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陶渊明与“酒”与“侠”的关系

　　陶潜生活于一个乱世。这个时代正值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初年，一场淝水之战后，东晋王朝偏安于中国的南部，朝廷对百姓百般剥削压迫，“今日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致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这又是一个“易代”的时代，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刘裕夺权，称帝号宋，东晋亡国。陶潜处在的这个时代，“孔融与汉末嵇康于魏末略同”。

　　乱世的陶潜，悠然的转身，抽离于纷乱的尘世。读陶潜的大部分诗歌，感情总是那么平和，淡然，闲适。最著名的像是“饮壶觞以自酌，畘庭柯以怡颜。”（《归去来辞》）像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这份“闲散”之情似乎在古今文人中无人能及。其实陶潜的这份表面上的“闲散”与“酒”和“侠”都分不开。

酒

　　陶潜爱饮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转》（当时称为“实录”）中有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就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好酒之心可见一斑。魏晋时期，好酒者不止陶潜一人，“竹林七贤”的老大刘伶好酒，死时竟以酒槽陪葬，自语：“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另一位名气更大的阮籍曾大醉六十天而不醒，酒之于他们是倾泻心中“块垒”的一种方式，也是心灵的一份慰藉。不过，在诗歌中大量描写饮酒的，陶潜可算第一人了，《饮酒》十二篇 就是在醉酒之后，在杂纸上的随意涂写，后来经朋友整理而成的。从而有了“结庐在人径，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样打动人心的名篇。昭明太子为陶潜诗集作序有云：“有疑陶渊明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此间的怨闷，昭明太子一语道破。陶潜并不能真的“隐逸”。身为东晋名将陶侃的子孙，陶潜对走到末途的东晋，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他有着搁不下的无奈和忧虑。这就说到他的“侠”。

侠

　　朱光潜曾说：“陶潜除了‘隐逸气’之外，还有些‘侠气’”。当年，陶潜为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决然的归隐田园，这不是骨气是什么？这是一般文人所不能有的“侠气”—-大丈夫当作则做。这样的陶渊明是侠气冲天的。不过朱光潜也认为，陶潜因为最终调和了这样的“侠气”才最终得以“静穆”，终而伟大。在《且介庭杂集》中鲁迅深刻地反驳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添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到底淡化了陶潜的“侠”，而鲁迅的评价完美的解释了陶潜身上不应被忽视的“侠气”。

　　一个“性嗜酒”的陶潜，不会仅仅酒视作无聊时的消遣，“悠然见南山”和“猛志故常在”都是一种呐喊，或许对怀有侠气的陶潜来说，这酒不得不饮，以吐胸中块垒而快之，这样也成就了他的独具一格和伟大。（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中文三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