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兼备、“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三十一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之侄孙，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但其学又不受所囿，自小有志于经世。姚莹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起，先后出任福建平和令、龙溪令，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在台五年（1819—1823）“所至士民好之”（连横《台湾通史》）。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当时台湾最高军政长官），赏加按察使衔。次年到任，诚心团结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致对外，加强防务。时值鸦片战争爆发，他在台湾积极抵御，击退英军五次进犯，战后却被权贵耆英等诬为“冒功欺罔”，竟被逮捕入狱，一时舆论哗然，朝野论救。不久赦出，贬官四川以知州用，任藏差，写下著名的《康輶纪行》，归来后补四川彭州知州，任内以病假告归。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参加在永安围攻太平军之役。围攻失败后随军至湖南，病死军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1851年起用为湖北武昌盐法道，旋擢广西按察使，官终湖南按察使。
姚莹一生为官清廉，勤于思考，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勤于著述，涉猎广泛，留下著作颇多，计有《东溟文集》、《东溟外集》、《东溟文后集》、《东溟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识小录》、《寸阴从录》、《康輶纪行》等十数种，合为《中复堂全集》。安徽学者施立业《姚莹年谱》，是目前所知对其生平排比编年、资料最为翔实的一种。
一、爱国保台、有勇有谋，抗击英军、五战五胜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取得五战皆捷的著名军事家。
在鸦片战争中，他与林则徐、邓廷桢等皆属坚决抗英的主战派。作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从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他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殖民侵略军的五次台湾保卫战中，，从未打过一次败仗，也未丢失过一寸土地，不愧为爱国保台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抗击外敌入侵上鲜有的殊勋。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的台湾孤悬东海，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台湾，欲图抢占台湾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道光二十一年（1841）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基隆港，英国一艘双桅炮舰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与协同防御的总兵达洪阿，毫不示弱，狠狠还击。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毙英军32人。英舰退出口外，于逃窜中触礁沉没。英军纷纷落水。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又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其中新式大炮十门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道光二十二年（1842）3月11日，英“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三艘舰艇，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60人，汉奸5人，俘虏200余名，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另还有三次小胜：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入侵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这是首战英军的胜利，士气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击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全歼登陆英兵。
这五战五胜，战果丰硕，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奖。
台湾基隆港码头
究其五战五胜之因，并非所谓天意，更非侥幸，而是姚莹积极备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出色指挥的结果：
首先，姚莹团结台湾同僚、将官，守台方略正确，指挥得当。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由于“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至于守台方略，姚莹总兵达洪阿会商，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避开敌人炮艇船坚炮利之长，扬己固守炮台，居高临下之长。同时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1840年，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第二是积极备战，未雨绸缪，重视民兵，着力建立军民联防。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兵，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团练乡勇，使之协防。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姚莹立即驰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并沿途召见耆老、士绅，使之团练乡勇。“每庄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计四县二厅，团练壮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庄，半听调用。”当时5个比较大的口岸共用防卫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调用的协防乡勇数量则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规军的数量相差无几。这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被调用的乡勇。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各地所练乡勇已经达到了47000余人，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正规军。而且，这些乡勇平时不领经费，仅在战时调用才拨给口粮。对于军饷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来说，这种寓兵于民的做法无疑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第三是收养游民，稳定后方。台湾游民素多，成为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许多树旗滋事、趁机抢劫的事件大都是游民所为。姚莹一直比较注意解决游民问题，任台湾道不久，就提出了收养游民的问题，要求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由各庄的总理、董事进行约束，“无事则使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这一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与以前相比，游民滋事的数量明显减少。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收养游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会商台湾夷务》中说:“水师兵少，不敷分拨，必须多募乡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养游手，消其不靖之心。”这些游民大多被编入乡勇，直接补充了军事力量。对于抗英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部分游民趁抗英斗争期间制造混乱，抢劫财物的行为，姚莹则给予坚决的打击，以保证后方的稳定。道光二十一年（1841）9月11日，北路嘉义地方发生了游民暴动。他们数十成群，向铺户强借银钱，并于15日黎明攻击官员寓所，杀死兵丁。总兵达洪阿迅速带领兵丁平定了这次骚乱。然而北部刚刚平息，又有游民在凤山县竖旗滋事，杀死民人祭旗，并攻击汛地。姚莹迅速调兵缉拿，很快击溃了这一股势力，稳定了形势，从而保证了抗英斗争的顺利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竖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国侵略者相互关联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国人收买，到台湾作内应，配合英军进攻台湾。据英国俘虏自己交代，英军司令璞鼎查曾给汉奸番银90000元、纹银6000两，“来台购买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后，政府缉捕的人员中有很多是这类人。因此，对流民竖旗滋事的打击和打击汉奸、抗击外国侵略者紧密结合，事实上构成了整个抗英斗争的一部分。
第四是加紧训练军队。姚莹治军“务在简、严”，即“究其大端，不责苛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抗英斗争中，台湾守军同仇敌忾，英勇战斗，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
改善武器装备，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台湾防务。如制造巨舰以利于海战；勘测各个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进行设防；在各个港口增设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将在福州新近铸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调来一批以增加台湾的作战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应用。这些措施增强了守军的作战能力，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战斗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两门巨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打断了英军的桅杆，从而迫使其撤退后触礁沉没。
第四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不仅是他为官清廉、以身作则、体察民情、关心民疾，深得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他在很多方面都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他为官清廉，在台湾三度任职，先后十年。生活俭朴，一身廉正，两袖清风，知之者无不赞佩。他在台湾第一任，即任“台湾县”解职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于鹿耳门，抵福州后，拟“谋其父灵榇及亲属返桐城”，但“以贫困不能成行”。幸得友人“赵慎畛适调任闽浙总督，助其归榇”。其时，姚莹让“其兄扶榇归里”，自己则“偕母侨寓福州，谋菽水之养”。
他在台注重调查研究，深入民间基层，进行社会民情、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写的《东槎纪略》五卷，就是实地考察之作。他在农地考察中，还帮农民“绘造图册”、“厘定界址”，不仅“可杜绝土地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土著民众的土地权益”。他所留下的记载，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台爱民爱土。姚莹关心民众疾苦，经常深入基层，亲自辅助解决震灾、风灾、水灾、失业、民间纠纷等。嘉义县发生大地震时，姚“立即开展救灾工作”，“与达洪阿等带头捐出养廉银”，并推动“捐集番银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莹被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他在台注重文教。姚莹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识水平。凡其为官之地，均不忘“立学校、敦士习”。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即使军务非常繁忙之时，“犹不忘整顿台南的海东书院”，“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后又“整剔海东书院规约，时与诸生相讨论”。在出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亦曾筹款、捐款助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以及宜兰县之仰山书院，并为延请台邑优秀人士主持。
以上这些，使得他深获台湾军民拥戴，也是他守卫台湾、五战五胜，大破英军的主要根基所在。
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 但是，清廷已决定对侵略者屈服。同年三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均为姚莹鸣不平。当姚莹被羁押至京都时，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著名人士三十余人，争相驾车至京郊长辛店迎候。姚莹被关在刑部大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羁押六天后出狱，将他“以同知直隶州知”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投降派官员犹不满足，后来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让他受尽了折磨。
但面对政治打击、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姚莹仍不改初衷，在出西藏治狱”后写的《康輶纪行》中，他姚莹怀着爱国义愤，抨击投降派主持的“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对此，“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
二、边疆地域政治研究先驱《康輶纪行》和《东槎纪略》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姚莹与桐城派的前贤一样，皆提倡“经世之学”，做官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湉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由于他生活的时代，还使他的“经世之学”还有着前所未有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进行认真的反思，认为失败的原因“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因此，他认为：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他是中国最早关注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边疆地域政治的学者，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康輶纪行》、《识小录》、《东槎纪略》等。《康輶纪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西藏历史文化民俗的专著。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投降派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狱”，本是施加的一种政治迫害，但姚莹却安之若素。虽“两次奉使往返万里，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却能“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对“西洋各国情节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康輶纪行》15卷，并附图一卷。书中对西藏的宗教民俗、地理交通、物产气候、民族文化等皆有记录；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亦皆有所阐述。其中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俄两国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在书中还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须要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
姚莹与林则徐、魏源，都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远在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康輶纪行》实际上是他长期以往、持之以恒的革新思想的产物。
与《康輶纪行》可以媲美的是他的《东槎纪略》。该书是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的早期著作之一,作于道光九年（1829）因“龙溪别案”被革职以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今台湾宜兰地区)通判。当时的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他兴利除弊、鼓励民垦，改筑仰山书院，大力促进汉族与当地土著和睦相处，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在台五年“所至士民好之”（连横《台湾通史》）。道光三年，因当年任龙溪知县时旧案，受害革职。他在乡居之中写的《东槎纪略》“自序”中云﹕“余以羁忧，栖迟海外。目睹往来论议区划之详实，能明切事情、洞中机要；苟无记之，惧后来老习焉不得其所以然。……乃采其耍略于篇，附及平素论著涉台政者，而以陈周全之事终焉”。可见他在困厄之中仍不忘忧国，为清廷、为后人留下治台的施政举措和第一手资料。
《东槎纪略》五卷33篇，其中“陈周全之乱”、“平定许杨二逆”、“改设台北营制”、“改配台北班兵”、“筹给艋舺营兵米”、“筹议商运台榖”、“议建鹿耳门炮台”，卷四“台湾班兵议”（上）（下）等六篇等记述了他经营台湾的施政举措和军事部署；卷二“筹备噶玛兰定制”，卷三“噶玛兰原始”等九篇；卷五“埔里社纪”、“台北道里记略”、“噶玛兰原始”、“噶玛兰入籍”“西势社番”、“东势社番”、“噶玛兰颱异记”、“噶玛兰厉坛祭文”等记载了台北地区，噶玛兰（今台湾东北宜兰平原）以及浦社（今台湾彰化东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情况，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兰浊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台风气象、人文历史和人民生活状况。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资治价值。
黄山书社出版的《康輶纪行》《东槎纪略》
三、文学主张与创作成就
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亲承姚鼐教诲，为“姚门四弟子”之一，桐城派古文大家之一。
在文学思想上，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主张“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诗绝句六十首》和一些诗文集的序言之中。《论诗绝句六十首》的内容十分丰富，对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及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诗歌皆有评述，对历代主要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姚莹重视《诗经》、《楚辞》、《乐府》对后世的影响，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对建安之后诗风转向追求语言的新巧华丽，文风绮靡则持批评态度。他极力称道朱熹对陈子昂《感遇诗》的赞许，也十分推崇李白和杜甫。宋代诗人中首推梅尧臣，认为他能反映社会现实、揭示民生疾苦。另外姚莹很强调诗歌的情志表达，对宋儒把“情”与“理”相对立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把思想感情比作“风”，把辞藻格律比作“箫”，认为诗歌创作是“风之过箫”。没有因物起兴的“情”便没有诗作。在创作思想上，姚莹强调为文要“于斯世有益”。为此他特别重视作家的思想修养，认为欲求“所以为文”，必须先求“所以为人”。苟能如此，再加上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方可写出沉郁顿挫之文。他举《楚辞》、《史记》、李杜、韩愈为例，认为“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乌能如是哉”（《康輶纪行·文贵沉郁顿挫》）。至于文字，不一定要新奇，普通的熟字熟句，照样可写出好诗来。他还认为盛世之音不一定要“华靡和缓”，也可以讥刺，如“虞廷之歌”、“文王之什”就是如此。
文学创作上，姚莹诗文俱佳，才华横溢，其文收录于《东溟文集》、《东溟外集》和《东溟文后集》之中。另有《后湘诗集》，存诗20卷。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
其散文大抵可分为记叙文、论说文和传记三类。其论说文主要是奏章和涉及政务的书信，收在《东溟文集》卷一和《东溟奏稿》之中。“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语），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这类文章语言通俗简洁，条理畅达，举证要而不烦，反映出作者料事的前瞻目光和判断的迅速准确，主要是表现作者政治家、军事家的见解和胸怀，文学性并不强，如1840年七月初八《复福州史太守书》，信中驳斥在战争中畏敌如虎的福州太守“抗敌致报复”说，指出英军炮舰万里来华，“来则不善，惟有交锋，岂能惧其报复”？言简意赅，既深明大势又毫不畏惧；八月七日，英酋璞鼎查率军到达台湾附近洋面，作者给当时主持军国大计的怡良、刘鸿翱、曾望颜等分别上书，敦促这些大员摒除歧见和观望犹豫，表达不惜一死抗敌报国的决心，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写道：“镇江失守、江宁失守，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事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此”。书中指斥时政，毫不避讳，乃至指陈上司，也是直言其非。忠于王命、急于国难的侠肝义胆、情急之态，可见一斑。论说文中也有一些篇目呈现另一种风格，即在雅洁、平实的叙事中曲折见情，显得沉郁而委婉，如《与光律原书》，书中详叙了他在台抗击英军却遭诬陷的经过和缘由，抒发了无奈但绝不妥协的坚定信念，其中揭示缘由，仅用数字：“闽帅以台湾功不己出，久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查办之令，遂胁迫无知，取状具结，以实夷言”，叙事简洁又明晰，其情势之无奈和态度之坚定，字里行间，尽情流露。这类颇富情志的论说文，在姚文中也并非仅见于此。这类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记叙文多见于《康輶纪行》、《东溟文集》卷三，以游记和与友人的书信居多。姚莹驻守过台湾、任过藏差，见过许多当时士大夫没有见过的异域风光，况且他又关注外域和边陲并有过专门研究，所以他的游记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重视原始资料，对此原委渊源详加探考，并分析其得失利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深邃的学术价值。如《康輶纪行》中记邛州一带所谓“泥客”和“棒客”的产生缘由就具有上述特征：“棒客作俑，始于邛州某刺史。当时烟禁初严，洋烟不至，建昌一带所产烟泥盛行，奸贩如云，号为泥客。官虑兵役之不胜捕也，则大张晓谕，谓泥客本犯法，民能逐捕者听。于是所在游民蜂起，截劫泥客以为利，自称棒客。泥客不畏官而畏棒客，则亦结党持械以自卫。相遇则死斗，斗必有一败，败则无食，则扰及居民行旅”，遂成“蜀中大患”。在《达赖喇嘛掣金瓶》、《西藏大番僧》和《西藏外部落》等记述中，介绍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神王的产生过程以及政治版块等情况，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并可作为施政参考。在著名的《与汤海秋书》中，作者详尽的介绍了台湾的政情和民俗，自己莅任后平乱经过和施政策略，最后又对确保台湾的长治久安提出设想，既可视作自己治台经过的回顾，又可视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这类记叙文还有《游榄山记》、《葛玛兰台异记》等。
传记文则多在《东溟文后集》卷十一、十二中，以《陈忠愍小传》、《张亨甫传》、《汤海秋传》和《祭兄伯符文》等为代表，皆感情真挚、文笔生动，颇有其祖姚鼐的文风。如《祭兄伯符文》将其兄为人的诚笃、早熟、厚道、慈爱、可敬可亲的形象，描叙得十分真挚感人。而其中的“惟兄是活”、“惟兄是依”、“惟兄是恤”三个排比句，把作者对乃兄的眷恋、感激之心以及祭兄时的痛惜之情，表现得更加浓烈和沉郁。姚莹散文中还有一些序跋，如《郑云麓诗序》、《潘四农诗序》、《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等，从中可见作者的文学主张和为人品格，如在《郑云麓诗序》中，作者又一次强调“欲为文”必先求“所以为人”的文学主张：“士大夫固有所当务者，诗歌似非所先。然以持正人心、讽颂得失，实有切于陈告训诫之辞者”。在《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作者极力称赞桐城先贤左光斗的“杀身成仁”，其中也流露自己的旨归。姚莹一生最讲“气节”，他在扬州出资修葺史可法墓，又嘱刻《左忠毅集》，并准备筹资刻“上起《离骚》，下至国初历代忠义诸公遗集”，从中亦可看出姚莹为弘扬民族气节、挽救颓风败俗的政治使命感。方东树曾用多方比喻来盛赞姚莹的散文风格：“观其义理之创获，如云霾过而耀星辰也；其议论之豪宕，若快马逸而脱衔羁也；其辩证之浩博，如眺溟海而睹涛澜也。至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白黑，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而其明秀英伟之气，又实能使其心胸、面目、声音、笑貌、精神、意气、家世、交游，与夫仁孝恺悌之效于施行者，毕见于简端，使人读其文，如立石甫于前，而与之俯仰抵掌也”（《东溟文集序》）。
姚莹的诗作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曾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来形容自己清韵悠长的诗风。其内容主要可分为论诗诗、登临怀古、赠友和山水四大类，均见《后湘诗集》。诗论以《论诗绝句六十首》为代表，前面已作叙述。但其它诗篇中亦有谈论文学主张的，如五古《修辞》，仍是在强调作诗必先持正人心：“文章本心声，希世绝近习。质重人则存，浮杂岂容入。镂琢浠情貌，当非贤所急”。赠友诗更能看出作者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华和雄放诗情，这类诗歌往往是鸿篇巨制，多侧面、多手法的加以拓展和表达，如《观梅舞剑行赠梅庄士》长达68句，476字，《张阮林自京师寄诗慷慨慰勉情溢乎辞因伤久别辄赋怀六十韵奉答兼示徐六襄光律原》更长达120句，600字，连诗题也长达36字。其中以寄刘开的两首更见情愫，在《寄刘孟涂》中，诗人以夸张的笔调描画出刘开的疏朗风神和出众才华：“吾党有刘生，矫矫非常俦。崛起榛莽中，顾盼邈九州。其精走雷电，其气腾螭虬。化为九苞凤，文彩鸣周周。声华赫然起，倒屣倾诸侯。手握青蛇珠，口倒黄河流。大人辟英风，小儒惊不侔”。诗中虽也叙述刘开不遇于时并表达自己的同情，但并不是诗的重点所在，在稍加叙述后，着重写二人登览罗浮山的情形，完全是类似游仙诗的浪漫笔法：
遂乃逾梅关，南去登罗浮。兹山实仙窟，羽客时来游。青蜺与白凤，仙盖何悠悠。虎豹扼九关，白日崦嵫收。顾召许飞琼，为我弹箜篌。声惨不可终，涕泗望十洲。灵符既未佩，仙梦难为酬。君今在何许，胡乃不我谋。浩浩大江滨，遥遥南海头。精魂傥飞去，千里还相求。
但在另一首《寄孟涂》中，又一反浪漫高亢的风调，写得低沉而委婉：“自尔春天去，江南又早秋。海云双泪满，边月一人愁。不分依南斗，偏迟买北舟。无情惟画角，夜夜近危楼”。诗人在江南秋夜，面对皓月江水，倾吐着悠悠不尽的思念，一改阳刚为阴柔，显示诗人多种艺术才华。《夜饮方竹吾北园偕左匡叔徐六襄方履周光律原张阮林诸君》风格和手法则和第一首《寄刘孟涂》相类。
登临怀古类往往别具只眼，或是蕴有极深的历史感慨，或是意在言外有现实针对性，如《凤阳怀古》：
汉家丰沛郁相望，虎跃龙飞又凤阳。吾百里中占地气，一千年后再兴王。天资自是殊宽急，国祚终教有短长。谁道韩彭更冯李，后先鸟尽叹弓藏。
如果说其中的鸟尽弓藏之叹还是读史者所共有，那么“天资自是殊宽急，国祚终教有短长”就意味深长了，它不仅带有历史规律的总结，还含蕴着某种期待和探索。这种深长的意味，在《崖门怀古》中终于明朗地表现出来：
崖山风雨昼冥冥，犹是当时战水腥。仓卒纪年同外丙，艰难立国下零丁。人间草木无王土，海底鱼龙识帝庭。一代君臣波浪尽，杜鹃何处叫冬青。
诗人登上崖山，回忆南宋与元兵在这里的殊死相搏：陆秀夫报着幼帝投海和文天祥的零丁洋之叹，这与他在散文《忠毅公家书真迹书后》中极力弘扬民族气节，甚至不畏触犯时忌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登何氏楼》中的感慨：“百年竞逐原头鹿，终古浮沈水上鸥。北望更须凌绝顶，黄河如带是中州”；《登徐州城楼》中的“凭临楚汉千年地，惆怅风尘九日杯。秋草已无人戏马，暮鸿犹送我登台”等皆有类似的特征。
姚莹的山水诗特征是善写凄迷景物，语言质朴清新而情感低回，如下面这两首诗：
彭城遥望青山转，泗水微流绕沛县。北来不见石中鱼，南飞正有沙边雁。昨夜扁舟雨气凉，河干日出弄晴光。秋草几人迷故国，侵晨独立烟苍茫”。 ——《彭口晓望》
江燕飞飞暮雨时，吴娘打桨惜春迟。可怜无数长桥柳，都为东风踠地垂——《吴桥暮雨》
另外，像《从平山堂归饮方氏余庐》：“九月寒江闻玉笛，几人歌吹在迷楼”；《湖口送客》：“旅雁一江彭蠡渡，神鸦千树小姑祠”，“谁为行人写秋色，芦花两岸雨如丝”也都以清新凄迷见长。
姚莹还有词集《疏影楼词》。姚莹词因经兵火锻炼，力纠软媚之风，刻意更新词境，对当时词坛有振敝起衰之功。富寿荪认为“姚词精劲如干将跃冶，恒于最平凡处，忽开异境，极花明柳暗之妙”（《清词菁华》），如《水调歌头·太湖晓渡》：
三万六千顷，七十二芙蓉。晓烟浩浩不尽，晓水更濛濛。帆影芦蒲深处，人影玻璃明处，雁影界长空。山色互萦绕，一百里东风。
迷离树，是岭橘，是江枫？晴云摇旭其上，黄色乱青葱。坐我舵楼横笛，不见芜塘走马，哀响激蛟龙。破浪羡伊稳，四扇侧罛棚蓬。
词境廓大，充满动态感，处处写景，又处处是人的感受，尤其是“迷离树，是岭橘，是江枫？晴云摇旭其上，黄色乱青葱”几句，波俏之中更显状物之妙。另外像《壶中天·乌篷船》描绘曹娥江上风光；《夜行船·登白湖金仙寺阁》描绘湖光山色：“今宵尊酒重开，听落叶西风满崖。地远云横，天高星动，月上潮来”；《柳梢青·登大观台》写屏山临江的大观台：“万壑西蟠，一江东折，中有危台”，皆能在当时镂红刻翠、衰惫绵软的词坛上，一发清新浏亮之声，确有振衰起敝之功。
四、英雄身后，大树飘零；孤坟荒冢，野草侵阶
姚莹故居，位于桐城县城寺巷内，深巷古屋，回廊小院，实为昔日故居一部分，后裔姚永概曾辟此为“慎宜轩”。
为木构架抬梁建筑，撑拱承檐，两坡屋面，青灰小瓦，“井”字形大方格木窗，饰以菱形图案。12间瓦房，前后进各5间，东西厢房各1间，前后左右，对称排列。面积442.7平方米，屋高7.5米。四周环廊，中有长方形小院，面积42.1平方米，用鹅卵石铺设“人”字形地面。院落内，有竹一丛，石榴几株，太湖石二，红绿梅各一，红白月季各一。前轩有联云：“门临青竹邀君子，窗有红梅见故人”。
故居的颓废破败与附近富丽堂皇的宾馆饭店形成鲜明的对比。桐城是清代中叶桐城派发祥之地，出过方苞、姚鼐、刘大魁等一代文宗，但今日的姚莹故居，与同在台湾任过第一人巡抚的刘铭传在肥西县的故居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桐城文脉，莫非中丧？站在破败的门楼前，看着断碎青砖地面上蔓生长的杂草，斑驳的墙上恣意攀爬的藤蔓和暗绿的苔藓，真让人感慨无穷。
姚莹坟茔仍在，但也是黄土一抔，残碑一段，野草侵阶，孤处荒郊。当年白居易到采石，见到李白荒冢，慨叹其生前伟业与身后飘零的巨大反差，曾写诗叹曰：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坟》）
与姚莹生前身后境遇相比，差相近似！
桐城市寺巷内姚莹故居
姚莹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