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访《先生回来》策划人邓康延

　　邓康延，曾经的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在的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纪录片制片人，也是一位“非专业”的策展人。邓康延具有浓厚民国情节，由他策展的《先生回来》通过全媒体讲述了民国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十位人物。

先生回来

　　2012年12月28日，邓康延和他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一起来到了南京，邓康延上一次重要的南京之行是来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的过程中，“我要向民国的首都致敬，因为它让我感觉又回到了故乡。”

邂逅先生

　　2008 年，邓康延担任制片人，在云南腾冲拍摄《发现少校》。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位美军少校后代将父亲60多年前写满中文名字的小红本和数张中美军官照片放到网络上发表，搅动了二战滇缅战场的尘封记忆，许多不为人知的二战远征军的悲壮、伤感故事浮出水面。

　　也正是这一次发现少校的拍摄过程，邓康延邂逅了先生。

　　邓康延告诉记者，他是在一个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了1922 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课本中的方块汉字，勾勒出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语境，“看后感觉很好，于是就开始专门去收集民国时期的儿童启蒙读物，渐渐就想到了教育，想到了‘先生’。”

　　邓康延说，那时恰逢某报纸专栏和他约稿，他想写老课本的想法得到了认可，而后，邓康延以此为材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引发了社会上的 “ 老课本热 ” ，也由此催生了他酝酿十年的纪录片《先生》的拍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经历、作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传奇而人性。

　　十多年前，邓康延就萌发要拍中国文化名人的想法，邓康延说，孔子、孟子那些先生离今人太远，而蔡元培等大师的时代过去不久，先生们的背影依稀还可以望见。

　　此前，邓康延所著《老课本 新阅读》一书，附带邓康延的阅读解注，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老课本关注热潮。“这些老课本很多都是胡适、蔡元培等编写，现在再读这些百年前的老课本，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先生》与老课本一脉相承，我们看完了那个时候学生们的文字课本，想看看他们身后的先生”。

　　以“先生”为名，邓康延将十年前的想法付诸实践。

　　“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蓬勃，尽管兵荒马乱。那时文化界也极具开放和包容，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与西方思想交融碰撞，大师云涌、文化斐然。不管是蔡元培的北大、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以及烽烟里的西南联大，都有知行合一、风骨卓然的先生和学生。

　　按照计划，纪录片《先生》共分十集，每集讲述一位先生。邓康延一开始在微博上列出了20余位大师的名单，而随着与网友互动、与私下朋友的调研和讨论沟通不断增多，邓康延手里的名单竟然多到四五十位。

　　“纪录片拍摄是为了今天树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决定从教育做起，选择了与教育相关的十位先生，你看我们所选的包括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六位都是大学校长，其余三位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都在推行乡村和平民教育，还有一位陈寅恪也是一位大学里面坚守学问的教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先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宛如灯塔”。

寻找先生

　　30分钟一集的纪录片里，邓康延希望可以将每一位先生的思想理论、救国情怀以及人生转折尽可能记录下来记，并通过采访先生周遭事物、后人以及研究者去呈现他们的真实风范。

　　这是一部良苦用心的纪录片，邓康延在纪录片中体现了自己愿望“我希望《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让它成为实用教育榜样”。

　　也正是如此，邓康延对于该片制作也极其严谨。在确定了先生名单之后，邓康延请来了一批学者作家为纪录片撰脚本和做顾问。

　　邓康延告诉记者，筹划《先生》的时候高群书说他一定要来拍，他说拍电影把手都拍坏了。知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接下了蔡元培、张伯苓的拍摄任务；给张艺谋拍奥运片的高小龙主动请缨拍胡适；王韧主导陈寅恪；其余六集则由他们团队里原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钱喻、刘硕勤执导……“但是，我却只有车马费给他们”。

　　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先生》的脚本成型，但是到了纪录片导演的手里，这些脚本虽然文字好，但却缺乏纪录片所需要的电视化的语言。于是借鉴原来脚本的文字，编导们又重新创作了一遍。

　　“不同的导演有不同风格，我对导演非常尊重，也必须让他们放手去做。作为制片人，我要求他们尽量把先生们的性格和对社会的认知表现出来，也尽量把他们为教育带来的精神成果表现出来”，邓康延说。

　　据了解，《先生》的每一集都有着不同的拍摄手法和思路。邓康延介绍，高小龙拍摄胡适，他在北京找来一位形似胡适的演员，再现“胡适之路”的场景。“他来回去了胡适家乡三次，还去了台湾，拍了100多个小时，记录片中只需要30分钟。难以割舍之下，又做了一个100多分钟版本，期盼能进影院”。

　　邓康延对台北胡适纪念馆馆长赠送的书签珍爱有加，书签上印着胡适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在他的微博上，转载了陶行知先生的话：“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国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先生》第一个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学，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由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托付给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所有的候选对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开风气之先。接下来的第二辑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选。

　　其中，他最爱胡适，拍胡适时好似听先生在上课，“有些道理我不认同又没办法不佩服”，胡适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谓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互相对垒中取长补短，达到新的融汇，这样才会有相对合理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出现。邓康延最终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袭长袍背影，清瘦矍铄，眺望着远方。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回不来的先生？

　　现场，邓康延给我们我举个例子，民国小学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它不吃草，它看着花。”这就是民国时候典型的美育教育，最初的诗歌艺术。小学的课文是叶圣陶写的文字，丰子恺作的插图，这些大师都蹲下来和孩子们说话。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普遍的尊重感。

　　邓康延说，比如，当时就”来来来，来上学”还是”去去去，去上学”他们就争论不休，来字太繁体了，去字太乡里乡气了，最后还是用”来”，从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认真，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寄托在教育上，“而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大家能给孩子编课本？”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以亲身经历印证了邓康延的说法，他还记得上小学的第一课课文正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在王则柯的记忆中，读书上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盼着开学的心情总是比盼着放假更强烈。

　　随后，邓康延便拿起一本民国课本挑选了一篇课文朗读起来，落地有声，字字斟酌。

　　邓康延说，这些先生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

　　据邓康延介绍，目前他的公司越众影视正开拍一部新的十集纪录片《教育启示录》，将反思中国现在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乡村独守孩童的教育缺失、中、高考的积重难返。“如果《先生》是讲述近百年前的人，那么《教育启示录》讲述的是现在的事，这是一个对照，也是一个呼应和联动，它是在佐证《先生》，也是《先生》的一个回望。我们可能未必能给中国的教育把脉，但是我们可以把当下教育的人和事客观梳理，让教育者和关心教育的人去判断和解决。”

　　邓康延说：“一度我不知道这个局该怎样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哪怕一个小问题能拍深了，就有了纵深。我本想用大致相当的十个大问题梳理教育的脉络，但我不是教育部长，宏大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我们来谈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晚 11 点之前睡不了觉，节假日要去学奥数、钢琴，只为能考一个好的中学，然后才能考到名牌大学。只有考到名牌大学，才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妇，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单位，最后得到好房子好车子。 ”

　　邓康延告诉记者，有一次在火车站送别陈丹青，陈丹青对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要肯定的告诉你，先生是回不来的。”

　　链接

　　《都市文化报》：近年来，民国题材的书籍、影视作品十分风靡，为什么还要做“先生系列”？

　　邓康延：这些民国的先生们学贯东西，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即使在兵荒马乱中也能看到一种自然生长的民族形态。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年龄和立场，真正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选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但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都市文化报》：陈丹青曾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你如何看？

　　邓康延：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时曾说过：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引申出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它被战争和意识形态淹没了。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复原。但我们也明白，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可有人怀有理想。不仅仅是先生，普通的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