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成功与施琅发生冲突的原因

　　内容摘要：施琅与其叔施福所率军队为郑芝龙部下的主力，早年，施氏叔侄有随郑芝龙降清的历史，并为清军作战。施琅再次回归郑成功部下，攻袭南明大将郝尚久、郑联，反对郑成功勤王，表明他对清朝的态度十分暧昧。郑成功将其驱逐，是海上武装内部拥明派铲除亲清派的一场权力斗争。郑成功取胜以后，这支海上武装才成为南明的军队。

　　关键词：郑成功　施琅　南明史　权力之争

　　作者简介：徐晓望，生于1954年9月，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651年的厦门事件中，郑成功诛杀大将施琅的父亲与弟弟，迫使施琅离郑出走，进而降清。研究明郑史的学者多叹息郑成功这一决策错误，从而化友为敌，埋下32年后施琅率清军攻克台湾消灭明郑政权的种子。我认为：郑成功与施琅的斗争其实质是海上武装中拥明派与亲清派的一次冲突，施琅随郑芝龙降清后，其政治态度一直倾向于清朝，而郑成功的政治倾向是拥明，他与施琅最终分道扬镳不是偶然的。

一、从施福到施琅——作为郑氏重臣的施氏叔侄

　　施福的崛起。施福在郑芝龙的部下是后起之秀，郑芝龙率海盗队伍降明，部下多叛明入海，仅剩下少数原部跟随郑芝龙。郑芝龙在福建官府支持下重组军队后，对其老部下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提拔了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施福既为其中的一员。施福为施琅的堂叔，晋江衙口人。衙口距郑芝龙安身的晋江安海镇不远，郑芝龙起用施福，是在重用老乡。据施伟青的考证，施福十八岁时投入郑芝龙的部下，其时为郑芝龙降明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二年[1]。施福应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因此很得郑芝龙信任，施琅为其所写的传记云：“叔讳福……少倜傥，有大志。年十八投笔从戎。于时海寇蜂起，巨魁角立。叔与郑芝龙密策方略，有向化者，说降之；倔强者，破灭之。海氛以靖，叔之为谋居多。因得与郑同奏肤功。郑补南粤游击，叔补中军都司。时崇祯四年也”[2]。可见，施福是郑芝龙的智囊。他投入郑芝龙部后，仅仅三年时间，既升任中军都司，郑芝龙对其宠信，由此可见。

　　施琅加入郑芝龙所部。施琅自称“生长滨海，总角从戎，风波险阻，素所履历”[3]，看来，他很早就进入军伍，当兵为生。崇祯十六年，施琅“年二十三，访族父故总兵福于安平军”[4]。其时施福在郑芝龙帐下已经很有影响，施琅得其推荐，很快在郑军占有一定位置。明末福建灾荒频频，饥民起义，遍及全省各地，郑芝龙所部在各地镇压民众起义，其中，施福与施琅都起了很大作用，“会泉郡山寇四起，当事稔公（施琅）能，命率师剿捕。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后先廓清山寨三百余所，活民命不胜计……当事上其功，拜游击将军”[5]。其时，施福以尚谋得到郑芝龙的信任，而施琅以勇冠三军，施氏叔侄在郑军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而施氏叔侄也因为给郑芝龙效力，获得高升，施琅因战功得授游击将军，施福的地位应在施琅之上。弘光政权建立后，给各地官员加官晋爵，施福得授都督之衔，而施琅得授副总兵。总之，从明末到隆武时期，施氏叔侄已经成为郑芝龙的骨干，所部为郑芝龙的“中军” [6]。可见，郑芝龙的主力部队是由施氏叔侄率领的。

　　隆武帝即位后，施福与施琅在铅山前线作战，颇有战功。我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一文已有叙述[7]。大致说来，当时的施福与施琅是张家玉的战友，张家玉抗清的功绩，在史册中多有记载，而其战功的取得，大多与施福所部有关。隆武因此给施福等人加官，施福被封为武毅伯，而施琅为佥都督、左冲锋，这都是明朝武将中的高级职务。

　　在隆武朝，郑成功也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他被隆武帝封为御营指挥。后来，因施福的顶头上司郑彩消极作战，隆武帝一怒之下免去郑彩的职务，而以郑成功取而代之。其时，郑成功驻兵光泽县的杉关，而施福与施琅在崇安县的分水关，二地皆为江西入闽要隘，有必要统一指挥。隆武二年六月十六日之后，隆武帝“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铳器火药，即令二部给发”[8]。文中所说的大安关即是崇安境内的分水关，隆武帝将崇安的军事交给郑成功，说明当时郑成功已成为施福与施琅的顶头上司，隆武帝此举是想加强对施福与施琅的控制。不过，郑成功所在的杉关与分水关相距有二百里之远，郑成功对施福只能摇控，并不能切实领导他们。

　　施琅第一次背叛郑成功。在隆武后期，郑成功的政治态度与郑芝龙发生对立。郑芝龙业已暗地里决定降清，而郑成功仍然忠于隆武帝。郑芝龙为了给清军入闽扫清道路，下令从前线撤军，郑成功抗命不从，仍然在杉关前线坚持到最后一刻。在郑氏父子冲突中，施氏叔侄选择了郑芝龙，“芝龙既回安海，守关将施福声言缺饷，亦撤回安海。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兵，惟所遣守关主事及内臣数员侦探敌信以上闻耳”[9]。按，施福与施琅作为郑成功直接管辖的部将，他们却不听郑成功的号令，直接退至安海，依附郑芝龙，这说明在施氏叔侄眼里，郑芝龙比乳臭未干的郑成功重要得多。施福与施琅从崇安前线撤军，不仅是对明朝的背叛，也是对郑成功的第一次背叛。

　　郑成功下海与施琅的动向。隆武二年八月，清军从仙霞关及分水关分路入闽，郑成功后路被抄，从杉关前线溃退，他冲破道路上清军的封锁，东下福州。不久，郑成功再退安海。在这里，他与郑芝龙发生争论。郑芝龙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决定降清。在这场争论中，施氏叔侄再次站到了郑芝龙的一边，由于他们的立场，尽管郑成功反对郑芝龙降清，却无济于事。郑成功只好带少数人下海起兵。有一些书以为施琅是随郑成功下海的早期骨干之一，这是错的。总之，受郑芝龙的影响，施氏叔侄的政治态度是亲清朝的，在郑氏军队中，他们长期是郑成功的对立面。

二、为清廷而战的施福与施琅

　　施福与施琅降清。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郑芝龙在清军统帅博洛的利诱之下，赴福州降清，随后被清军扣留，送至北京软禁。而泉州的清军突袭安海，大掠而去。其后，郑芝龙的军队分作二部，一部分在郑鸿逵、郑成功及郑彩、郑联等人的率领下，转至沿海岛屿抗清；但另一部分主力却在郑芝龙命令之下降清，他们便是施福、施琅所部。被改编为清军后，施福与施琅随李成栋所部清军南下攻打广东。后任两广提督李成栋在其奏疏中提到福建来兵：“及入闽所带未食粮者，除职启过贝勒凑足五千之数随职征剿”。他又说：“虽各府镇守官兵蒙贝勒原发职带来者，每府七八百名不等，俱系闽地土著之众，脆弱不堪，无资战守” [10]。看来李成栋所讲的即为施福所部闽军，他们约有5000之数，但李成栋对他们评价不高，清朝也没有正式给他们颁发粮饷。顾诚先生指出：李成栋即要利用施福、施琅他们为其冲锋陷阵，“又在给清廷的奏疏里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11]。其目的大约是李成栋要将闽军的功劳纳为己有而已。

　　事实上，施福与施琅率部南下广东后，为清朝屡立战功，《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四年冬十月初三日（庚午），“初，投诚武毅伯施福同澄济伯郑芝豹率十镇官军，持投诚平国公郑芝龙牌札，招抚白沙。至甲子等处，驱散巨寇苏成，降伪总兵林榆等。别遣总兵施琅、梁立同提督李成栋、监军戚元弼等援剿顺德县海寇，多所斩获”[12]。可见，施福所部对清军顺利南下广东是有一定功绩的。

　　明永历二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发生了以张家玉、陈邦彦、陈子壮三人为首的反清大起义。施福与施琅所部，不得不与昔日的战友——张家玉所部作战。张家玉为广东人，曾在隆武帝帐下任大臣，作为监军，他曾与施福等人联手，向江西的清军攻击，取得浒湾镇大捷。后来，隆武帝与郑芝龙、郑彩等人发生矛盾，张家玉愤慨郑彩消极作战，受隆武帝之命，到广东重组军队。清军入粤后，迅速消灭继隆武政权之后的绍武政权，并将永历帝迫入广西境内。就在清军将要穷追永历帝之时，张家玉与陈邦彦、陈子壮等人联络，不顾一切地在广东举兵反清，他们攻陷东莞、龙门、乳源、归善、博罗、长宁、河源等县，及连平一州[13]。张家玉等人的行动使李成栋清军不得不放弃入桂计划，而将主要力量用于对张家玉作战。这对于延长永历王朝的寿命是有重要意义的。

　　顺治四年二月，李成栋率施福等人回兵顺德县，首先击败陈邦彦，陈邦彦被迫退入高明县；其后，李成栋发兵直扑攻占东莞的张家玉，双方大战。《清世祖实录》记载：“会谍报贼首张家玉陷东莞，遂遣黄廷、成陞等以舟师二千击败之，家玉走匿新安县之西乡。是时三水新宁等县并来告急，复遣投诚都督戴忠等率水师抵九江追击，斩获甚多” [14]。《清世宗实录》对此事的记载比较平淡，实际上，双方作战十分激烈，施福的副将成陞即在战役中被张家玉部击杀[15]，张家玉部最终不胜而退。以上多次战役，其中虽未提施琅，实际上，施琅参加了以上诸场战役。《清史稿·施琅传》记载：施琅“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16]。《清史稿·施琅传》所提到施琅平定诸县，恰与这一时期施福军队作战区域一致。

　　该年十月，张家玉部猛攻增城县，李成栋部赶来救援，双方大战，李成栋发动四面围攻，其中“总兵施郎、黄廷、副将洪习山从南面接应”，张家玉在战斗中中箭后投水而死，义军大败；十月二十五日，李成栋“亲督水陆官兵暨武毅伯施福、监军兵巡道戚元弼各带部兵由九江陆路直趋高明县”[17]，在这里，李成栋击败了广东义军中的又一支武装——陈子壮部。

　　由此可见，在广东抗清活动风起去涌的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施福与施琅作为清军参加了镇压广东义军的战斗，不惜与自己昔日的袍泽作战。此时的施福甚至没有名份，还是以明朝所封的武毅伯指挥作战，施福所率闽军也未列入清军正式行列，没有正式军饷。按，施福所部在脱离郑芝龙直接控制之后，仍然为清廷作战，反映了施福与施琅等人降清后忠于清朝的立场。从施福一直是郑芝龙的谋士来看，郑芝龙降清，他应是其中的策划者之一，所以，即使郑芝龙被掳至北京，其他将领纷纷下海抗清，但施福与施琅依然故我为清军作战。为什么施氏叔侄如此坚定地为清朝而战？这是由于：施氏叔侄在政治上倾向于清朝，在他们看来，南明军队是没有出路的。施琅在晚年对李光地评说当时的郑芝龙部闽军，“所带海兵，习水战而不习陆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乌合之众，动辄离心。本朝兵初下，兵势锐，先声已厉，如何能敌”？[18]可见，施氏叔侄在当时已经看出清朝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然结果，所以，死心塌地为清廷服务。

三、再次投入郑成功部下的施琅

　　然而，南方形势的变化迫使施琅再一次投入郑成功部下。时为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降清的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清归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栋在广州反清，南明的局势一时大有好转。施福与施琅也被卷入反清浪潮中，随李成栋反清复明。于是，施福被永历改封为延平伯，“敕仍回闽恢剿”[19]。

　　李成栋起兵反清，正当用人之时，为何允许施福所部离开自己远赴福建？顾诚先生分析：“反正之后，李成栋意气发舒，把广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奏请永历帝核准把施福等福建兵将遣送回籍”[20]。更深的原因是：施福所部与李成栋一直不协调，李成栋反清，未必有与施福这些人商量，而是利用形势，迫使施福等人跟他走。但在正式反清之后，李成栋将施福所部视为异己，与其日夜提防，不如将其打发到福建。而在这时期，郑成功又一直设法将施福军重新纳入麾下。

　　郑成功于隆武二年下海之后，以明朝招讨大将军为号召，郑芝龙旧部多来归附。但是，这一时期郑氏诸将带来的军队，多非正规军，作战能力很差，郑成功起兵的头二年，几乎是屡战屡败，因此，他非常盼望施福所率的闽军回归帐下。施琅随清军南下时，嘱咐原为明朝军官的弟弟施显留在家中，在反清浪潮遍及江南的永历二年，施显率家人投入郑成功的根据地——厦门。从情理分析，施显进入厦门，应与郑成功招揽有关。施琅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郑氏素知弟英勇冠诸军，侦其至，深相结纳。当是时，永历犹建号粤东西，即剡奏，授职总兵”[21]。收揽施显，是郑成功招揽施福与施琅的第一步。

　　二施回归郑成功部下。施福所部闽军应有水陆两支，永历二年施氏叔侄与李成栋分手后，施福与施琅分率水陆两军归闽。施琅率陆军转战千里，历经险难，途中受到南明军队郝尚久的袭击，幸有郑成功在广东潮州的黄岗镇接应，施琅所部才最终脱离了危险。从当时形势看，施琅所部已经陷于南明军队的包围中，北有郑成功，南有郝尚久，西面是李成栋，所率部下多为闽南人，回乡心切，在这一背景下，除了投入郑成功帐下，其实施琅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其后，施福所部水师也回归郑成功部下。不过，施琅所部投入郑成功部下是在永历三年二月[22]，而施福要迟到于永历三年十一月才在潮州晋见郑成功，比施琅归入郑成功部下，迟了11个月。施福率领闽军水师沿海北上，他的道路应当更好走，却比施琅迟了近一年才与郑成功会合。看来他是在海上流浪多时，一直无法确定去向，最后因为施琅、施显的因素，最终决定回归郑军。但是，他的政治态度显然有所保留。《先王实录》记载：“时武毅伯施天福同黄海如来见，藩令天福典兵柄，辞以老，从之”[23]。施福不愿为郑成功部下，看来与他的经历有关。施福原来就是郑芝龙降清的支持者，降清后，又为清朝作战多时，这一经历，已经足以改变他的政治态度。他不愿投入郑成功的部下，实际上是与清朝藕断丝连，保持了继续做清朝官员的可能性。施福后来回到安海养老，与郑芝龙、郑鸿逵保持关系。其时，郑芝龙在北京，已是清朝的官员，而郑鸿逵因为郑芝龙的因素，对清朝多有让步，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当然，这一切并非一心拥明的郑成功所愿见到的。

四、施家军反正后对郑氏军队的影响

　　施琅与施显兄弟重归郑成功部下，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加强了郑成功军队的战斗力量；第二，使郑成功部队的政治态度发生微妙的转化；第三，施琅与郑成功发生了权力之争。

　　第一，施琅所部加强了郑成功军队的战斗力。施琅所部原来就是郑芝龙的主力部队，作战能力较强。郑成功得到施琅这一支军队后，开始走出屡战屡败的阴影，永历三年九月，郑军在云霄大败清军守备张国柱。随后，郑成功率兵入潮州，击败潮州南洋寨的许龙、达濠寨的张礼，并攻克了和平寨、狮头寨、员山寨、和尚寮、棉湖寨等地。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围攻潮州的郝尚久，双方互有胜负。在以上战斗中，施琅与施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云霄之战时，施显杀死张国柱，是取胜的关键因素；在攻打潮州的战斗中，“左先锋（施琅）亲随何义、陈法、林椿等十数人冒炮冲进，登楼攀连而下，虏支吾不及，杀伤跳水死者不计其数”。可以说，在这一二年时间内，郑成功军队的胜利，与施家兄弟努力是分不开的。施琅还用其影响力将诏安县有名的万礼所部招于麾下，万礼以后成为郑成功的主要将领之一。除了施家兄弟外，回归的闽军中，其他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廷在郑成功帐下任右先锋，在伏击郝尚久的战斗中，黄廷是伏击部队的主力之一。此外，郑成功曾经“委右冲镇洪习山镇守达濠地方，以副将军甘辉任右冲镇”[24]。洪习山也是施琅所部闽军的重要战将。甘辉则是施琅之后郑成功军队中最有名的大将，他从此役开始扬名于郑成功部队。总之，施琅所部加入郑成功部队之后，很快成为该部队的骨干。而郑成功的部队也因施琅所部的加入，作战能力大大加强，从屡战屡败变为有胜有败、胜多于败。郑成功部下敢战的名将士卒，大都来自施琅所部，郑成功从此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

　　第二，施琅这支“清军”加入郑成功部下，也使郑成功军队的政治倾向发生奇怪的变化。过去，郑成功作战的对象是清军，但在此后，郑成功作战的对象逐渐变为政治上的盟友——广东明军。

　　先是，永历二年四月，广东李成栋起兵反清，他派出部下郝尚久潜袭潮州，将南明的势力扩及潮州。郝尚久曾经邀击脱离李成栋部的施琅，使之几遭灭顶之灾。其后，施琅归于郑成功部下，而郑成功所部入潮就粮，与郝尚久发生冲突。双方作战多时，损失很大。按照顾诚先生的说法，郑成功在李成栋反清之后，仍南下潮州与李成栋部下郝尚久作战，是一种不顾大局的南明内战，妨碍了南明的抗清斗争。然而，从其背景看，似有施琅的因素在起作用。

　　施琅在郑成功部下，最大的动作是为郑成功筹划袭击厦门郑联。据新发现的碑记证明：郑联与郑彩皆为厦门人，他们与郑芝龙同姓不同族。郑彩与郑联在隆武帝死后拥立鲁王朱以海，以厦门为根据地，在闽浙沿海与清军作战，一度声势高于郑成功。但是，他们很快与鲁王发生矛盾，弃之不顾，回到厦门，拥军自立。在名义上，他们还是郑成功的抗清同盟军之一。郑成功将其作为袭击对象，实为南明内部的内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关于郑成功袭击郑联，施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写到：“郑彩、郑联在厦门，与芝鹏有隙，赐姓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联不疑”[25]。《台湾外纪》也有类似的记载，施琅向郑成功说：“八月，芝鹏至潮阳，说成功取厦门为家。成功曰：‘彼船只倍多，部将老练，取之不得，反结为仇。’芝莞曰：‘建国远行，惟郑联在厦，迩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取之正当其时’。施郎曰：‘征之未见为是，当设计图之’。成功曰：‘试陈可图之计’。郎曰：‘联乃酒色狂徒，无谋之辈，藩主可领四只巨舰，扬帆回师，寄泊鼓浪屿。彼见船少，必无猜疑。其余者，陆续假为商船，或寄泊岛美、浯屿、或寄大担、白石头，或从鼓浪屿，或转入崎尾，或直入寄碇厦门港水仙宫前。藩主登岸拜谒，悉从谦恭，然后相机而动，此吕蒙赚荆州之计也’。功曰：‘此计甚当。但吾欲善取之，庶免杀兄之名。’芝莞曰：‘不杀之，恐其部卒恋主，不如杀之为是。建成、元吉，岂非亲兄弟乎’？成功点首，令甘辉、施郎、洪政、杜辉四将统之。配船四只，其余依计而行”[26]。

　　郑成功在厦门袭杀郑联之后，吞并了他的部队，并于后来召回郑彩，这样，原属于郑芝龙旗号下的海上力量，基本重归郑成功管辖，因此，厦门事件的发生，对于郑成功的崛起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一过程中施琅所献计策，应是郑成功轻易取胜的重要原因。

　　但从明清政治对立的态势来看，施琅为郑成功攻打潮州及袭取厦门，都没有违背清朝在东南的利益，事实上，也是清朝乐于看到的。而从大局来说，这些军事行动都不利于南明，南明史专家顾诚先生为此批评郑成功不顾抗清“大局”[27]。确实，从当时郑成功军队的政治动向来看，有点“不清不明”的含糊。不过，郑成功部队之所以出现这种混沌的政治态度，与施琅这支“清军”加入有关系。而郑成功并非真要为清朝效力，一旦巩固了后方，他便要南下勤王了。

　　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闰十一月，郑成功“传令各镇官兵在船听令，南下勤王”[28]。次年正月，郑成功南下勤王之兵抵达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左先锋施郎入告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得一梦，甚然不利，乞复细思’。藩知来意，心含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其后营万礼吊入戎旗亲随协将”[29]。郑成功拒绝施琅的建议而坚持南下勤王，今人多从军事上评论这一事件，认为施琅的建议是对的。其实，若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就会对施琅的建议另有看法。长期作为清军将领的施琅，不论是出于什么因素考虑，他对南明的政治前途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他之所以谏阻郑成功南下，是不愿与清军作战。郑成功读懂了施琅的意思，所以爽快地将其免职，而令其回厦门驻守。

　　从施氏家族的政治态度看，施福不愿参加郑军作战；而施琅乐于南明内战，不愿勤王，二人的态度都有亲清朝的倾向，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感到疑虑。

　　第三，施琅兄弟在郑军中欺凌众将，动摇了郑成功的权威。郑成功在明末以招讨大将军的称号号令部众，在他的部下，有来自各方面的势力，而郑成功一概授以“总兵”的称号，简称为“镇”。大的镇有数千人，小的镇只有数百人，其中以施琅、施显兄弟二镇的兵力最强。施琅是一个天生不安分的人物，他做过黄道周的部下，但与黄道周所部因争夺一名伪官俘虏，大打出手，被黄道周告到隆武帝处，这在现存的黄道周奏疏中尚能看到。投入清朝后，他与李成栋关系不顺，不过，其中原因并不在他。施琅晚年与姚启圣合作收复台湾，也与姚启圣发生冲突，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施琅是一个不好合作的人。施氏兄弟投入郑成功部下之初，郑成功对其十分优渥，“凡军事必咨商”[30]。由于郑成功的信任，施氏兄弟在郑军权势很大。他利用这一点作威作福，也是众所周知的。杨英评道：“时施郎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惟后劲陈斌每与之抗，曰：彼恃兵力，吾兵足与敌；若彼手段，虽兄弟，吾用只手蹂躏之”[31]。但是，最终陈斌还是无法在郑军中立足，永历四年闰十一月，“陈斌与施琅相抗不睦，率兵而逃，具禀陈所逃缘由。后斌据潮阳归清”[32]。陈斌所为，对郑成功震动甚大。后来又发生了黄廷事件。“一日，家丁与右先锋黄廷兵争竞小故，郎径率数猛直至黄廷行营辱骂，并碎其家器。廷忍避之，密启藩”[33]。从这些事件来看，施氏兄弟欺凌众将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施琅的企图是建立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若他这一目的达到，施氏兄弟便会成为郑军中的霸主，诸将要看其脸色行事，这就不能不动摇郑成功在军内的权威。永历五年在厦门发生的郑成功与施琅冲突的事件，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其起因是南明战将曾德在厦门得罪了施琅，躲入郑成功家中。而施琅不顾一切，带兵冲入郑成功家中，将曾德捉去杀害。郑成功因此大怒，下令拘捕施琅、施显及其父施大宣。其后，施琅逃走，而施显与施大宣被郑成功处死。施琅逃到安海之后，对自己的去向尚在犹豫中，但郑成功所派刺客又来到安海，施琅无法安身，只好投奔清朝。

　　对于施郑矛盾的激化，人们多责备郑成功诛杀施琅之父与弟施显，是自毁长城。但从政治上来说，这实质是郑成功军队内部亲清派与拥明派的一次政治斗争。施琅自从成为清军将领之后，对清朝的态度大为变化，他已经有心完全拥护清朝。因此，他对所谓的“勤王”不感兴趣；而郑成功则是大义在身，一心拥明。施琅抗拒南下之事表明：郑成功要将这支有不少“清兵”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实实在在的明军，还要花很大的力量。因此，他非得除去对清朝暧昧不清的施家兄弟不可。从权力的争夺来说，自从施福脱离郑芝龙直接统辖而独立作战以后，施氏家族在军中已经有很大的影响。郑成功虽然将其重新纳入自己的统帅之下，但是，由施琅一手带出来的军官们，对施琅很有感情。在郑成功明令逮捕施琅之后，施琅的旧部苏茂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施琅放走；而施显手下的军官在施显被监禁后，也曾经“赂监者脱锁钥，将掖之去”[34]。施琅偷渡大陆后，又由安海施福派出的船只将其接走。可见，施氏家族在郑成功部队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他们又有亲清朝的倾向，若让施氏家族的势力发展下去，对郑成功是一大威胁。郑成功借口施琅杀曾德的事件，一举将施氏家族连根拔去，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

　　结语。郑成功与施琅都是那一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郑成功是为明朝而战，施琅则已经成为清朝的将领，一直有亲清的政治倾向。他们由于历史的关系与地缘关系而走到了一起，但其政治态度的分歧，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分道扬镳。郑成功与施琅各为其主，都是英雄人物。肯定一人而否定另一人，都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前提下，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名彪青史的人物。郑与施的斗争，决不是郑成功容不得施琅的问题，其实质是一场权力之争，若是施琅长期留在郑成功的军队中，这一支队伍会日益向清朝靠拢；而郑成功将其排除出去，则将其改造成为一支完全听其号令的明朝队伍。两雄不并立，郑成功与施琅的冲突迟早要发生，只是郑成功早已看清这一点，而施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郑成功除去队伍中的亲清派核心人物之后，队伍士气大振，郑成功因而大举进攻闽南清军，从而奠定了其事业的基础。

注释：

[1]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第28页。

[2]施琅：《武毅伯特进光禄大夫加太子太傅忠勇将军僴父公行略》，晋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浔海施氏族谱》往本，卷10。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28页。

[3]施琅：《靖海纪事》，《决计进剿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14页。

[4]施士伟：《襄壮施公传》，见《靖海汇纪》，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27页。

[5]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3页。

[6]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3页。

[7]徐晓望：《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8]佚名：《思文大纪》卷7，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30页。

[9]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卷上，荆驼逸史本，第9页。

[10]两广提督李成栋揭帖，顺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到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台北，维新书局1972年，第601页。

[11]顾诚：《南明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434页。

[12]《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13]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台北，维新书局1972年，第639页。

[14]《清实录》第三册，《清世祖实录》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9页。

[15]顾诚：《南明史》，第412页。

[16]《清史稿》卷260，施琅传，第9864页。

[17]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639页。

[18]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8，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70页。

[19]鲁可藻：《岭南纪年》卷2。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434页。

[20]顾诚《南明史》，第434页。

[21] 施琅：《都阃安侯施公（显）行述》，晋江衙口施氏：康熙四十五年《浔海施氏族谱》荒本，卷24。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73页。

[22]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69页。

[23]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24]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13-17页。

[25]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6] 江日昇：《台湾外志》卷6，上海古籍社1986年，第111页。

[27] 顾诚：《南明史》第440页。

[28]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29]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5页。

[30]施德馨：《襄壮公传》，录自《靖海纪事》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第24页。

[31]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3页。

[32]阮文锡：《海上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33]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32页。

[34]施琅：《都阃安侯施公（显）行述》。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