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陶渊明与“酒”与“侠”的关系

  陶潜生活于一个乱世。这个时代正值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初年,一场淝水之战后,东晋王朝偏安于中国的南部,朝廷对百姓百般剥削压迫,“今日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致残形剪发,要求复除。“这又是一个“易代”的时代,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刘裕夺权,称帝号宋,东晋亡国。陶潜处在的这个时代,“孔融与汉末嵇康于魏末略同”。

  乱世的陶潜,悠然的转身,抽离于纷乱的尘世。读陶潜的大部分诗歌,感情总是那么平和,淡然,闲适。最著名的像是“饮壶觞以自酌,畘庭柯以怡颜。”(《归去来辞》)像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这份“闲散”之情似乎在古今文人中无人能及。其实陶潜的这份表面上的“闲散”与“酒”和“侠”都分不开。

  陶潜爱饮酒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自传《五柳先生转》(当时称为“实录”)中有记:“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就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好酒之心可见一斑。魏晋时期,好酒者不止陶潜一人,“竹林七贤”的老大刘伶好酒,死时竟以酒槽陪葬,自语:“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另一位名气更大的阮籍曾大醉六十天而不醒,酒之于他们是倾泻心中“块垒”的一种方式,也是心灵的一份慰藉。不过,在诗歌中大量描写饮酒的,陶潜可算第一人了,《饮酒》十二篇 就是在醉酒之后,在杂纸上的随意涂写,后来经朋友整理而成的。从而有了“结庐在人径,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样打动人心的名篇。昭明太子为陶潜诗集作序有云:“有疑陶渊明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此间的怨闷,昭明太子一语道破。陶潜并不能真的“隐逸”。身为东晋名将陶侃的子孙,陶潜对走到末途的东晋,对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他有着搁不下的无奈和忧虑。这就说到他的“侠”。

  朱光潜曾说:“陶潜除了‘隐逸气’之外,还有些‘侠气’”。当年,陶潜为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决然的归隐田园,这不是骨气是什么?这是一般文人所不能有的“侠气”—-大丈夫当作则做。这样的陶渊明是侠气冲天的。不过朱光潜也认为,陶潜因为最终调和了这样的“侠气”才最终得以“静穆”,终而伟大。在《且介庭杂集》中鲁迅深刻地反驳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添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又说:“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到底淡化了陶潜的“侠”,而鲁迅的评价完美的解释了陶潜身上不应被忽视的“侠气”。

  一个“性嗜酒”的陶潜,不会仅仅酒视作无聊时的消遣,“悠然见南山”和“猛志故常在”都是一种呐喊,或许对怀有侠气的陶潜来说,这酒不得不饮,以吐胸中块垒而快之,这样也成就了他的独具一格和伟大。(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中文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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