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内容摘要：徽商从商经营之余，以各种方式来消遣余暇。其休闲生活，或怡养情性，或注重品位，或显示风雅，或追求风流，或夸示豪富，等等。这些体现了明清时期士商交融、雅俗合流的趋势和特色。

　　关键词：明清；徽商；休闲生活

　　作者简介：秦宗才，男，1974年生，安徽繁昌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古代史200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直到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品位不断提高，“休闲”作为一个时髦的词才出现。但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却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文所谈的明清徽商休闲生活，是指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之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生活。当然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时代意识决定，他们崇尚的休闲与我们现代的休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去看待他们。明清时期的徽商，作为我国传统儒商的典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而对于自身的休闲生活很注重品位，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商人崇拜“孔方兄”、惟利是图的俗气。有时固然有附庸风雅之嫌，但这毕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当时商人的社会心理。同时，因为他们的活动有雄厚的物质经济作为基础，故而其休闲活动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本文拟就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及其对当时的社会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以下仅罗列较普遍性或较有影响的活动：

　　1．读书交友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秀传统，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之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经营能力，促使徽商儒贾结合。交友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世方式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成为徽商交友的座右铭。交友，使徽商不断扩大交际圈，为徽商带来了信息和客源，也体现了徽商作为儒商的处世风范。以下试举数例分别说明之。闲暇以读书为好，如歙商凌顺雷“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1]（卷4）其自身不但勤于读书，且督促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可见其读书之好。徽商程鱼门（名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而晋芳却是“闹市收声归阒寂，虚堂敛抱对寒清”，“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赀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此外，程公又“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2]（第20册）被当时名士袁枚称为淮南程氏四诗人之一。又如婺源人董邦直，兄弟五人，起初都学儒业，后由于“食指日繁”，乃“奉父命就商”。经商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又好交友，“经纪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还”。“稍暇，手一编不撤。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集”。为时人所称道。其友唐邑侯“额以‘才优学赡’”，雨艽徐御史赠以“艺苑清芬”。[3]（卷29）在读书交友过程中，徽商更领悟到经商之道。读书利于交友，交友更促进读书，读书交友促使徽商完善经营。读书、交友与经营三者在徽商身上得到了统一。读书交友便成为众多徽商所崇尚的休闲活动之一。

　　2．寄情山水

　　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商之余，名山大川便是他们驻足流连之处，触景生情时，少不了还会题诗书怀。如歙商郑孔曼（字子长），“少而游吴，中岁游梁楚，晚栖迟旧京，凡三徙，而所在贤豪长者争识子长。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袖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4]（《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又明成化嘉靖间歙商黄长寿（号望云），其妻郑氏脱簪珥资其商于齐鲁间，黄“尝登泰岳，见白云起东南，辄感而泣，济宁李侍御作望云诗解之，因自号云移……”，“与友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文稿》……”[5]（卷9）像郑子长、黄长寿这样既能经商又能诗文的徽商不在少数。黟商胡春帆承先业出入江湖，“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6]（卷5）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诗人般的情怀，所以每到一处，经营之余，或登高望远，或游湖荡水，体味儒士般的风雅。五岳名山有他们的足迹，西子湖畔有他们的身影，秦淮河岸有他们的唱和。在这山水之间，他们忘却了世间对商人的歧视，感受着自然之美，“畅” ①意抒怀，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其境界非旁人所能领会。于是乎流连山水怡情养性就成为徽商津津乐道甚至欣然神往的余暇活动。

　　3．诗文酒会

　　明代兴起讲学聚会风气，邓子琴先生言：“明嘉隆后，讲学盛行，农工商贾，杂然并至。知识渐启，聚会既频，则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亦自然之趋势也。”[7]（讲学风气下之民气）在此风气之下，拥有雄厚财力的徽商自然不甘落后，经商之余，举办各种聚会。不过，他们聚会并非如邓先生所言的“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其目的或延请官府，或联谊同乡，或结纳名士，彼此吟诗唱和，摆出一副风雅之势。延请官府，便于其经营；联谊同乡，利于其建立市场网络；结纳名士，可提高其声名。如清名士袁枚《随园诗话》称：“淮南程氏，虽业禺筴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8]（卷3）袁枚是清代文坛泰斗，受他称赞，声名自然就不同凡响。如此名利双收，徽商何乐而不为？关于徽商参与聚会活动的记载屡现于文人笔记和方志中。如《歙县志》记载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扬者”，“与诸名流结社韩江吟社，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新安竹枝词》一卷。”[9]（卷9）文人笔记如《扬州画舫录》、《歙事闲谭》中记载尤以为多。《扬州画舫录》载歙商郑氏居扬州修建影园，“延名硕赋诗饮酒无虚日。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10]（卷8）扬州是明清时期徽商的聚集地，可说是徽商的第二故乡。诗文酒会最盛行于扬州，尤以徽商主办的最出名。清代文人李斗言：“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10]（卷8）如此形成一定的规制，可见诗文酒会举行之盛之繁。

　　4．聚古敛藏

　　受社会风气尤其文人嗜古之风的影响，经商致富的徽商，往往也喜欢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画。明末徽商兼书画鉴赏家吴其贞言：“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11]“古玩之有无”居然成为区分“雅俗”之标准，足见徽商收藏风气之盛。关于徽商收藏古董字画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歙商黄长寿，商于齐鲁间，“性喜蓄书，每令诸子讲习加订正，尤嗜考古迹，藏墨妙。”[5]（卷9）茶商朱文炽“生平雅爱彝鼎及金石文字，积盈箱箧”。[12]（卷33）明歙商吴伯举，贾于扬州，“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13]（卷15）祁门商马曰琯，“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与其弟修建的园林小玲珑山馆，精美别致冠于扬州，内收藏书籍字画丰富甲于海内，“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设馆授餐，终身无倦色”。[10]（卷4）徽商常邀文人士客共同品题书画赏鉴古藏，如著名书画家收藏家黄宾虹之父黄定华，业布于浙江金华，家藏古书字画。其好友倪易甫善书画精画理，常至黄家观赏古书画。每当他们品题书画之时，少年黄宾虹总侍立一旁细听倪翁论画。倪翁“作画当如作字法，应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的教诲，几乎影响了黄宾虹一生的临摹和创作。有的徽商本人就是古董字画的鉴别家。如前所提及的吴其贞，又如歙商程邃，“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亦夥”。 [10]（卷10）歙人吴杜邨，先世在扬州以盐筴为业，家道殷富。“先生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当时如彭南昌、董富阳、王韩城、刘长沙诸相国所贡图籍书画，必经先生品题而后奏进。”可以说是赏鉴界之权威了。其“家有颜鲁公《竹山聊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怀素小草《千文》，王摹诘《辋川图》，贯休《十八应真像》，皆世间稀有之宝。”[14]（耆旧）嘉庆丁卯年，粤东李载园太守至吴门拜访钱泳，随身携带杜甫《赠卫八处士》诗墨迹卷。恰好杜邨亦至，并带有颜鲁公《竹山书堂联句诗》真迹。钱泳于是邀请二人持墨迹至虎邱怀杜阁共同观看，并笑说：“颜、杜生于同时，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后使两公真迹聚于一堂，实吾三人作介绍也。”[14]（收藏）可谓一段佳话。徽商喜好收藏，究其心理，或本性爱好，或异货奇居，或装儒饰雅，或夸富示阔，雅俗兼而有之。

　　5．品茗赏剧

　　徽州乃产茶区，“岭头高土时闻味，古寺僧寒竞品茶。”（休宁李应光为松萝茶诗）饮茶之风极盛。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茶馆茶楼遍及全国各地，而茶馆茶楼往往是徽商休闲聚会聊天的场所，在这里，徽商一边品茶，一边交流，不知不觉中各地的商业信息便掌握在手中。有的茶馆茶楼或设有说书的，或请戏班演戏，以增气氛。徽俗有搭台演戏之风，据文献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缯彩竟斗迷离美观也。近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纱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15]（卷７）由此之俗，于是听书看戏又成为徽商业余爱好。徽商中财雄势大者，还每每拥有私人戏班，称为“内班”。他们把四方名角聘入“内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10]（卷5）如乾隆时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汪石公者，其妇人称“ 汪太太”，巾帼不让须眉，名重扬城。其“家蓄优伶，尝演剧自遣。扬城每值灯节，儿童辄作花鼓龙灯之戏，太太莫不招入，而人亦以乐得太太赏赐，争趋之。”[2]（第24册）徽商江春有春台、德音两个戏班。虽有摆阔之嫌，但足见观赏戏剧是徽商消遣嗜好之一。

　　6．狎妓游乐

　　有一首新安竹枝词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发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8]（第７册载方士庹《新安竹枝词》）描写徽商常年在外经商难得回家的情形。又据民国《歙县志》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9]（卷１）商人重利轻别离，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归，“徽州富甲江南，……土著或初娶妇，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16](卷17)“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空对孤灯带影残”的寂寞，使得常年在外的徽商走向了寂寞情感的宣泄地带——青楼游乐场所。

　　明清时期，青楼业以扬州为盛。扬州是富商大贾的集中地，其中以徽商为多。扬州青楼业之所以繁荣，商人可说是个重要因素。文献记载：“扬州清明……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眚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17](卷5)其他徽商集中的城市也类似扬州，如南京，“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梨园以技鸣者，无论数十辈，而其最著者有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18](卷3)场面之盛，人虽未至，已羡耳目。徽商汪海“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奕，终日无倦。少年造出，终谢不支。年始及耆，复出而游吴越，日置高会，召诸故人为平原欢，踰月而归。”[13](卷55)凡此等等足以表明狎妓游乐是某些徽商余暇之时留连忘返的活动。

　　7．其它休闲之乐

　　徽商还好斗蟋蟀之乐，如《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北郊蟋蟀，大于他处。土人有鸣秋者，善豢养，识草性，著《相虫谱》，题曰‘鸣氏纯雄’。秋以此技受知于歙人汪氏。遂致富。”[10](卷1)鸣秋靠传授徽商饲养蟋蟀技术而发财致富，可见扬州徽商对斗蟋蟀之好。其它诸如琴、棋、书、画、牌、花草之乐，徽商所好也不乏其人，兹不详述。

二、明清徽商休闲生活的特点

　　社会生活习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社会特征。徽商的休闲生活正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生活特征之一——雅俗结合。徽商休闲生活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凸显商人之本色，追求儒士之风雅。

　　1．凸显商人之本色

　　徽商的社会角色定位毕竟是封建商人，因而其休闲生活还是以体现封建商人本色为前提。首先，徽商的休闲生活一般是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作为商人，徽商一切活动无不受其经营活动影响，故而休闲活动往往是伴随其经营活动并起辅助之作用。就读书来说，固然有追求士人生活的时尚倾向，但更多徽商是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理性认识，并从中吸收和领悟经营之道。休宁商人王太学，起初“家计仅粗足，勤营什一狭”，“奇赢小术讵其不能自我力致为。”于是“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象王太学类的徽商可谓举不胜举。再就交友来说，一方面有助于商人商品声誉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再一方面便于市场信息交流。《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19](卷21)此外，某些徽商出于奇货可居之目的而聚古敛藏，这更凸显了商人之本色。其次，徽商休闲生活也反映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整合，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从传统儒学发展史进程来看，儒学价值观经历了两宋义理与功利的对立到明清经世实学的义利合一的转换。这种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转换，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变，他们认为士商异术而同志、公私义利并重、贾儒相通。出于这种新型商人价值观，徽商的休闲生活也就逐渐由“利”向“名”发生倾斜，追求一种“名”“利”相交融的生活形态。徽商不惜巨资举办诗文酒会以及慷慨解囊赞助文人等活动就是明证。再次，作为封建商人，徽商经营致富后，往往开始追求个人享乐，其封建腐朽性堕落性暴露无遗。这在徽商夸富示阔和寻欢狎妓上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我国封建社会，商人地位低下。这种社会地位在徽商内心深处产生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促使他们去追求儒雅的高品位的生活，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在下文详述。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徽商在休闲生活追求上，无论是张扬金钱的魅力，还是掩饰心理上的卑贱，亦或是提高自身素养，无不体现了商人的角色地位。即使是徽商休闲生活的“儒士化”，也正从侧面表明商人学会了用更高明的生活方式来掩饰自己。不过，这恰恰体现了他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发展和进步。

　　2．追求儒士之风雅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四民（士、农、工、商）”观划分社会阶层，士排在四民之首，地位崇高，受人尊敬，生活儒雅，令人崇拜。而商人则在四民之末，地位低下，倍受歧视。虽然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现实中，商人地位逐渐提高，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四民”观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虽然在社会思想界也出现了诸如“士商异途而同志”之类的说法，但其影响不大。更被正统思想者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商人职业自卑感依然很强烈。如明朝歙商汪才生告诫其子“毋效贾竖子”。[20](卷78)清朝婺源商人汪庭梅致富后说自己“以商贾自秽。”[21](卷5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这种自卑感使他们渴望摆脱自身低下境况。由此，崇拜士人生活，追求风雅品位，获得精神上的平衡，基本上是商人阶层的普遍意识。徽州地区重儒传统，更有不少因生活所迫由儒入商者，因而在徽商中崇儒意识更为突出。“因生存所迫不得不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业儒入仕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22]（P134）于是士人的生活方式也无疑成为徽商学习和模仿的目标。这我们从徽商教育子弟的言论中可看出，如明休宁商人程封，早年弃儒业贾，历经艰辛终于致富，弥留之际告诫三子：“吾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向仁（长子）、向学（次子）业已受经，即向策（三子）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13](卷61)类似言语在徽商家训族谱中屡见不鲜。闲暇时，读书作文以自娱，流连山水以怡情，结交官绅以为荣，品评书画以为尚，标榜忠孝节义为人生准则，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徽商追求儒士风雅以获心理平衡之特点。

　　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23]（P263）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23]（P 264）赏鉴古藏也就成为文人风雅生活的一个方面。此风自然也波及经济实力雄厚的徽商。一些徽商不恤千金购古董字画以装潢门面，甚至邀请文人学者共同赏鉴品评以弄风饰雅，这可算是某些徽商追求风雅方面的又一特写吧。

三、徽商休闲活动之影响

　　徽商的休闲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需要我们对其有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有助于商业经营

　　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同治时期黟县商人舒遵刚，“读书服膺义利之辨，力矫市駔积习”。他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设喻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6](卷六上)其“钱泉论”可说涉及到了货币流通的本质。广泛交友，扩大交际圈，尤其与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交往，对徽商的市场竞争和经营扩大以及信息来源无疑有重要作用。去茶馆茶楼聚会品茶聊天，有助于徽商掌握信息和把握市场行情。凡此等等都有助于徽商的商业经营。

　　其次，打造了商人新形象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畀以《阳明先生全集》，谓读此即知即行，实痹世用。”名儒潘文熊闻说佩服万分：“若翁具此见解，非读书有得者不能道。”[24](卷14)在此商人已具备了儒者的远见卓识，怎能教人等闲视之！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25]（P74）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提倡“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再次，提高了商人地位

　　徽商好儒，重视教育，积极靠近官府，特别徽商子弟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纷经商，这样官商逐渐一体化。余英时先生说：“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就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26]（P540）这些都为徽商交游封建官绅打开了方便之门。王世华先生说：“士商之间的传统等级分野被打破了，出现了士商交往的新现象，为长江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27]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过，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终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第四，促进了文化发展

　　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立说，为商人辩护，传播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徽商爱好字画，常以重金收购。正因如此明清不少书画家就以卖字画来谋生。如扬州八怪之一高翔死后，其好友徽商马曰琯作《哭高西唐》诗，其中几句曰：“垂髫交契失高贤，傲岸夷犹七十年。白祫惯倾花屿酒，青山只取研田钱。两家老屋常相望，一样华颠剧可怜。”[28]（P102）诗中反映了高翔以卖画维持清贫生活景况，不难想象其在世时，马曰琯是如何授金相助。其他如郑板桥、汪士慎等都曾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而且与徽商联系密切。[29] 可见，若没有商人尤其徽商收购收藏，在“黄金妄掌人荣辱”的时代，书画家们的创作活动很难说能维持下去。有充足的理由说，徽商爱好和收购古董字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石学和书画业的繁荣和发展。徽商爱好戏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剧的发展和传播。“（明清时期的扬州）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如公、私诗文宴集的频繁举行，园林馆阁的竞相建造，字画古董的搜罗收集，戏曲音乐的风靡盛行，书籍碑帖的刻板印刷，以及手工工艺品的精工制作等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一些富商大贾为了他们的享乐，也为了附庸风雅，不惜金钱来办这些事业。”[28]（P2）此言虽是泛指一般商人，但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商界可说是占了半壁江山，故其对扬州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第五，助长了奢侈之风

　　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30]（杂记）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量培养艺伎，教之以诗书礼仪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27]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耗费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还是能坚持节俭的。

结语

　　休闲生活，它反映一个社会的风尚，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的审美观影响；反过来，它又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社会整体审美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以表现温文尔雅、含蓄内蕴为主的雅文化地位逐渐下降，而以表现直率袒露、粗俗外向为主的俗文化地位逐渐上升，尤其以戏曲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到明清时期，雅俗两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合流。于是人们的审美观便形成雅俗共赏的态势。明清时期徽商休闲生活就体现了这种雅俗合流的特色：一方面，徽商作为商人，是市民阶层的一部分，是俗文化的载体，俗的特色在其生活中必然处处体现；另一方面，徽商重儒的特色，使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崇尚儒雅的生活方式。从这一层面来说，明清徽商休闲生活体现了士商合流的发展趋势。

　　了解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之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明清社会历史尤其商人状况，更在于它也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休闲文化研究倡导者于光远先生曾说：“玩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因而研究历史上特殊群体的休闲活动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对于如今生活在更加商品化的市场经济社会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活审美观和人生价值观也有借鉴之作用。

注释：

①“畅”是美国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的概念，是指在工作或休闲时产生的一种最佳体验，人在进入自我实现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心情，与中文“陶醉”相似，但又不同，因为陶醉强调客体的影响，而“畅”则强调主体自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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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