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
内容提要：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延之内心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因此能同情地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有晋徵士陶渊明”的称谓，表达了陶渊眀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的事实，颜延之及陶渊明生前友好给予陶渊明“靖节徵士”的谥号，表达了陶渊明坚守晋遗民的政治节操。《陶徵士诔并序》记述了陶渊明对刘宋政权政治无道的判断，描写出了陶渊明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的形象，艰苦地从事躬耕和编织以维持生活的形象，以及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告诫朋友直言不讳的形象。
关键词：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陶渊明；政治品节
作者简介：邓小军，男，1951年1月生于四川成都。文学博士，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宋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
夫璇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乐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途殊轨者多矣，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乎？
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有诏征著作郎，称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某月日，卒于寻阳县柴桑里。
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
其词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两非默置。岂若夫子，因心达理。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早之辨。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明也，是惟道性。纠纆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惟痁疾。视化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祠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敬述靖节，式尊遗占：“存不愿丰，没无求赡。省讣却赙，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呜呼哀哉！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旌此靖节，加彼康惠。呜呼哀哉！[1]
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除唐六臣《文选》注以外，历来对颜《诔》的研究甚少，其价值犹有待进一步认识。
关于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自齐沈约《宋书·陶潜传》记述陶渊明为晋遗民以后，历代学者多表示认同。现代以来，则认识分歧，认为陶渊明品格超然，不在乎晋宋之际的政治现实，无所谓是非的看法，似已成为主流。但是，祇有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才能了解此一段文学史的真实。
根据《述酒》、《读史述》等陶诗及《世说新语》等史料可知，在陶渊明及当时人心目中，东晋再造，君臣齐心合力，抗御外侮，使南中国不亡于五胡；东晋明帝与王导君臣能够正面反省西晋早期的阴暗历史，表示惭愧，体现出一种政治自新的态度；在中国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东晋再造时期的这些政治行为，皆是政治道德之体现（用今语表之，即政治合法性的取得）。而刘裕篡晋之无道，则不仅在于沿袭魏晋以来篡夺之故事，尤在于首先开篡弑之恶例。故陶渊明及当时人，往往怀抱同情东晋灭亡、痛愤刘裕篡弑的心情[2]。
本文拟考察颜延之与陶渊明之交谊，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颜《诔》所书“有晋徵士陶渊明”之称谓、“靖节徵士”之谥号，颜《诔》所含藏的一系列政治微言，及其所描述的陶渊明形象，旨在通过这份见证人的实录，进一步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不当之处，期待方家指正。
一、陶颜之交谊
陶渊明、颜延之交谊甚深。此是中国文学史上之一段佳话。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3]
《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并序》唐李善注引宋何法盛《晋中兴书》：
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4]
案：根据以上史料记载，陶渊明、颜延之的交往，前后有两度，皆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渊明弃官归隐寻阳（今江西九江）之后。颜《诔》最后一段文字，回忆二人之交往，其中两节文字，当分别是此两度交往之记述。
陶颜第一度交往，是在义熙十一年（415）至十二年，如《宋书·陶潜传》所述“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此度交往时间较长，因为延之供职寻阳约一年左右[5]，故可与渊明从容来往，甚至比邻而居，聚谈甚多。颜《诔》“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一节文字，即指此度交往。时犹在晋世，延之亦仅三十二、三岁，阅世尚未甚深。
第二度交往，是在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延之被贬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道经寻阳时，与渊明延盘桓留连[6]。此度交往时间较短，因为延之是赴任路过寻阳，但也不至于太仓促，至少有几天时间与渊明天天聚谈，如《宋书·陶潜传》所述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毎往必酣饮致醉”，及宋何法盛《晋中兴书》所述“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时延之三十九岁，已经历刘裕篡晋弑帝、延之与庐陵王义真及谢灵运遭权臣猜忌而被贬出等国家与个人命运之沧桑剧变。两人交谈内容，亦较过去深刻。颜《诔》“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一节文字，当指此度晤谈。
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以“自尔介居”至“荣声有歇”连读，认为“所言当指此两年（义熙十一至十二年）中情事”[7]，似未注意到其中“念昔宴私”以下应为另起一节。此节所记渊明“哲人卷舒，布在前载”之语，是用《论语》“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之典，表示现实政治“邦无道”；渊明“独正者危”，“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之语，是指延之政治处境险恶而有性命危险。据《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及相关文献，延之在晋时一路顺风并无性命之虞，入宋后得罪权要始有性命之虞（庐陵王义真聪明爱文义，与谢灵运、颜延之交好异常，及永初元年刘裕篡晋时义真意色不悦，引起权臣徐羡之等猜忌，永初三年将义真、灵运、延之贬出，即是有性命之虞。义真、灵运后来先后俱被刘宋杀害）；显然，渊明这些话语所指情事皆当是在宋时而非晋时。由此可知，颜《诔》自“念昔宴私”至“荣声有歇”一节文字，当是指宋永初三年之晤谈而非指晋时之晤谈。
渊明于延之，谊属师友之间。颜《诔》述渊明告诫延之云“吾规子佩”，即可表明此点。延之佩服渊明，是由于渊明的第一等人品和第一等文学成就。渊明赏识延之，当是由于延之正直真诚的人品，和杰出的文学才华。
颜《诔》评价渊明人品，云“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又云“道必怀邦”，又云“非直明也，是惟道性”，又云“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可见颜《诔》是用道和历史的极高标准来评价渊明，认为渊明是第一等人品。
颜《诔》虽然未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直接评价，实际则是以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的特殊方式，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了评价。颜《诔》“夷、皓之峻节”，“夷、皓”用渊明《感士不遇赋并序》“故夷、皓有安归之叹”[8]，“峻节”用渊明《饮酒》第二首“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9]，及《咏贫士》第五首“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10]；颜《诔》“南岳之幽居者”，“南岳”用渊明《述酒》“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11]，及《饮酒》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2]，“幽居”用渊明《答庞参军》“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13]，及《答庞参军并序》“岂无他好，乐是幽居”[14]；颜《诔》“弱不好算，长实素心”，用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15]，及《移居二首》“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16]；颜《诔》“后为彭泽令，弃官从好”，用渊明《归去来兮辞》“彭泽去家百里”，“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自免去职”[17]，及《咏贫士》第五首“即日弃其官”[18]；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心好异书”，用渊明《移居二首》“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19]，及《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20]，“性乐酒德”，可谓用渊明诗文之典甚多，如《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21]，《九日闲居》“酒能袪百虑”[22]，《饮酒》第十四首“酒中有深味”[23]，及《五柳先生传》“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24]；颜《诔》“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孤生”用渊明《饮酒》第四首“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25]，“人固介立”，用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26]，《咏贫士》第六首“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27]，及《饮酒》第十九首“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28]；颜《诔》“望古遥集”，用渊明《和郭主簿二首》“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29]；颜《诔》“畏荣好古”，用渊明《感士不遇赋》“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30]，及《五柳先生传》“不慕荣利”[31]；颜《诔》“子之悟之，何早之辨”，用渊明《归去来兮辞》“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32]，及《感士不遇赋》“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悟者，觉也）[33]；颜《诔》“赋辞《归来》，高蹈独善”，用渊明《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34]；颜《诔》“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用渊明《自祭文》“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柴门，事我宵晨”[35]，及《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36]；颜《诔》“陈书辍卷，置酒弦琴”，用渊明《和郭主簿二首》“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37]，《答庞参军并序》“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38]，《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39]，及《归去来兮辞》“乐琴书以消忧”[40]；颜《诔》“非直明也，是惟道性”，用渊明《感士不遇赋》“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受气之灵，是谓道性）[41]；颜《诔》“视化如归”，及“远情逐化”，用渊明《形影神》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42]，及《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43]；颜《诔》“宵盘昼憩，非舟非驾”，用渊明《停云》“愿言怀人，舟车靡从”[44]；颜《诔》“仁焉而终”，用渊明《咏贫士》第四首“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45]。祇有对渊明诗文爱之至深，寝馈至深，才能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如此娴熟、贴切，如数家珍。此实际是延之对渊明文学成就之极高评价[46]。
何法盛《晋中兴书》言：“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延之如果不是对渊明诗文爱之至深、寝馈至深，何能如此“极其思致”。
颜延之是陶渊明的见证人。颜《诔》所描述的陶渊明品格，来自亲眼见证渊明其人，和熟习渊明诗文作品。
二、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真实态度
了解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真实态度，须注意三件事实。第一，是自晋恭帝元熙元年（419）至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间颜延之、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的交谊[47]，及义真、灵运内心反对刘裕篡晋的态度。第二，是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颜延之所作《陶徵士诔并序》语及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的微言。第三，是元嘉十三年（436）颜延之拒绝参与刘宋虚伪地为晋恭思皇后举行的葬礼。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
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
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着，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志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
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48]
唐许嵩《建康实録》卷十二宋太祖文皇帝元嘉十三年：
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禇氏殂，追崇为晋皇后。九月……辛未，附葬晋思恭皇后于冲平陵，备物一如晋典。有司求晋除身以兼葬职，时前永嘉太守颜延之废处于家，札取延之兼侍中，延之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鬼！”遂不行。[49]
《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庐陵孝献王义真传》：
年十二，从北征大军进长安，……及关中平定，高祖议欲东还，而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乃以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高祖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诸君恋本之意，今留第二儿，令文武贤才共镇此境。”临还，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令修执其子孝孙手以授高祖。……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而佛佛虏寇逼交至。……高祖遣将军朱龄石替义真镇关中，使义真轻兵疾归，……贼追兵果至，骑数万匹，……至青泥，后军大败，……义真在前，故得与数百人奔散。日暮，虏不复穷追。义真与左右相失，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缘道叫唤，义真识其声，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负之而归。义真谓宏曰：“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
永初元年，封庐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镇东城。高祖始践阼，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义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迁司徒。高祖不豫，以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未之任而高祖崩。
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谋废立，则次第应在义真，以义真轻訬，不任主社稷，因其与少帝不协，乃奏废之，……乃废义真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时年十八。[50]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也。祖玄，晋车骑将军。……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临死作诗曰：“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所称龚胜、李业，犹前诗子房、鲁连之意也。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51]
案：第一，由庐陵王义真少年时参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晋军击败后秦收复长安的北伐，亲眼看见三秦父老哭诉思念王化、盼望王师的情景，经历义熙十四年被夏赫连勃勃击败，出生入死、草间幸免的艰难，及义真所说“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可知义真是从这些撼动人心的亲身经历，深知时代之艰难，能反省自己之不是，其为人正直，有志气、有器识。由“义真聪明爱文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颜延之）甚厚”，“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则可知义真少年时代那些撼动人心的亲身经历，与他后来异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义真是从异乎寻常的亲身经历来接受中国文化的，因此承受中国文化之教化甚深。
第二，义真承受中国文化教化甚深，与谢灵运、颜延之的影响帮助，有密切关系。故此三人之友谊，具有共同的文化教养和理想，非同寻常交好可比。
第三，由永初元年（420）刘裕篡晋时“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义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可知义真内心反对其父篡晋。
当义真意色不悦，茂之问其故，义真所说“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乃是义真引起警惕，掩饰真情之语。
义真内心反对其父篡晋，是由于传统的是非立场，是由于为人正直，深受中国文化之教养。应该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篡夺者之亲属后辈不满前辈的行为，并非祇有庐陵王义真。在义真之前，即有东晋明帝对司马氏篡魏的阴暗历史表示羞耻。
第四，由元嘉十年（433）谢灵运拒捕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及《临终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可知灵运内心痛愤刘裕篡晋，其屈身仕宋实非心甘情愿。
第五，永初元年刘裕篡晋，永初二年刘裕杀害晋恭帝，并制造了恭帝善终、自己为恭帝举哀的双重骗局[52]；由元嘉十三年（436）刘宋虚伪地以百官为晋恭思皇后举行葬礼，命颜延之参加，延之乘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可知晋亡十六、七年来，延之内心始终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并为自己背晋仕宋而深感惭愧，其屈身仕宋，实非心甘情愿。
《诗》云：“维其有之，是以似之。”[53]可以接着说，唯其有之，是以知之。虽然颜延之未能达到象陶渊明那样不与刘宋政权合作的境界，但其内心亦怀有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的心情，因此能同情地了解和记述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篡夺频仍，但这决不表示在当时篡夺就被人们看惯了。晋宋之际，渊明、义真、灵运、延之内心反对刘裕篡晋，即是突出例证。在此漫长的政治黑暗时期，人的是非之心、不甘屈服之心，仍不绝如线，有如长夜中的一线光明。
三、《陶徵士诔》“有晋徵士陶渊明”之称谓与“靖节徵士”之谥号
陶渊明以宋元嘉四年（427）十一月左右卒于寻阳（见下文）。延之于元嘉三年自始安太守还京师（今南京）任中书侍郎，后为太子中庶子、步兵校尉，直至元嘉十一年免官屏居家中[54]。延之《陶徵士诔并序》，当作于元嘉四年十一月以后不久在朝廷任职时。
刘宋政权以永初二年（421）杀害晋恭帝于秣陵（今南京）[55]，元嘉元年（424）杀害庐陵王义真于新安（今浙江淳安西），元嘉十年（433）杀害谢灵运于广州（今广州）。在刘宋政权残暴统治下，当时著述语及晋宋之际，势不能不采用微言表达方式。陶诗、颜《诔》中之所以多微言，原因在此。
颜《诔》中的微言，包括比较明显的称谓、谥号，和比较隐晦的叙事。
1．“有晋徵士陶渊明”之称谓：表达了渊明为晋遗民、不认可刘宋的事实
关于徵士之称谓。
《六臣注文选》卷六十齐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徵士刘虬献书于衡岳”句唐吕延济注：
徵士，谓德高征而不就，皆曰徵士也。[56]
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九《寄常征君》“征君晚节旁风尘”句引宋王洙注实即邓忠臣注[57]：
征君者，以其曾为朝廷礼聘而不起，故谓之征君也。[58]
由是可知，至迟六朝以后，徵士、征君，通常是指称曽被朝廷征聘为官而不就之隐士[59]。
进一步说，传统称徵士为某朝徵士，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徵士生存年代是在某一朝代之内，曾被朝廷征辟，即径称为某朝徵士。第二，徵士生存年代跨旧新两个朝代，在旧新两个朝代皆曾被征辟，则称某朝徵士实际是取决于其对某朝之认可。如徵士对旧新两个朝代皆表认可，则冠以新朝之名称之。例如陶渊明、周续之皆经历晋宋两个朝代，皆在晋宋两个朝代被征辟，陶渊明认可晋，不认可宋，周续之则对晋宋两个朝代皆认可之，故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称陶渊明为“晋徵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成伯玙《毛诗指说》称周续之为“宋徵士”。
关于“有晋徵士陶渊明”之称谓。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
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
又：
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某月日，卒于寻阳县柴桑里。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为彭泽令，……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60]
梁萧统《陶渊明传》：
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61]
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宋太祖文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
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潜、南郡刘凝之，并隐者也。[62]
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63]
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
晋徵士陶潜卒。[64]
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四陶渊明《归去来辞第二十二》：
后以刘裕将移晋祚，耻事二姓，遂不复仕，宋文帝时，特征不至，卒谥靖节徵士。[65]
案：萧统《陶渊明传》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与许嵩《建康实录》载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隐者陶潜，时间、事实相合，当是指同一件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载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晋徵士陶潜卒”，当是参证《建康实录》与萧统《陶渊明传》所作出的综合判断[66]。
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述渊明“连征竟不起”，渊明归隐后正式被征辟而不起，今见于早期文献记载者，祇有晋义熙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一事，故白居易所言“连征不起”当还另有所指。朱熹《楚辞集注》述渊明在“宋文帝时，特征不至”，当是指宋文帝时、元嘉四年十一月陆子真荐举渊明以前，先已有特征渊明而不至一事。然则白居易述渊明“连征不起”，当是指此事而言。但今无早期文献可资征考，为谨慎起见，本文对此事姑且存疑，暂不以此事作为论述依据。
陶渊明在晋代曾被征辟为著作佐郎而不就，在刘宋则将有征命而卒，然则颜延之称“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看似是自然的事，因为刘宋似乎尚未正式征辟陶渊明。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简单。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67]
梁萧统《陶渊明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68]
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宋文帝元嘉三年：
是岁五月，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本传称：“道济往候，……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然本传载此在为镇军参军之前，以《道济传》考其岁月，知史误也。[69]
《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元嘉三年：
春正月丙寅，……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70]
又：
二月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己卯，擒晦于延头，送京师伏诛。……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71]
《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
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还镇广陵。……上即位，进号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五郡诸军事。及讨谢晦，……事平，迁都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72]
案：第一，据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所考并覆按《宋书·文帝本纪》、《宋书·檀道济传》，可知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以前檀道济任南兖州刺史、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以后因讨谢晦立功迁都督江州之江夏等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檀道济为江州刺史仅此一次，在晋时未任过江州刺史。因此可以确知，萧统《陶渊明传》所载檀道济往候渊明劝其出仕，渊明拒绝檀道济劝仕，及“道济馈以粱肉，（渊明）麾而去之”一事，是发生在刘宋时，而非晋时。
第二，陶渊眀《述酒》、《读史述》等诗，表达了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的心情；刘宋大臣檀道济往候渊明劝其出仕，实为刘宋征辟陶渊明的试探，陶渊明拒绝刘宋大臣檀道济劝仕，并将檀道济所馈粱肉“麾而去之”，则是拒绝与刘宋合作的实际行动。由是可见，陶渊眀确实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
颜《诔》篇首用“峻节”二字总赞渊明，正是依据渊明峻拒刘宋大臣檀道济劝仕的事实。
第三，因此，颜《诔》称“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乃是表达了陶渊眀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的事实[73]。
第四，《宋书·陶潜传》载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与渊眀《述酒》、《读史述》等诗自述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之态度，及萧统《陶渊明传》所载渊明峻拒仕宋之行为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宋传》所载，乃是信史。
案：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晋徵士陶潜卒。”又刘友益《书法》：“潜卒于宋，书晋何？潜始终晋人也。……潜心乎晋，则卒书晋。”[74]郑思肖《郑所南先生文集·无弦处士说》：“始者颜延年诔渊明曰‘晋徵士’。又曰，宜谥曰‘靖节徵士’。《南史》则曰‘靖节先生’。晦翁独取‘晋徵士’三字书于《通鉴纲目》。”[75]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颜延年诔渊明曰‘有晋徵士’，与《通鉴纲目》所书同一意。”[76]元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卷三：“延之后作《靖节徵士诔》，书曰‘有晋徵士’，虽出于众志，而延之实秉易名之笔，其知渊明盖深也。”[77]清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九《姜吏部如须哀辞》：“昔陶潜……殁于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晋亡已九载。而良史特书为‘晋徵士’。”[78]张方蔼等《孝经衍义》卷九十二《士之孝》亦云：“颜延年《诔序》称曰‘有晋徵士陶渊明’，其不肯屈身后代之意，亦已微而显矣。”[79]可见历代论者多承认颜《诔》称“有晋徵士陶渊明”，是表达了渊明为晋遗民，不认可刘宋的事实，唯未详辨其所以然，故
本文述论如上。
关于周续之被称为宋徵士。
《宋书》卷九十三《周续之传》：
刘毅镇姑孰，命为抚军参军，征太学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请，续之不尚节峻，颇从之逰。……江州刺史刘柳荐之高祖……辟为太尉掾，不就。……高祖践祚，复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80]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批注传述人·〈诗〉》：
宋徵士雁门周续之。[81]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传受第三》：
宋徵士周续之。[82]
案：第一，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乃汉魏六朝经学老庄之学之汇集，故陆德明及成伯玙称“宋徵士周续之”，当是继承南朝以来对周续之的称谓。
第二，周续之在晋宋两个朝代皆曾被征辟而不就，但是，其在刘宋虽未正式就官，但已就宋武帝刘裕所开之学馆并与之合作，可见周续之认同刘宋。南朝乃至唐人称之为“宋徵士周续之”，正是根据周续之认同刘宋的事实。
2．“靖节徵士”之谥号：表达了渊明能坚守并能安于晋遗民的政治节操
颜延之《陶徵士诔》：
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徵士。
《文选》李善注引《谥典》“宽乐令终曰靖，好廉克己曰节”[83]，与颜《诔》相合，可以解释“靖节徵士”谥号之字面意义。但是考察“靖节”二字尤其“节”字字义的传统用法，则颜延之及友好谥陶渊明曰“靖节徵士”，当更具有深意。
关于“靖”字之意义。
三国魏张揖撰《广雅》卷一上《释诂》：
虞……靖、澹、隐、集、息，安也。[84]
宋陈彭年等《广韵》卷三《四十静》：
靖，立也。[85]
由《广雅》、《广韵》可知，“靖节徵士”之“靖”字，意为安也，立也。
关于“节”字之意义。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五上：
节，竹约也，从竹，即声。[86]
《广韵》卷五《十六屑》：
节，子结切，操也。[87]
《左传》成公十五年：
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唐孔颖达《疏》：若自知己分不合高位，得而不取，与而不受，子臧、季札、卫公子郢、楚公子闾，如此之类，皆守节者也。）[88]
《周礼·大宗伯》“士执雉”汉郑玄《注》：
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唐贾公彦《疏》：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执之，亦当如雉耿介，为君致死，不失节操也。）[89]
《后汉书》卷九十七《李膺传》：
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90]
又：
（刘）佑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唐李贤注：“为司隶校尉，权豪畏之也。《诗》曰：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91]
又：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92]
案：《左传》、《周礼注》、《后汉书》为先秦至刘宋之文献；《广韵》虽为北宋文献，但实为隋陆法言《切韵》之增广，其字义训诂则来自先秦汉魏六朝资料；故上述文献所载“节”字的传统用法和字义训诂，得为刘宋时颜延之所采用。
由《说文》、《广韵》可知，“节”字本义为竹节，其引申义之一是泛指为人节操；《谥典》“好廉克己曰节”同之。由《左传》、《周礼注》、《后汉书》则可知，“节”字的传统用法，主要是专指人的政治节操。颜延之及友好谥陶渊明曰“靖节徵士”，当是字面取《谥典》为人节操之泛指，深意则取传统用法的政治节操之专指。其内涵，当包括陶渊明能坚守并能安于为人之节操，在刘宋时能坚守并能安于晋遗民之政治节操。
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93]《饮酒》第二首：“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94]又第十六首：“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95]《咏贫士》第五首“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96]可见渊明一生是如何珍惜和坚守自己的节操。延之及友好谥陶渊明“靖节徵士”，是非常贴切的事。
四、《陶徵士诔》之微言
1．“夷皓之峻节，锱铢周汉”：表示渊明体现遗民峻节，蔑视并不臣不仕刘宋新政权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
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
此四句位于《诔序》篇首，是对陶渊明政治节操之总赞语。此四句用错综句法，如果顺其意脉，次序当为：若乃巢、由之抗行，故已父老尧、禹；夷、皓之峻节，（故已）锱铢周、汉。
“夷、皓之峻节”，“峻节”二字，是何等性质、何等力度？此二字，非表达政治节操不可能用，非表达壁立千仞之政治节操不可能用。用此二字，正是依据陶渊明峻拒与刘宋合作的行为。
“锱铢周、汉”，典出《礼记·儒行》篇记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汉郑玄《注》：“言君分国以禄之，视之轻如锱铢矣。”[97]“锱铢周、汉”之“锱铢”，是名词作动词用，用以表示蔑视；“周、汉”，是夷、皓所面对的新政权，借指陶渊明所面对的刘宋新政权。“锱铢周、汉”，乃是表示陶渊明蔑视刘宋新政权之态度。
“锱铢周、汉”用《礼记·儒行》“虽分国如锱铢”之古典的关键，犹在于暗用其下句“不臣不仕”，以揭示陶渊明不臣不仕于刘宋新政权之事实。
此四句之句法和完整意义，更需进一步说明。
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巢父》：
巢父者，尧时隐人也，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98]
《高士传》卷上《许由》：
由于是遁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轻天下色。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99]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100]
《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101]
唐颜师古注：
四皓称号，本起于此。[102]
案：巢、由、夷、皓的共同特点，是隐居不仕。其不同点为，巢、由之隐居不仕，祇是由于本性高洁、澹泊名利，并没有易代的背景，也没有遗民气节、蔑视新政权的意义；夷、皓尤其伯夷、叔齐，则具有易代的背景，和遗民气节、蔑视新政权的意义。颜《诔》此四句，是用渊明笔法，写渊明志事。
何以见得颜《诔》此四句是用渊明笔法？请覆按陶诗。
陶渊明《述酒》：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103]
又《读史述九章·夷齐》：
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104]
案：渊明《述酒》“朱公”二句言，我早已如陶朱公归隐养生，远离世间纷争；后二句言，而今则得如所亲之夷、齐，高隐西山而作遗民。
渊明《夷齐》“二子”二句言，夷、齐在殷周易代之前，隐居海隅，是为了“让国”；下二句言，夷、齐在易代（“革命”）之后，隐居西山（“绝景穷居”），则是绝不奉新政权正朔，是作遗民。此正是藉以贴切地喻示，自己在晋宋易代之前的隐居，祇是不愿意“心为形役”[105]；在易代之后的隐居，则是绝不奉新政权正朔，是作遗民。
渊明《述酒》“朱公”四句、《夷齐》“二子”四句，皆是用前后对比句法，表示自己在晋在宋之隐居不仕，意义不同，在东晋之隐居不仕，祇是因为酷爱自由、澹泊名利；入刘宋后之隐居不仕，则如夷、齐在易代之后之隐居，是作晋遗民。
由上所述可见，颜《诔》“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四句，是用渊明《述酒》、《夷齐》四句前后对比句法，表示渊明生平之隐居不仕，在东晋祇是因为酷爱自由、澹泊名利，好比巢、由；宋以后则是体现遗民“峻节”、蔑视并不臣不仕刘宋新政权（“锱铢周汉”），好比夷、皓，尤其夷、齐。
颜《诔》此四句总赞，是寓意重大、层次绵密的微言。
无论论心、论文，延之不愧为渊明之知音。延之心细如发，颇能传写渊明文心。
2．“道必怀邦”：表示渊明以道心关怀邦无道的现实
颜延之《陶徵士诔》：
道必怀邦。
《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七唐刘良注：“怀邦，不忘于国也。”[106]解释为是，但似有所不足。“道必怀邦”，“怀邦”的“道”，是指道心。此暗用《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07]本此道心，无论邦有道、邦无道，必关怀邦国现实。
《论语·宪问》：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三国魏何晏《集解》：“士当志道，不求安，而怀其居，非士也。”又云：“包曰：危，厉也。邦有道，可以厉言行也。”又云：“逊，顺也。厉行不随俗，顺言以远害也。”）[108]
案：依孔子，士不应该祇关怀自己生活，而应当关怀邦国现实；邦有道，直言不讳，邦无道，谨言避祸，但关怀邦国现实之心则不变。
颜《诔》“道必怀邦”，用《尚书》、《论语》之典，是表示陶渊明以道心关怀邦无道的现实。其中自包括关怀晋末政治混乱尤其刘裕篡晋的无道现实。
陶渊明诗文多为关怀现实之作，颜《诔》“道必怀邦”，亦可说是对渊明诗文的评价。
3．“隐约就闲，迁延辞聘”：写出了渊明拒绝刘宋劝仕
颜延之《陶徵士诔》：
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109]。非直明也，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维疾痁。视化如归，临凶若吉。
按“迁延”即徘徊不前，含有绵历时间之意。陶渊明归隐后在晋时辞聘祇有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一事，则“迁延辞聘”之语，当并不仅指晋时辞聘一事而已。
复按颜《诔》上下文，“隐约就闲，迁延辞聘”二句位于叙述陶渊明归隐之后、病逝之前，可知“迁延辞聘”当包括了陶渊明晋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绝刘宋大臣檀道济劝仕。颜《诔》不便直说渊明拒绝刘宋劝仕，用“迁延辞聘”这一委婉词语，实际是写出了渊明拒绝刘宋劝仕。
“迁延辞聘”，与上文“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前后呼应，皆指渊明在晋在宋被征而不就。
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110]
白居易诗“呜呼陶靖节”十二句，是指渊明在晋宋之际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实践遗民品节。“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二句，则是指渊明晋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绝刘宋大臣檀道济劝仕。
因为渊明归隐后在晋时被征祇有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一次，因此颜《诔》“迁延辞聘”及白诗“连征竟不起”，祇能是兼指晋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及宋元嘉三年拒绝刘宋大臣檀道济劝仕。颜《诔》、白诗，此可谓异曲同工。
假如朱熹《楚辞集注》所述“宋文帝时，特征不至”信而有征，则“迁延辞聘”更包括宋文帝时特征渊明而不至一事。
4．“哲人卷舒”：陶渊明判断刘宋现政权“邦无道”
颜延之《陶徵士诔》：
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
如前所述，颜《诔》所记陶渊明此段话语，是在宋永初三年陶颜晤谈时所说。渊明此段话语，如果不紧扣“哲人卷舒”之原典，则可能使读者误解陶渊明是只讲利害、只讲明哲保身的人；有了“布在前载”的提醒，使读者覆按原典，则可知颜《诔》所述渊明此段话语，乃是微言。
《文选》唐李善注引晋潘岳《西征赋》：
孔随时以行藏，蘧与国而舒卷。[111]
《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七唐李周翰注略引《论语·卫灵公》：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2]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八《注》：
苞氏曰：卷而懐，谓不与时政，柔顺不忤于人也。[113]
又《疏》：
国若无道，则韬光匿智而怀藏[114]，以避世之害也。[115]
案：颜《诔》“哲人卷舒”的直接古典是潘岳《西征赋》“孔随时以行藏，蘧与国而舒卷”，其原始古典，则是《论语》“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6]。
“哲人卷舒”用《论语》“卷而怀之”之古典的关键，是暗用其上句“邦无道”，以揭示陶渊明认为刘宋政权“邦无道”之今事。
此与颜《诔》“锱铢周、汉”用《礼记》“虽分国如锱铢”之古典的关键，是暗用其下句“不臣不仕”，以揭示陶渊明不臣不仕于刘宋政权之行为，同为歇后语式的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手法。
颜《诔》所记录的陶渊明这段话语表示，第一，陶渊明出处仕隐（“卷舒”）的准则，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现实政治是否有道（“邦有道”、“邦无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
第二，陶渊明对当下刘宋政权的判断，是“邦无道”。用今语表之，即刘宋政权不具有合法性。
第三，陶渊明以刘宋政权为无道政权，故决不与之合作（“卷舒”之偏义是“卷”、“卷而怀之”，即隐居不仕）。
第四，在渊明看来，在此无道政治社会，“独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劝延之应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
在中国文学中，用典往往确切地喻示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五、《陶徵士诔》所描述的陶渊明形象
本文不拟全面述及颜《诔》所描述的陶渊明形象，重点是讨论其中可能被忽视的新信息、陌生信息。
1．躬耕编织、坚苦卓绝的陶渊明形象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
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117]，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118]，以充粮粒之费。
案：渊明弃官归田躬耕自养，其种植稻菽桑麻蔬菜等农作物，见于渊明田园诗自述，如“种豆南山下”[119]，“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120]，“园蔬有余滋”[121]，“摘我园中蔬”[122]，《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旱]稻》[123]，《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124]等，久已为人所熟知。其从事编织，仅有“耕织称其用”[125]一句述及，而语焉未详。颜《诔》所述，颇具有新信息。颜《诔》“灌畦鬻蔬”，虽是用潘岳《闲居赋》“灌园鬻蔬”之典，但是参读下句“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则亦是写实，写出了渊明从事种菜（“灌畦”）和卖菜（“鬻蔬”）。颜《诔》“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则写出了渊明辛勤编织鞋屦（“织絇”）、编织草帘（“纬萧”），卖出编织品以换回粮食，弥补粮食消费之不足。种菜和卖菜，生产和卖出编织品，此两方面正是陶渊明田园诗自述所未详之生产劳动内容。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除种植稻菽桑麻等农作物外，还需生产和出售其它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以换购粮食之外的其它生活必需用品，当粮食不足时，则换购粮食。颜《诔》告诉读者，陶渊明也是这样谋生的，不仅种植稻菽桑麻等农作物，而且也种菜和卖菜，生产和卖出编织品。“织絇纬萧”是编织工艺，技术性强，需要专门学习，心灵手巧，也需要辛苦劳作。笔者曾在川西农村生活多年，常见川西农民做草编、竹编（类似“织絇纬萧”），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做这样的手艺，会做手艺的农民一定是特别勤奋、聪明的农民，而且往往家境贫寒，希望通过做手艺增加收入，改善家境。如颜《诔》所述，陶渊明是从一位“井臼弗任”的读书人，到归田后胜任“灌畦鬻蔬”、“织絇纬萧”，学会了所有耕种和编织的本领。由此可见，为了坚守“但使愿无违”[126]的理想，陶渊明是付出了多么坚苦卓绝的努力。毫无疑问，即使是以农民的标准来衡量，归田后的陶渊明也是一位特别能干的优秀农民。
延之在渊明家，当亲眼看见过士人陶渊明象普通农民一样做这些农家活和编织手艺。
2．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的陶渊明形象
颜延之《陶徵士诔》：
长卿弃官，稚宾自免[127]。子之悟之，何早之辨[128]。赋辞《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明也，是惟道性。
颜《诔》“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早之辨。赋辞《归来》，高蹈独善”，“非直明也，是惟道性”，是从渊明弃官之实际行为，写出渊明高出魏晋以来玄学家之实践品格：彻底觉悟和实践自己的澹泊心、自由心，不作官、不与黑暗政治合作、不与无道之世同流合污。而魏晋玄学家高谈庄子，身处无道之世，却几乎无人能实践庄子思想之核心―澹泊心、自由心的觉悟[129]，不与黑暗政治合作、不与无道之世同流合污。
不与黑暗政治合作，这是澹泊心、自由心的觉悟和实践，亦是道德心的实践。
所谓“道性”，即是澹泊心、自由心、道德心。这祇是一心。
《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述而篇·子谓颜渊曰章》“用舍无预于己，行藏安于所遇”条：
或云：看来渊眀终祇是晋宋间人物？曰：不然。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眀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130]
朱子之言，是真知灼见。黑暗政治下不作官，是士独立自由人格的试金石。
颜《诔》“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煦秋阴”，描写渊明所置身的田园，意境宛如渊明《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131]，真能得其神韵。晨烟暮霭之间，渊明隐居田园、悠然超逸的形象，如在眼前。
没有澹泊心、自由心的觉悟和实践，何来真正的超逸。
没有从不能干农活到能干各种农活、坚苦卓绝；何来隐居田园、悠然超逸。
3．严肃认真的陶渊明形象：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告诫朋友直言不讳
颜延之《陶徵士诔》：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132]：“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
案：如上所述，颜《诔》“自尔介居”至“非舟非驾”一节文字，是记述晋义熙十一年（415）至十二年“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之往事。时犹在晋世，延之仅三十二、三岁，阅世未深，与渊明交谈当亦尚未如后来深入，故此节回忆亦较简略。
“念昔宴私”至“荣声有歇”一节文字，当是记述宋永初三年（422）延之被贬出为始安太守道经寻阳时与渊明延盘桓留连之晤谈。时延之三十九岁，已经历刘裕篡晋弑帝、延之与庐陵王义真及谢灵运遭权臣猜忌被贬出等国家个人之沧桑剧变，始能有如此节文字所描述之与渊明之深切交谈，故此节回忆实甚细致。
《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
高祖始践阼，义真意色不悦。……义真聪明爱文义，……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133]
《宋书·颜延之传》：
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134]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135]
《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并序》唐李善注引宋何法盛《晋中兴书》：
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136]
案：永初三年（422）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寻阳时与渊明作推心置腹之深谈，《宋书·陶潜传》及何法盛《晋中兴书》所述，自不如颜《诔》具体深切。颜《诔》述渊明“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由此可见：
第一，渊明延之二人谈话必包括当前刘宋政治及延之性命攸关之事，即多年来庐陵王义真聪明爱文义，与谢灵运、颜延之交好异常，刘裕篡晋时义真意色不悦，引起权臣徐羡之等猜忌，以及眼前义真、灵运、延之被贬出之事。故渊明神情“愀然”，话语严峻地告诫延之：现在邦无道，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规劝，韬光养晦，否则将祸及性命，身名俱灭。
渊明的告诫，后来几乎都应验了。元嘉元年（424），义真被杀害于新安，元嘉十年（433），灵运被杀害于广州。延之幸免于难，或与听从渊明的告诫有关系。
第二，渊明对现实政治动态，是密切关注。
第三，渊明对朋友提出告诫，是直言不讳。
第四，延之笔下的渊明，神情“愀然，中言而发”；对现实政治动态是相当关注，对朋友提出告诫是直言不讳。这样严肃认真的陶渊明形象，似乎是在其诗文及传记中所未见，令人感到有些陌生，似乎与悠然飘逸的陶渊明形象有些不合；但又令人感到熟悉亲切，―这正是作为士的陶渊明形象的真实一面。
颜《诔》此幅描述，传神写照，独一无二，弥足珍贵。
渊明《与子俨等书》自述“性刚才拙”[137]，延之笔下的渊明性格，正是颇呈现出刚性的一面[138]。
《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述而篇·子谓颜渊曰章》“用舍无预于己，行藏安于所遇”条：
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大不能忘，它祇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139]
又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诗》“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条：
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140]
朱子此是知言。澹泊心、自由心的实践，需要“带气负性之人”的硬气、刚性的支持。
4．渊明之死：道德智能生命的完成
颜延之《陶徵士诔》：
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
延之写渊明之死，令读者低回流连。
《荀子·大略篇》：
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141]
《晏子春秋》卷一《内篇·谏上》：
昔者上帝以人之没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142]
《老子》第四章：
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143]
颜《诔》“仁焉而终”，是用子贡“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及晏子“仁者息焉”之语意，表示渊明的一生，是仁者的一生，是道德实践的一生，渊明之死，是道德生命的完成。
颜《诔》“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是借用老子之语，表示渊明的生命，已入于历史光辉之永恒。
注释：
[1]《宋本陶渊明诗》，附录，《续古逸丛书之三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绍熙曾集刻本《陶渊明诗》《陶渊明杂文》，1928年；《续古逸丛书》集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缩印，2001年，第117－119页。
[2]参阅邓小军：《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证》，《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36页；《三教圆融的临终关怀―谢灵运〈临终诗〉考释》，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年12月，将收入该系编辑出版之《汉魏六朝宗教与文学》一书。
明帝王导君臣反省西晋早期黑暗历史并表示惭愧，见《世说新语·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00页。）
[3]齐沉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册，第2288页。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0页。
[5]参阅缪钺：《颜延之年谱》义熙十一年谱，缪钺：《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29－130页。
[6]关于延之出为始安太守之年代，牵涉一系列问题，如庐陵王义真、谢灵运被贬出之年代，延之道经寻阳与渊明延盘桓及道经湘州之年代，以及延之《祭屈原文》、《阳给事诔》之系年，至今歧议尚多，今辨证如下。
按《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三月，上不豫。……丁未，以司徒庐陵王义真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59页。）《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庐陵孝献王义真传》：“高祖不豫，以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第6册，第1635页。）《宋书》卷四《少帝本纪》：“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第1册，第63页。）《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第7册，第1892页。）《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第6册，第1753页。）可知权臣徐羡之等猜忌义真、灵运、延之，将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是在永初三年（422）三月。将灵运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是在同年五月少帝即位以后不久。
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近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据《文选》卷六十颜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下册，第837页），以有宋五年为少帝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424），认为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湘州（今湖南长沙）是在此年。
缪钺《颜延之年谱》永初三年谱据《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二月“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邵为湘州刺史”，及《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武帝“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认为刘宋立湘州、以张邵为刺史是在永初三年，与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事实相合，“有宋五年”之“五”字当为“三”字传写之误；又据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证明灵运出为永嘉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实在永初三年七月（《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35－136页）。彦威先生所考甚是（唯其中以为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是在永初三年五月则微误，如上所述，是在三月）。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颜延之为始安太守在景平二年》条驳缪钺《颜延之年谱》云：“缪说未安。……《文选》卷五七《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寜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以是知景平元年延之尚在建康，其出为始安，自是次年事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0页。）今覆按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録旧勲。苟有概于贞孝者，实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下册，第789页。）可知《阳给事诔》序“景平之元”一节乃追述之词，“元嘉廓祚”一节始是记述作年，延之《阳给事诔》实作于文帝元嘉年间（424－453），非作于少帝景平元年（423），延之出为始安太守亦非在景平二年。《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漏读《阳给事诔》序“元嘉廓祚”一节，遂误。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又云，“谢以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七月出为永嘉，见其诗题；颜以何年出为始安，本传无明文，《通鉴》系于元嘉元年即景平二年，是。”（第279页）今覆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宋文帝元嘉元年三月述“义真至历阳”后，徐羡之等奏“废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张约之上疏”，“以约之为梁州府参军，寻杀之”之事，其中先历述义真“警悟爱文义”，与灵运、延之等“情好款密”，羡之等恶之，“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等，皆是追述原委之词，非系其事于元嘉元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65－3766页）。
要之，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寻阳与渊明延留连，是在永初三年（422），非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424）。
[7]缪钺：《颜延之年谱》义熙十一年谱，《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30页。
[8]《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8页。
[9]《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8页。
[10]《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4页。
[11]《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0页。
[12]《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8页。
[1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1页。
[1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7页。
[15]《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16]《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2页。
[17]《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0－111页。
[18]《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4页。
[19]《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2页。
[20]《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4页。
[21]《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0页。
[22]《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2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9页。
[2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4页。
[25]《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8页。
[26]《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6页。
[27]《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4页。
[28]《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9页。
[29]《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3页。
[30]《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8页。
[31]《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4页。
[32]《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1页。
[3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8页。
[3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1页。
[35]《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6页。
[36]《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37]《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2－93页。
[38]《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7页。
[39]《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5页。
[40]《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1页。
[41]《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8页。
[42]《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4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1页。
[4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5页。
[45]《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4页。
[46]缪钺《颜延之年谱》元嘉四年谱：“陶渊明、颜延之交谊甚深，故撰诔极经意。文中盛称陶潜之高介个性，而不及其诗，仅云‘文取旨达’而已。盖陶诗超出晋、宋风气之外，延之诗则犹承陆机以来华绮雕琢之风，二人性情虽有相契之处，而延之于陶诗之真价值犹未能认识也。”（《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40页。）彦威先生考论延之生平事迹，精湛致密，具创见卓识，唯所说“延之于陶诗之真价值犹未能认识”，则似未尽周全。又，《文选》卷二十一颜延之《五君咏》，寄慨遥深，沉郁顿挫，则可见延之诗并非皆承陆机以来华绮雕琢之风。
[47]自晋恭帝元熙元年（419）至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义真先后为扬州刺史（镇石头、移镇东城）、司徒等职；灵运先后为世子左卫率、散骑常侍等职，延之先后为太子舍人、尚书仪曹郎等职，此四年间，义真、灵运、延之俱在京师建康（今南京），得以亲密交往，建立异乎寻常之情谊。见缪钺《颜延之年谱》永初三年谱，《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34页。
[48]《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册，第1891－1893页。
[49]唐许嵩撰，孟昭庚等点校：《建康实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1页。
[50]《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册，第1633－1638页。
[51]《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册，第1743－1777页。
[52]参阅邓小军：《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陶渊明〈述酒〉诗补证》，《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23页。
[53]《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汉毛公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缩印清江西书局重修阮元校刻本，1980年，上册，第480页。《毛传》：“似，嗣也。”
[54]参阅缪钺：《颜延之年谱》元嘉三年至十一年谱，《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36－144页。
[5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恭帝本纪》末：“（元熙）二年六月……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弑帝于内房。”（《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册，第269页。）
[56]梁萧统编，唐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1096页。
[57]参阅邓小军：《邓忠臣注杜诗的学术价值及其被改名王洙注的真相》，《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2－193页。
[58]唐杜甫撰，宋郭知达集注：《九家集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据嘉庆刻本排印《杜诗引得》，1985年，上册，第447页。
[59]北齐魏收《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着《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徵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册，第1078页。）北魏高允《徵士颂》称应征聘而出仕者为徵士，这一用法并不符合被征聘而不就者为徵士的惯例，可说是例外。
[60]《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册，第2287－2288页。
[61]《宋本陶渊明诗》，附录，《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20页。
[62]唐许嵩撰，孟昭庚等点校：《建康实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1页。
[63]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册，第4740页
[64]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0册，第325页。
[65]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62页。
[66]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十一月》条已指出：“朱熹《通鉴纲目》于是年十一月记‘晋徵士陶潜卒’。朱自清先生《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录《纲目》所记而云未知何据。按，《建康实录》卷一二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豫章雷次宗、寻阳陶冕[潜]、南郡刘凝之，并隐者也’。或即朱熹所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34页。）此说为是。进言之，《建康实录》载元嘉四年十一月散骑常侍陆子真荐隐者陶潜，未载渊明卒；参证萧统《陶渊明传》所载“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始可以判断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十一月。当元嘉四年十一月陆子真荐举渊明时，渊明或尚未去世而不久去世，或虽已去世而陆子真尚未及知，但渊明去世之时间与陆子真荐举渊明之时间相去不会很久，因为陆子真所在之建康（今南京），与渊明所在之寻阳（今江西九江）距离较近。
[67]《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册，第2288－2289页。
[68]《宋本陶渊明诗》，附录，《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9页。
[69]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收入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24页。
[70]《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74页。
[71]《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74页。
[72]《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册，第1342－1343页。
[73]《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别集类：“宋徵士《陶潜集》九卷”（唐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册，第1073页），称“宋徵士陶潜”，误。
[74]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0册，第325页。
[75]宋郑思肖：《郑所南先生文集》，第9页，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
[76]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4册，第403页。
[77]元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31册，第610页。
[78]清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九，民国铅印线装本，第1页。
[79]清张方蔼等衍义：《御定孝经衍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9册，第229页。
[80]《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册，第2280－2281页。
[81]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页。
[82]唐成伯玙：《毛诗指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册，第177页。
[83]《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1页。
[84]魏张揖撰，清王念孙疏证：《广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35页。
[85]宋陈彭年、邱雍等：《广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6册，第341页。
[86]汉许慎：《说文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3册，第157页。
[87]宋陈彭年、邱雍等：《广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6册，第411页。
[88]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下册，第1914页。
[8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等疏：《周礼注疏》卷十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上册，第762页。
[90]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册，第2191页。
[9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册，第2194页。
[92]《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册，第2195页。
[9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6页。
[9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8页。
[95]《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9页。
[96]《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4页。
[9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九，《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下册，第1671页。
颜《诔》此四句唐李善注：“《礼记》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有如此者。郑玄曰：言君分国以禄之，视之轻如锱铢矣。”（《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0页。）李善注引《礼记·儒行》孔子此语，但是没有引出其中“不臣不仕”这关键的一句，表明李善并没有充分地了解颜《诔》此四句微言的深意，是暗用“虽分国如锱铢”之下句“不臣不仕”，以揭示陶渊明不臣不仕于刘宋政权之事实。
又，魏向秀《思旧赋》“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四句，李善注详引《史记·李斯列传》，但是没有引出其中“责斯与子由谋反状”这一关键的原文（《文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上册，第230页），表明李善并没有了解《思旧赋》此四句微言的深意，是以李斯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之古典，喻示嵇康被诬谋反、以谋反定罪、蒙冤而死之今事（参阅邓小军：《向秀〈思旧赋〉发微》，《诗史释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3页）。由《思旧赋》及《陶徵士诔并序》李善注此二例，可见在唐代，中国古典文学注释之学尚未达到对集部作品之微言作出确切注释的境地。对集部作品之微言作出确切的注释，是出现在宋代，其标志性著作，为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
颜《诔》此四句唐吕延济注：“言此数人秉行守节，以其身轻细尧禹周汉，如平民之父老。锱铢，犹轻细也。”（《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1042页。）亦仅注出其表面意义，未及其深层意义。
[98]晋皇甫谧：《高士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8册，第88页。
[99]《高士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8册，第88页。
[100]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册，第2123页。
[10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册，第3056页。
[10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册，第3056页。
[10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0页。
[104]《陶渊明集》，北京线装书局影印清嘉庆鲁铨影刻康熙汲古阁摹宋绍兴十年刻苏写本，2000年，卷六，第9页。《宋本陶渊明诗》未收《读史述九章》。苏写本亦陶集善本。
[105]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1页。
[106]《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1043页。
[10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上册，第136页。
[108]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下册，第2510页。
[109]“迁延辞聘”，语出宋玉《神女赋》：“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及《登徒子好色赋》：“因迁延而辞避。”（《六臣注文选》卷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332页，第334页。）
[110]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册，第4740页。
[111]《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2页。李善注只引出潘岳《西征赋》此二句之下句，更未引及《论语·卫灵公》“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112]《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1044页。
[113]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5册，第481页。
[1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收也。怀，藏也。”（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3页。）可以参读。
[115]《论语集解义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5册，第481页。
[116]《论语·公冶长》：“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泰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隠。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下册，第2473，第2487，第2510页。）可以参读。
[117]“灌畦鬻蔬”四句句法及“鬻蔬”一词，出自晋潘岳《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唐李善注：“《字书》曰：粥，卖也，粥与鬻同音义也。”（《六臣注文选》卷十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271页。）
[118]“织絇”，编织鞋屦。絇，屦头饰，指代鞋屦，是局部指代全体的修辞法。典出《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七年：“卫侯之弟专……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疏》：“麋信云：絇者，着履舄之头。”（晋范寜注，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六，《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1980年，下册，第2431页。）《仪礼·士冠礼》“屦，夏用葛，玄端黑屦，青絇繶纯”汉郑玄注：“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在屦头。”（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58页。）《礼记·玉藻》“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絇”汉郑玄注：“絇，屦头饰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83页。）“织絇”，此当指编织麻鞋之属。
“纬萧”，编织草帘。典出《庄子·列御冦》：“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唐成玄英《疏》：“萧，蒿也。家贫织芦蒿为薄，卖以供食。”清郭庆藩集释：“《文选》颜延年《陶徵士诔》注引司马（彪）云：萧，蒿也，织蒿为薄。《北堂书钞》帘部、《太平御览》七百并引云：萧，蒿也，织辑（《御览》作纬）蒿为薄帘也。《御览》九百九十七又引云：萧，蒿也，纬，织也，织蒿为箔。”（《庄子集释》卷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册，第1061页。）“纬萧”，此当指编织草帘草席之属。
“织絇纬萧”出典，参考了李善注（《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1页）。
[119]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120]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二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121]陶渊明：《和郭主簿》第一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3页。
[122]陶渊明：《读山海经》第一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05页。
[123]《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7页。
[124]《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7页。八月中于所下潠田收获者，是水稻。
[125]陶渊明《和刘柴桑》，《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2页。
[126]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三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90页。
[127]《史记》卷一百七十一《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册，第3063页。）《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自成帝至王莽时，清名之士，……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册，第3095页。）颜《诔》“长卿弃官，稚宾自免”，皆借指渊明弃官。
[128]“子之悟之，何悟之辨”，承上文“弃官”，“悟”是指澹泊心、自由心的觉悟。
[129]魏晋玄学家，盖惟有嵇康之拒仕，能实践庄学之核心思想－澹泊心、自由心的觉悟。陶渊明实深契嵇康，唯不同其刚决。颜《诔序》：“道不偶物，弃官从好。”李善注：“孙盛《晋阳秋》曰：嵇康性不偶俗。”颜《诔序》：“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李善注：“嵇康《幽愤诗》曰：世务纷纭。”（《文选》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1页。）颜《诔》除颇用渊明诗文今典，亦颇用嵇康之典，可说是延之深知渊明的一个细节体现。
[130]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74页。
[131]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89页。
[132]《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七李善注：“《礼记》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对。”（语出《礼记·哀公问》）。吕延济注：“潜复赠延之以言也。愀，正色貌。中言，发中之言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重印《四部丛刊》影宋本，1999年，第1044页。）
[133]《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册，第1635页。
[134]《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册，第1892页。
[135]《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册，第2288页。
[136]《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1977年，下册，第790页。
[137]《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集部，第114页。
[138]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录钱穆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来信：“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境界之高，颇难匹俦。杜有意为诗，陶则无意为诗。傥用两家合读，必可增体悟。”又七月二十七日来信：“穆与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于刚进，弟似为柔退，故于陶杜各有爱好。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曾文正特爱闲暇恬退诗，即是此故。”（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4－95页。）宾四先生以为陶诗闲适恬退（性柔），“而实具刚性”，是真知灼见。前辈读古人诗，“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是为自己受用读书，故能有此真知灼见。
[139]《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74页。
[140]《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第8册，第3327页。
[141]《荀子·大略篇》，《诸子集成》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重印世界书局版，1982年，第336页。
[142]《晏子春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6册，第103页。
[143]《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