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
内容摘要：黄宗羲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民主思想启蒙的重要人物，他的启蒙思想主要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中，这部书的后世影响非常巨大。黄宗羲在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和“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号，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黄宗羲还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学校议政”，限制君权，废除科举，工商皆本等。
关键词：封建专制；民主思想；启蒙；学术思想；政治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明夷待访录》“明夷”一词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深刻地批判了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的罪恶，探讨了社会治乱的根源，大胆设想了民主政治的蓝图。
1、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批判
自封建社会产生之时起，专制作为伴生物就深深地扎根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废封建立郡县为专制制度开了先河。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专制统治也愈来愈发展。黄宗羲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黄宗羲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明确提出合理的君、臣、民关系。
道学家把封建君主美化为“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足以为“至极之标准”的“圣王”（朱熹《皇极辩》）。黄宗羲则纵观历史，力陈君主专制主义的危害，公开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什么长期以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呢？黄宗羲说：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原君》）
君享其利，民受其害，君主一人之享乐建立在万民的痛苦之上，这本来是“私中之大私”，却被美化为“天下之大公”。不言而喻，对于这样的君主，人们理所当然地应敌视他们、抛弃他们。就这样，黄宗羲用君民之间现实的利害矛盾戳穿了所谓“天生蒸民而立之君”，“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之类的神话，进而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思想。他认为，远古同后世的君民关系不同，具体表现在于：“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黄宗羲理想中的君主，是“以天下万民为事”，“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而不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公敌。这种君民关系的新解释和主客地位的再颠倒，是对君贵民贱、“屈民伸君”的传统观念的大胆否定。
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人民，还要人民“惩忿窒欲”，“安贫乐道”，心甘情愿地忍受剥削压迫。宋明理学家们否定人民争生存、争温饱的权利，叫嚷“存天理，去人欲”。黄宗羲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口号，把满足个人利益看作人们的基本权利。这一冲破封建思想藩篱的主张同李贽把“穿衣吃饭”看作是“人伦物理”的观点一样，是早期市民阶级争取平等权利的功利主义的明确反映。为了恢复人民的这种权利，黄宗羲大胆提出了废除封建君主专制的设想。他说：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
黄宗羲进一步分析到，君主专制下的整个官僚机构都是君主的爪牙、帮凶，他们全不顾人民的死活，把“民生之憔悴”，视为“纤芥之疾”；却把人民创造的财产看作君主的私产，“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原臣》）。黄宗羲认为，君和臣都应为万民的利益各尽职守，彼此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他说：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臣）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君为臣纲”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准则之一。黄宗羲对此予以大胆的否定。他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他把一姓之君主同天下万民看作社会的两极，把天下万民看作社会的主体，黄宗羲的君、臣、民关系图是：民–为主非为客，君–为客非为主，臣–为民非为君。这种君民、君臣关系的新见解，是黄宗羲社会史观中最富于民主性的思想精华。
——批判封建的礼法
东汉《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云：“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关于封建礼法的明确表述。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对君主专制和封建法统进一步作了阐述，“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韩愈认为，君为整个国家的主宰，臣、民都是遵守君的号令的，而且都是为君服务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就是利用这种封建法统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礼法的基本原则。封建政权确立后，统治者一方面高谈礼乐的妙用：“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极力掩盖等级差异和阶级对抗的现实矛盾；另方面，所谓神学倡导的“三纲可求于天”，何晏、王弼之玄学的“名教本于自然”，佛学的“贵贱来自因果”，理学的“伦理通乎天理”，使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等级法权成为“天生铁定底道理”，成为不能违抗的威临人类的异己力量。黄宗羲揭开了其神学、哲学的外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王法”，不过是保护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的手段。封建法权的特点在于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实质上是“一家之法”，在广大民众看来，都是“非法之法”。
他说：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原法》）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原法》）
“一家之法”企图把天下的“福利”垄断于“筐箧”之中，而天下之人则把仇恨集中于“筐箧”，于是法网愈密，疑惧愈多，祸乱愈深，治乱之法成为兴乱之因，统治者从制法者变为制于法者。黄宗羲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看到了产生“非法之法”和“天下之乱”的社会根源,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黄宗羲认为同“非法之法”相对立的是“天下之法”，“天下之法”应该取代“一家之法”。那么，何谓“天下之法”呢？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有如下规定性：（1）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是为了对百姓巧取豪夺，是为民，而不是为君主；这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则的进一步体现。（2）立法的原则是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根据“天下之法”，朝廷与“草莽”是平等的，更何况君臣呢？（3）“天下之法”还为百姓树立道德伦理规范，对其进行礼法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防其乱和淫。（4）“天下之法”的特点是“无法之法”，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这实际上是休养生息的思想。
2、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勾画和设想
为实现“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黄宗羲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性地提出了新的民主政治方案。
——限制君权，学校议政。他主张：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
限制君权的具体办法是，由国家设立“太学”（类似西方的议会），太学设有“祭酒”（类似议长），天子应当受太学祭酒的监督。太学祭酒有权直接批评朝廷政事；郡县设立学校，学校设有学官，郡县官吏应受学校监督，郡县学官有权“纠绳”直至驱逐郡县官吏。这种学校议政的主张，是对“庶民不议”的传统观念的否定，是对自孔子开始的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愚民思想的否定，也是对东林党和复社政治斗争经验的继承。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他对东林党人的“清议”作了极高的评价，说：“清议者天下之坊也。”黄宗羲的这种思想萌芽是光辉的，但带有幻想成份和封建杂质。
——计户授田，工商皆本。明代末年，土地高度集中，“屯田”占去耕地的十分之一，“官田”又占去十分之三，豪绅地主的庄园，动辄占地千万顷，落到中小地主及农民手中的土地，为数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主张恢复古代井田制，“丈量天下田土”（《田制》三），“以实在田土均之”（《田制》二），改变土地过分集中的现状。这种自上而下的平均授田制度，目的在于让百姓获得一定土地作为发展小农经济的基础，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明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封建统治者“崇本抑末”，对工商业进行了残酷地压抑。黄宗羲站在城市自由民一边，要求为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认为“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黄宗羲还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以造成“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财计》二）的经济繁荣局面。
——废除科举，提倡“绝学”。黄宗羲对明末空谈性理的腐朽学术空气以及窒息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南雷文案·恽仲升文集序》）
他指出，科举制度不只使人们满足于“肤论瞽言”，造成思想僵化；更大的危害在于使人不关心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大事，而热心于玩弄语录、欺世盗名的勾当。他说：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黄宗羲还着眼于农业、手工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主张鼓励研究“绝学”，促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他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取士》下）
黄宗羲不仅提倡“绝学”，而且自己对某些“绝学”也颇有研究，写了不少著作。如《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大统历推》、《回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律吕新义》、《今水经》、《春秋日蚀历》、《割圆八线解》、《圆解》等，可惜这些科学著作，大都散失了。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反映在社会思潮上的变化和斗争是十分错综、尖锐的。但它的基本趋势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和演变的、代表封建文化形态的宋学走向没落，陷入绝境；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形态迅猛发展起来，而黄宗羲是这一文化领域内的开拓者之一，《明夷待访录》可以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民主宣言。
《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虽已属于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但其中还掺杂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是近代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