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他者”的中国——论“汉学”
何为“汉学”？
严格来说，“汉学”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若干独立学科的集合。一门学科成为“汉学”的前提是它的发生与发展在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它必须以“中国”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或许更能准确地概括出这些学科的考察范畴。与“国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汉学”的视域内，中国作为“他者”而存在。
作为“他者”的中国决定了“汉学”的性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反观在非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汉学”，“若干独立学科的集合”只能描摹出其面貌；若想把握住其风神，“一门独立的学科集合”无疑更加贴切。由此不难总结出“汉学”的两个基本特征：集合性与独立性。
“汉学”的集合性体现在它包含三个并峙的学科成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者“并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或者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很难在现实中平等地进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与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吸收以及两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融合，已经被证明是文化进步甚至文明产生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国家”范畴中的民族关系史与在“世界”范畴中的国际关系史都可以为这种途径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提供充足而生动的证明。当然，强势与弱势永远是像相对的并处在相互转化的状态中的。所以，抽离了具体历史条件而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很容易走向比附的误区。我们应当承认，起码在步入21世纪前，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着弱势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逐步实现从观众向手中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这一过程包括“被动作为观众”、“主动作为观众”同时也是“被动作为受众”、“主动作为受众”三个步骤。在这个风云际会的百年间，苏联和欧美“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甚至“全盘X化”的范式。在三者中，自然科学的影响最为直接，社会科学次之，人文科学则因其“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而具有最强的抵御性。“国学”就是一个以人文科学为宗的抵御性的概念。好奇心与征服感往往是成反比的。对于最先被影响并基本完成同化的中国自然科学，很难赢得海外学者的关注目光，以李约瑟为代表的科学史家除外。关注的背后是因征服感的挫败而诱发的好奇心的勃兴，人文科学在他们的视域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最“中国”的一席。不用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就是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不可分割的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学科，彼此在当今学科设置中也“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它们能以集合的形式出现，得益于海外学者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发现。进入21世纪，这种发现仍在继续，再用征服感来解释好奇心很容易堕入庸俗社会学的樊篱，代之以“因征服感的挫败而诱发的好奇心的勃兴”的惯性作用在海外学者的学术史意识中的观照或许更加合适。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不同学科得以突破阻力而拧在一起，形成一只具有中国学者所未曾预料到的力量的拳头，一记一记地砸向中国文化研究的长河，轻则泛起圈圈涟漪，重则几可扭转潮头。“汉学”的集合性源于人文性，可以说“汉学”作为“若干独立学科的集合”实现了它们在人文层面的集合，或者说在基于中国作为“他者”的意识的层面的集合。
“汉学”的独立性源于边缘性。首先，在汉学家所处的本土语境下，他们选择的研究领域——“汉学”——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课题的聚居地。以“汉学”视域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为例，“日本学者也好，美国学者也好，所谓的‘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都是外国文学。就像我们北大英语系、日语系，他们在认真地讨论福克纳或川端康成，但对整个中国学界来说，他们的声音边缘性质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学界的影响。”（《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陈平原，三联书店，2007年9月第1版，页241）这种边缘性就决定了我们在考察汉学家的成果时，要充分考虑到本土语境——尤其是学术生态——对其所从事的学科及其个人的影响。从主流反观边缘，既承认其边缘性，又能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识其中的“主流因素”，这是我们与汉学家对话的基础。“汉学”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独立性。“汉学”的独立是建立在中国作为“他者”的条件上的，对汉学家而言并不存在此种意义上的独立的可能性。学科的独立与研究者的独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譬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普实克教授一直受到软禁，因为他是捷共领袖提倡社会主义人道化的杜布切克的朋友，也是热烈参加‘布拉格之春’的首要人物之一。于是普实克教授失势了，虽然政府批准他在国内度假，但是不准他出国，也不准他再研究学术，所以他的学术生命在逝世之前就早已结束，也许，他在未死之时就在等死了。”（《思潮的彼岸》，李欧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页57）其次，“汉学”实际上很难真正参与到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科的发生与发展的进程中来。且不说国内学者对“汉学”成果的译介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选择性，即便是进入国内的“汉学”成果也往往以“他者”的身份呈现出来，更多的是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某种参照。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汉学”同样是凭借边缘性实现独立性的。尽管如今已是信息时代，但汉学家想要介入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进行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场”还是存在很大障碍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障碍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无法根除的。在汉学家的本土语境下，中国作为“他者”而存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汉学”作为“他者”而存在。因此，在我们看来，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是被他们所发现的“另一个中国”，陌生化是“汉学”能够完成其独立性建构的直接原因。陌生化与边缘性相辅相成：因为以“边缘”的身份出现在“主流”的面前，所以就具备了“陌生”的可能性；因为“陌生”的可能性在国内外学者的“对话”过程中得以实现，所以终究要归置于“边缘”的位置，无法与“主流”实现“融合”。当然了，“汉学”并不会因其陌生化而减损魅力，相反，其魅力正在于提供了一种阻拒的现代性体验；“汉学”更不会引起边缘化的位置而降低效力，相反，其效力正在于能够冲破共时的壁垒与甩掉历时的包袱，“于无声处听惊雷”，更加贴近学术研究的本位。“汉学”的边缘性是其摆脱政治史与思想史的束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其具有本土语境中不可避免的“主流因素”，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还是以直接可以进入学术史的姿态出现，以独立的风采与国内学界形成互动。
“汉学”的集合性与独立性决定了其足以胜任与我们进行“沟通”的角色。“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页238）通过“沟通”，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作为“他者”的中国，参与国际学术建设。但集合性和独立性同时意味着“汉学”在本土语境下永远是作为“弱势学科”而存在，很难想象在汉学家所处的国家和民族中会有大量一流的学者从事此领域的研究。因此，“汉学”不等于“国际学术”，其水平也无法科学地反映国际学术发展的水平。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研究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主流”学术，其成果自有其意义，甚至国际意义。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没有必要进行“融合”，做好了“沟通”的准备就是做好了参与国际学术建设的准备。正确地对待“汉学”，以正确的方式同汉学家展开“对话”，是21世纪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大业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对我们而言，发现并且理解作为“他者”的中国是“对话”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