齿乞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烙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半矣。(《马蹄》)

  庄子不但不赞扬伯乐,反而批评他反自然,扭曲了天性。何止是马,山林里的野鸡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饮到一口水,可是它还是不愿意被养在笼里。百年的树木,破开做成牺樽(酒器),用青黄彩色来修饰,其它枝干废料丢弃在泥沟里。牺樽和废木比起来,美丑是有差别的,然而从丧失本性来看,却是一样的。夏桀、盗跖与大讲仁义的曾参、史鱼相比,性行截然不同,但在丧失本性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庄子认为,自尧、舜、禹三代以后,天下没有不用外物来错乱本性的。小人牺牲自己来求利;士人牺牲自己来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为国家;圣人则牺牲自己来为天下。这几种人事业不同,名号各异,但是伤害本性,牺牲自己却是一样。

  庄子说,改变本性去从属仁义,改变本性去精调五味,改变本性去追求五声,改变本性去放情五色,都是谬误。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返朴归真,任率天性。《秋水》篇中庄子形象地定义了“天”、“人”的概念:

  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不要)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

  “谨守勿失”、“返其真”,就是要做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

  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达到的“天德”;有了“天德”,就能成为“至人”、“圣人”。只有这种“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人,才可以成为最理想的世俗圣主。他将以“无为”、“朴素”而达成天下大治。

  但是,庄子的“鲲鹏”之志又殊不在此。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后归宿,是“弃世”而非治世;治理天下,勉为其难而已:

  夫欲免为形(累)者,莫如弃世。弃世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达生》)

  这就是庄子思想的必然结局。庄子本人则坚守自己的信仰,决不入世。楚威王厚币迎他为相,他一笑回绝之。(见《史记·管晏列传》)

二、庄子的治理主张

  建立于上述思想基础上的“治理之道”,就是庄子的“无为而治”,甚至是“无为无治”。这一“治道”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治理目标

  庄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与老子的几乎毫无二致,这就是被他称为“至德之世”的上古先民社会,具体就是他所列举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的时代: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

  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朐箧》)

  在这种社会里,民性朴实,“纯”而又“蠢”,象野鹿一般,率性自在,甘、美、安、乐,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后人眼里,他们的行为无不符合“义”、“仁”、“忠”、“信”的标准,但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尚义、去行仁、去尽忠、去守信、去助人,而是天性使然,甚至它们自己并不知道何为“义”、“仁”、“忠”、“信”。可以想见,在这种社会里,几乎是没有什么治理行为的;不过又不是彻底的安那琪主义,还有“王上”。但他们的功能,只是社会的“标枝”并非有意识的治理,简直说不上什么治理。这就是庄子向往“至德之世”。他把“至德之世”的领袖们称为“明王”,其业绩则是“圣治”: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为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

  “圣治”乎?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天地》)

  庄子的治世目标,堪称道家的标准模式。

  第二,治理举措

  庄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可谓十分彻底,他甚至不承认“治天下”:

  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在宥》)

  这段话的意思是:只听说使天下安然自在,没有听说要管制天下的。强调“在”(自在),是怕外物扰乱了人的本性;强调“宥”(自由宽松),是怕外物改变了人的常德。如能做到不扰乱本性,不改变常德,这就是天下大治了。他认为,君子修道,主要目的不在治理,而在于修身;修身之余,才是为国家;最后,“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

  道之真,以治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其土苴(糟粕),以治天下。(《让王》)

  所以,庄子的治理思想,简直就是“无为无治”。

  但是,我们却不能就认为庄子不要治国平天下;其实,他对乱世是深恶痛绝的。他只是企图通过人人修身返朴,使天下归于原始的秩序状态;反对以外力(暴力的、仁义的)来管制天下。在《天地》一文中,他归纳了如下治理纲领: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本纲领含义有三:一是治道在君;二是君道原于德而成于天;三是无欲无心无为。

  因为庄子提倡“无为而治”,提倡“无为无治”,所以他就不可能提出若干具体的治理措施,只是极其原则地讲:“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情事而行其所为”政府施政要事事合宜,拔举人才要尽其才能,情况摸透才能有所举措等等。也因为他提倡“治身”,提倡“修心”,所以他的治道就是修身之道。其修身之道的主要内容,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大知逍遥”等三项。至于进一步地了解其治理思想,只好从下面庄子反对各种治理理论和观念的言行中去探寻了。

三、庄子对传统治理观念的批判

  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庄子坚持己见,力主重建上古时代无为而治、无为无治的原始秩序;对破坏和反对这一秩序的人、物因素,对“三皇五帝”以来的传统治理观念,进行了令人大开眼界的批评和批判:

  ——批圣人

  先秦诸子时代,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各家互相争辩攻讦,略无忌讳,但是象庄子那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圣人先王,甚至三皇五帝,而且出言极其尖锐,实在是很少见的: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坠四时之施……而犹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耻也!(《天运》)

  庄子在《缮性》篇中分析历代圣人是如何变乱了天下的。他说:上古之人淡漠无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与自然一体,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及至燧人、伏羲开始治天下,纯一的境地被打破了;到了神农、黄帝的时代,只能安定天下而不能顺遂民心;到了唐尧、虞舜的时代,离开了醇厚、质朴,舍弃了本性而放任机心,只靠人心互通已经不足以安定天下,必须附加着文饰和各种见识才行。文饰破坏了质朴,见识耽迷了心灵,人心沉沦一发不可收,以至“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墙”,终于乱了天下。庄子慨叹道:“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进而断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举例证明这一点:从前的齐国,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它建立宗庙社稷,推行各种治理措施等,何尝不是效法圣人的呢?但是大夫田成子却杀了齐君而盗取了齐国。田成子虽然有盗贼之名,可他却象尧舜一般安稳。小国不敢非议他,大国不敢诛讨他。这不是小偷小盗被杀头,窃国大盗反成诸侯了吗?“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

  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斥仁义

  “仁”、“义”二字在华夏大地上风行了几千年,褒者多,贬者少;而且即使是贬,大多也是斥其“假”,反对假仁假义。但是庄子却认为,仁义本身就是多余的,甚至是错误的,是用来扰乱天下的:

  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墨索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吁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殉一也。(《骈拇》)

  这段话的意思是:要等待钩绳、规矩来修正的,却是变损了事物的本性;要等待绳索、胶漆来固着的,却是侵害了事物的天德;拐弯抹角地用礼乐、用仁义去抚定人心的,也是违背了事物的天性。小的迷惑导致错乱方向,大的迷惑导致错乱本性。虞舜标榜仁义来搅扰天下,天下人没有不奔命于仁义的,这不是用仁义来错乱人的本性吗?《天运》篇中有一个孔子见老聃的故事,说孔子见了老聃便谈说仁义。老聃说:“米糠眯了眼睛,天地四方便看得颠倒了;蚊虻咬了皮肤,一宵都睡不安稳;而仁义搅乱人心,祸害就更大了。你要真想使天下保持质朴,你就应当追本溯源,让人们返回本来的德性,又何必高张‘仁义’的旗帜,大吹大擂,象找寻丢失了的孩子一样呢?天鹅不用天天洗,照样白;乌鸦不用天天染,照样黑。如此鼓吹‘仁义’,不仅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是南辕北辙了。”

  庄子对“仁义”及其鼓吹者的批判可说是亦庄亦谐,如: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天运》)

  ——绝贤能

  庄子提倡“无为而治”,讥斥有为,当然不会放过“能人治国”一类的论调,尤其不能容忍恃权虐民的行为。在《应帝王》一文中有一段对话:

  “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弓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如!”

  意思是:有人说,做国君的有权凭己意发号施令,老百姓谁敢不听?庄子大为不然。他说:“这是没有天理的。这样去治理天下,就如同在大海里凿河、让蚊子担山一样。圣人治国,难道能只做皮面功夫吗?他必须先正己然后再去感化他人,人人尽心而为才是。鸟儿尚且知道高飞以避弓矢,鼠类尚且知道深挖洞以避敌害,老百姓还能不如它们吗?”

  庄子认为,即使不是暴君而是贤能之士,即使他敏捷果敢,透彻明达,学道精勤不倦,也不能称为明王。而那些所谓能人,实在是为技能所累,劳苦体魄而纷乱心神。虎豹就是因为皮有花纹才招致捕猎的,猿猴就是因为擅长蹿跳才被拴住作戏的。明王岂能是这样子?他藉老聃之口以宣示“明王之治”:

  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

  就是说,真正的“明王”功盖天下却好象与自己并不相干,惠及万民而人民并不会介介于怀,有功德无名响,令万物自喜自足;而自己却立于不可测识的地位,行若无事一般。

  庄子不仅对“能人”、“贤人”、“治绩”、“功德”等持反对态度,他甚至对“三代”以后出现的为求生所发明的一切生产、生活用品等,也一概排斥。他断言:弓箭、鸟网、机关多,天上的鸟就要被搅乱了;钩饵、鱼网、竹篓多,水底的鱼就要被搅乱了;木栅、兽笼、兔网多,山林里的野兽就要被搅乱了;狡辩、曲辞、诡论多,人们便会被迷惑了。所以,天下趋于大乱,罪过便在于喜好智巧。他在《则阳》一篇中大发牢骚:

  民知(智)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则阳》)

  他引了一则故事:子贡南游经过汉阴,见一老人吃力地从井中提水浇地,便向前说:“这里有一种机械,一天能浇一百区田,很省力,先生不愿意试一试吗?”老人答道:“你说的是桔槔吧?我听我老师说,有机械的必定有机事,有机事的必定有机心。机心存在胸中,便不能保全纯洁空明;不能保全纯洁空明,便心神不定,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这篇“微言大义”说得子贡羞愧满面。总之,庄子对传统治理观念的批判,虽然难以令人心服口服,但确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存之永远。

  将庄子与的治理思想与老子的思想联系起来,可产生这样的印象:老子积极用世,首倡无为而治,但不慎为消极出世思想开了口子;庄子将无为而治思想弘而扬之,刻意追求出世弃世,又为仙道迷信思想开了口子。从这里或能看出:谬误激出真理,真理滑向谬误,诚所谓“反者,道之动也。”(《老子·四十章》)

200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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