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访《先生回来》策划人邓康延

记录邓康延

　　飘着小雪的南京城，傍晚，一个颇有文艺气息的书店里，我们见到了邓康延。

　　他头发自然卷，“倔强”的刘海不规则的铺盖在脑门上，他很正式，一件呢子西装，一双黑皮鞋，坐在那里，像极了先生。

　　在2012年的3月份，邓康延曾到南京参加首届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并担任纪录片总顾问。半年后，风雨故人来，邓康延是为了他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他玩笑似地向记者坦言：“南京的展览结束，我就要安定下来好好拍我的纪录片去，不能这样到处瞎转悠了。”

　　制片人邓康延

　　恢复高考首年，邓康延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后任地质工程师，之后南下深圳进入媒体。从《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到《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又成立了以 “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 ” 为宗旨的越众影视公司，专情拍摄纪录片。

　　从《寻找少校》开始，到《深圳民间记忆》、《发现少校》、《迁徙》、《先生》等，到正在进行拍摄中的《重返野人山》、《黄埔军校》、《教育启示录》……邓康延说：“看着转变挺大，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

　　这样的缘由或许就是邓康延心中对于生命的沧桑感。

　　在《发现少校》里有个镜头，腾冲九千多阵亡将士的墓碑卑微地罗列成排。一旁的馆长介绍，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块，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岁的军人，拍摄中的他们泪湿了。“你无法不还他们一个真相”，邓康延说，如果糊弄历史，未来就会报复你陷阱。    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人的历史。他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改变，就像没有皱纹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辈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观，更年轻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着有毒大米和地沟油，非常可疑，所以他们消解崇高。而他们50后，因过去的耳闻目睹和经受的苦难，对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寻历史真相时，也是一种可贵动力。

　　邓康延说告诉记者，有一回，自己与杨锦麟（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对饮，聊到下乡时俩人抱头落泪，杨曾经恨过那个让他带病下地的生产队老队长。很多年后，老队长临死时，带着懊悔念着他的名字，他哭了，这是两个人也是两代人的和解。

　　邓康延说，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知青》代表了他们50后的一种返甜情结，“现在分布在体制内外各个中坚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学的老三届知青，都曾经天真热诚。”而自己和杨锦麟这样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说他偏激，可又认为他活得更率真。“当人们已经怀疑了原来信奉的主义，又找不到新的来支撑，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权力作为支撑。”

　　说起拍摄《寻找少校》的往事，邓康延说，大约2005年春日的一个黄昏，他在《凤凰周刊》签完当期的进厂版样，招待一帮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园边的酒楼吃饭。夕阳晚风里，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调查的章东磐说起了远征军当年的悲壮和幸存者的凄惨，让邓康延不能自已。他借着心劲和酒力站起来和大家碰杯：“这件事我们做，写报道拍远征军纪录片，还原历史真相。”

　　邓康延告诉记者，当时他要求请假甚至辞职去拍片，惊动了公司高层，最终公司大度地允诺他保留主编职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他们拿出的中国远征军提纲与台里制作部门沟通不畅，及至一班义勇军式的人马云集昆明后，一位主管叫停的电话把他们晾在路上。

　　当时，云南作家孙敏提出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远征军纪录片，寻找一张葬礼照片上的牺牲者，还原腾冲国殇墓园十几位盟军阵亡者的姓名。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可当时的情况是原本的计划被叫停，拍摄资金怎么办？”邓康延想起一直与他一样有这份念想的西安企业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万元已到账上。

　　2005年5月初，他们正式开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贡山的寻找。

　　邓康延告诉记者，事实上，这部纪录片和后来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一样，总共成本收回不到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纪录片在中国的现状，”邓康延很无奈，“我原来是从来不拍商业片的，但为了生存，也没办法。”

　　“但是，我也只拍我喜欢的商业片。”邓康延又迅速的补充了一句。

　　策展人邓康延

　　邓康延这次来南京不是拍纪录片，而是来办展览。

　　2012年12月29日，邓康延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在南京1865凡德艺术街区开幕，现场展示了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十位“先生”有关的图片、手迹、影像，民国经典书刊封面和老课本等，揭示中国教育的大家身影。

　　而《先生回来》的展览已经在广州北京成功举办过。

　　邓康延说，策展人不是他的身份，但是，做《先生回来》却是另他激动的一件事情。

　　去年8月份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那场展览让邓康延记忆尤深。

　　展览位于美术馆三层，只占据两个展厅，布展也极为简单，邓康延告诉记者，他当时曾想为展览拉点赞助，本来乐观地估计十几万元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最后问了一圈，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给这样一场展览赞助，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道义支持。而且纪录片的制作经费也并不宽裕。

　　但是，就是这样一场朴素的展览，这样十集“小制作”的纪录片，却在当时吸引了很多前来追寻民国的观众。

　　邓康延说，那时正是暑假尾声，展厅里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一位父亲抱着儿子，给他念陈寅恪的生平介绍；一位母亲，和女儿趴在玻璃展柜上，一起念繁体字的一份民国报刊；老人拿着笔记本抄写墙上的文字，小朋友攥着相机对着发黄的老照片乱摁快门。

　　有一位在现场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人群中，我看到了邓康延。他正给观众讲解，说到动情之处，这个54岁的男人还得打打岔，他说，这些先生，不管是南渡还是北归，最后的结局大多凄凉。

　　这次南京的展览如同深圳的那一次一样，非常成功。

　　因为，这已经不是邓康延第一次策划展览了。

　　早在2011年5月由越众控股主办的以远征军为题材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展”就在深圳成功的举办过。

　　影像展展出了二战期间美国通信兵团164照相兵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的了海量中国远征军及盟军照片。几位策展人亲赴美国档案馆，历时两个多月，整理了数万张图片及超过一百多个小时的原始影像记录。那次展览所有图片即全部来自于此，且其中绝大多数图片为全球首次公开。

　　虽然成功策划过很多展览，但是邓康延还是对他的纪录片孜孜不倦，他说：“办完南京这次《先生回来》的展览，我就要去忙我的纪录片了。”

　　感性邓康延

　　在邓康延的描述中，我们发现，拍摄纪录片的过程确实比策划展览要坎坷一点。

　　有些时候，这个当过总编辑，现任董事长的中年人还会被气的说不出话来。

　　邓康延告诉记者，2009年，他们拍摄《发现少校》，一天清晨，他们接上92岁的当年的远征军少校营长赵振英老人，租了昂贵的大摇臂开到卢沟桥，赵老投笔从戎的起点。没想到纪念馆的一位部长称：只买票还不行，拍摄需额外交费。他在深圳接到电话十分愤怒，又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们是没有多少资金的民间小公司，只拍几个镜头，请他高抬贵手。那部长打着官腔说：没钱是吧？报文物局审批，上边同意了我这分文不收。

　　“我当时气得发抖，别人接过电话劝我，多耗一天全组人马也要很多钱，给他们就算了。后来我听说了赵老在等待的多半天里，惶惑不安，生怕他的国军身份影响了拍摄。待到正式开拍已是黄昏了，确实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可我每次看到片中这一段老人驮着夕阳的缓步自述，就有欲泪的感觉，这卢沟桥和桥上的老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啊。”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邓康延依然情绪激动。

　　在拍摄纪录片《先生回来》的过程中，他们同样碰过壁。

　　邓康延告诉记者，著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那位先生曾经是北京某所知名高校的老校长，他们想通过校方沟通进校园取景，但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绝，尽管邓康延试图通过深圳文联等机构开介绍信的方式能获得允许，但是依然无果。最后，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是需要点费用，“我当即告诉马莉，这些费用我们公司出，但马莉这个小女孩很倔强，就是不同意，他跟我说，我们去拍他们的老校长，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坚决不行！。”

　　邓康延说，后来导演马莉通过电视台的一些关系获得了一些资料，就是没有花钱进去。“不知道先生在天上看到这一切是该落泪还是该叹息。”邓康延哽咽住了，眼泪瞬间充斥了眼球。

　　但这些都丝毫没有打消邓康延继续拍纪录片的念头，他告诉记者，拍完《先生》后，仍意犹未尽，此时他手里还有《名媛》、《黄埔》、《民间》、《教育启示录》等多部历史与现实的题材正在或准备拍摄中。

　　为什么乐此不疲？邓康延给记者讲一个故事：“潮水回落，海滩遗留下许多鱼，有个孩子忙碌着把一条条搁浅的鱼扔回大海。有人劝他：那么多的鱼你这么做顶什么用？他又捡起一条鱼说：对这条，顶用。对我来说也是这样，能捡一条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