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疑案与疑古之风
——第340次天则双周论坛
主讲人：张岩
主持人：盛洪
评议人：江山 刘乐贤 张祥平 吴锐 虞祖尧
盛洪：张岩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在若干年前到天则来就关于《山海经》和古代社会做过讲演。张岩先生是专门研究上古史的学者，但他其实是所谓的圈外人。他曾有书就《诗经》产生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进行了解说，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山海经与古代社会》。后来我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对这本进行了评论，题目是《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后来张岩先生又继续对上古史进行研究，又出版了《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同样非常精彩。虽然这本书一般人很难读下去，但其中有梳理上古制度演变过程的思路。今天请张岩先生讲的是《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般现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也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知道，《尚书》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它是中国第一本史书，不仅记载了夏商周的历史，还描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使我们了解了中华文明和其它文明的本质区别，我们在探讨中华文明的特质时离不开《尚书》。其中精彩的章节（比如周公和成王的对话）都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基本原则。这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华文明甚至对现在的世界都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古文尚书》是怎么被打成伪书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十分了解。张岩先生出版这本《审核古文尚书案》就是想替《古文尚书》翻案。这事在中国文化史上非同小可，这涉及到我们定义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基本原则到底是真是假的问题。下面就请张岩先生先做报告，后面我们再做讨论。
张岩：在秦代焚书坑儒的时候，《尚书》是重要的被禁对象。秦以后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秦博士伏生藏在家中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它使用的是秦汉文字。还有一个稍微晚一些在孔子旧宅里发现的《古文尚书》，使用的是先秦文字。《古文尚书》在当时交给了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等于是还给孔家。《今文尚书》的不完整版本是33篇，《古文尚书》的篇数（包括《今文尚书》在内）一共58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尚书》（《今文尚书》）是五经之一。中央政权请伏生去讲授《尚书》，当时他岁数很大了，已经走不动。后派遣晁错向伏生请教。伏生传授原本只有《尚书大传》而没有成文的章句类教材。所以晁错奉诏“往读”以及伏生“使其女传言教错”者，实为草就一部“属读”章句的教材。“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是说晁错传本“师说”解读质量较差。因此，在《今文尚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错的传授就此被取代。
孔安国曾经两次献书。在《古文尚书》文献被挖出交还到其手中后，他将原本献上，被收藏在给皇家藏书的书库。这是第一次献书。他自己留了一个抄本。在此基础上对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并写出注解《古文尚书》的“孔氏传”。按照孔安国的叙述，汉武帝是准备在孔安国作传以后将《古文尚书》立为学官的。但他作传完成后第二次献书时，正好赶上巫蛊之祸，当时朝野大乱，汉武帝无暇顾及此事。
刘歆在晚些时候注意到《古文尚书》以及《左传》等“古文”经典的重要性，曾建议皇帝将这些书也立为博士。受到今文博士几乎没有道理的排斥，他们拒绝认可《古文尚书》。从汉武帝时候起的西汉许多朝代中，五经博士教出的学生里官至丞相的就有十来个，其他官员更是多不胜数。这些人成了官场中的重要势力。经学成为当时人牟取利禄的重要资源，这是今文博士排斥古文经的重要原因。
到王莽时期，刘歆地位提高了，《古文尚书》、《左传》等古文经才立为学官。但到东汉就很快被废掉。
东汉时又出现另一个《尚书》版本，由贾逵、马融、郑玄等人注解，也叫《古文尚书》。其文献数量和《今文尚书》一样，起的作用主要在小学（文字学）方面。这个版本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它起到官学教材辅助性文本的作用。隋唐时期的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他指出伏生《今文尚书》的文本质量很差。东汉贾逵、郑玄等人所注《古文尚书》的文献质量好于伏生本。
关于贾马郑注《古文尚书》的来源，《汉书》只提到它是由杜林保存到东汉，并传授给卫宏等人。所以这个版本也叫“杜林本”。纪昀在《四库提要》中有千余字案语专论此事。他将杜林本源头直接追溯到“刘向校正三家之时”。《汉书·艺文志》提到刘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伏生本），其间脱简、脱字以及文字互异约有八九百字。纪昀结论是：“林（杜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许）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纪昀上述见解虽已很难被证实，但在目前史料条件下，确是历来学人有关论述中合理性最高的一个判断。
这样的话，《尚书》就有了三个版本。一是伏生的《今文尚书》，二是和此书篇数一样的贾马郑注《古文尚书》，还有一个是孔安国注《古文尚书》。孔注《古文尚书》由于长时间没有立为学官，在民间流传比较少。一直到东汉结束，今文博士把持国家教育部门的情况一直比较稳定。孔安国所注的《古文尚书》受到长期排斥。在三国时期的长年动乱中，今文经博士的势力逐渐削弱。在这个过程中，孔传《古文尚书》在一段时间内慢慢传播开去。其流传的源头，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门“世传”之学。《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在晋以后，孔传《古文尚书》逐渐替换了以前的两个版本。这主要是因为《古文尚书》的文本质量更好，而且注解质量也不差。另外，它还多出25篇。因此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选择孔注《古文尚书》作为注释的正本。
到了唐初，《古文尚书》已经完全取代了另外两个版本。唐太宗很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整理《五经》，将其作为教材科举取士。他让颜师古去选定《尚书》文本，颜师古在陆德明的基础上选用《古文尚书》58篇的版本。之后，孔颖达对此进行了整理，主持编撰《五经正义》。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他能把当时天下的顶级人才招致麾下。这不是每个朝代的每个统治者都能做到。唐贞观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考证五经文本，到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都有其他人进行指责和批评。唐太宗会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听取不同的意见。
但是众多意见中，没有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的争议。当时，参加探讨的人基本上代表了贞观时期这个领域的最高水平。后人要证伪《古文尚书》，第一个对手就是这些唐代的学者。唐初期的文献条件是大大好于清代的，唐初期的学者能看到汉石经、魏石经的拓本。贾、马、郑、王这四人的注本和伏生33篇《今文尚书》，这些能够充分认定《尚书》真伪的文献在唐初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在现在却基本上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清代学者就太过偏颇。他们没有考虑到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等人的学术水平，以及唐代更好的文献条件。以那样的条件，考证《尚书》真伪是不难的。
西汉时期，在中央政府重金征集文献的情况下，有个叫张霸的伪造了一个“百两篇”的《尚书》文本。这个《尚书》文本拿到当时刘向的面前，和宫中所藏《古文尚书》一比，问题就很清楚了。它的篇幅很小，将《尚书》原来的版本拆开，再从《左传》等书中抄了一些内容。这些工作如果一个人做，也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造出来以后，它非常容易地被分辨出来。在文献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作出“真古文”、“伪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难。阎若璩曾经在其书中一笔带过地批评撰写《五经正义》的唐初学者，说他们粗心大意把假的当成真的。这样的指责无法成立。
到了宋代，吴棫、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25篇的真伪。最初的理由是觉得《今文尚书》艰涩难读，但是《古文尚书》却文从字顺。我细翻之后发觉，在《今文尚书》里也有和《古文尚书》一样文从字顺的篇章，真正难读的只有商代和周代的十来篇。具体说，《今文尚书》33篇中有十几篇是难读的，有几篇是不太难读的，还有另外十几篇是和古文《尚书》一样好读的。所以这个理由不成立。但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从宋以后开始有人找那25篇是伪造的证据。
到了阎若璩，他集前人之大成，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工作，写成《尚书古文疏证》。这本书现在看来也是篇幅很大的，不算标点二十多万字。阎若璩在这本书中提出99条证据，认定《古文尚书》是假的。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阎若璩在写完《尚书古文疏证》以后，曾经想让康熙为其题字来褒奖他的学问。他派儿子去北京把他写给康熙的万寿诗还有这本书献上，但是事情没有办成。康熙的四皇子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写信给阎若璩，信中让其来住处然后设法引荐给康熙。当时重病在身已经69岁的阎若璩得到这封信后启程连夜奔赴北京，到北京不久就病逝了。雍正派人为阎若璩主持葬礼，并亲自题写挽联。这个事情当时是很有名的，让很多文人羡慕。
到了乾隆朝，纪昀在《四库提要》中给《古文尚书》作了官方性质的定案。康熙和雍正都对阎若璩有非常高的评价。这是纪昀结论的政治背景。对于纪昀提到的四个地理方面的“铁证”，在我们现在严格地看是不能成立的。在阎若璩写这本书的同时，有一个叫毛奇龄的人，是一代才子，他与阎若璩争辩过，写有《古文尚书冤词》。据钱穆考据，现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缺的条目多半是在毛奇龄的批评之下实在不能成立所以被删掉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他可能把证据不太强的条目移到了附录之中。附录中和这个专题研究无关的内容与真正关于《古文尚书》真伪研究的内容大概分别占56%和44%。
《四库提要》作为“钦定”之书，具有“官方话语”的权威性，所以影响极大。例如，崔述弟子陈履和为崔氏《古文尚书辨伪》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古文尚书》一案就此了断。相反方向的研究骤然减少，随声附和者则此起彼伏。再有人证伪也大致是按阎若璩的路数，不过是更加简洁精悍。到清末还有洪良品等人提出过相反意见，但是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由于进入五四时期以后有疑古之风，不但《古文尚书》被确认是假的，《今文尚书》中一部分篇章也被认为是假的。早期的《尧典》、《禹贡》这些就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人所写。提出这种见解的依据并不充分。后来张荫麟写了一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他把阎若璩之后关于《古文尚书》真伪争论的各种意见归纳重审了一遍。他把双方的举证拿过来比较分析，结论是《古文尚书》确是伪书。实际上他的这篇文章也有很大弱点，大家可以在我书里看到。
我对古代史感兴趣已经有一二十年了。这项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素材。一个是社会人类学或者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是古文献。我的感觉是，《古文尚书》不太可能是伪书，因为作伪难度太高。后人想要搞清楚三代史中的文化、观念和制度是很困难的，《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以及其它早期文献（比如《周礼》）之间在观念和制度上的细节是息息相通的。它们有很多彼此呼应的内容，如果是几个骗子胡编，很难达到这样的“伪造”效果。
我分析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中大概1/3的常用字，发现二者之间用字频率高度一致。但是这种用字特点和同时期的其它文献（比如《诗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作伪的时候每写三个字就要考虑其中一个字在这25篇7600字中的含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先秦文献中，有时引用《古文尚书》中一篇的内容就多达十几条。要是真正伪造这个文献，必须把先秦文献中引用这个文章的片段都收集起来，然后编在一篇文章里。不仅在内容的连贯性上天衣无缝，其字频上还要与《今文尚书》一致，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归纳了几条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本书能否被伪造。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古文尚书》是伪造的，不妨按照这些标准造一个试试。虽然我在事先告诉你这些标准，也不可能做到。但至少可以体验一下伪造的难度。另外，《古文尚书》的文采也是被刘勰盛赞过的。
我是首先说服了自己，《古文尚书》作伪的可能性太小、难度太大。阎若璩那本书是《尚书》“定案”主要依据，其内容基本上囊括此前指证《古文尚书》是伪书的全部主要证据，后人也没有提出有分量的新证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是由黄宗羲作序，又得到当时两代皇帝的盛赞。此外，还有黄宗羲为他作序，纪晓岚为其定案，钱大昕给他作传。阎若璩被公认是清代学术的直接奠基人，清代学术的路数跟他的《尚书古文疏证》基本一致。
五四早期回国不久的胡适曾和顾颉刚有一段时间的当面交流和通信，对顾颉刚影响很大。胡适一再提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他给顾颉刚推荐了一些清代人证伪古代文献的书，强调他们做得还不够、还得继续往前走。大概在1929~1933年之间，胡适的态度发生转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当时有些学者（梁启超、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说老子的书写于战国时期，不应在孔子之前。这可能是胡适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
胡适写过一篇批评文章《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该文对《古史辨》中主要疑古方法持全面否定态度。他的原话是“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还说：“这种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剑。你的成见偏向东，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偏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结果没有严格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不会有证据的价值。”他实际上指的是在当时通行的《古史辨》中传自清代的考据证伪的辨伪学的方法。
胡适从此退出疑古学派，没有在《古史辨》再发表过文章，也不参与这些研究了。到1946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对疑古之风提出更严厉的批评。在1961年，他又加了一个按语之后将这篇文章在台湾发了一次。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作胡适对考据学中史料真伪研究的最后的见解。
胡适强调：“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应该相同。”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以往考据学的工作和法官断案的过程相比，缺乏严格的质证、认证过程。第二，他提出用证据法去审核考据学。
证据法是在实际操作中积累下来的一套逻辑清楚的甄别方法。在西方的法庭上不管是什么刑事案件，指控方都要提出证据。我们中国没有对指控证据进行严格的质证、认证传统，这些都是最近一些年学过来的。西方是在最近二三百年形成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基于下述理念：刑事案件的调查审理是国家（政府）行为，被调查者是个人，二者之间强弱悬殊，所以有必要设立“正当程序”以避免权力的滥用，避免个人受到强大权力的无辜伤害（包括错判）。这套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是比较严谨的，你指控任何人有罪，就得提出罪证。这些罪证将来要作为确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庭审过程中有质证、认证、采信、不采信以及证据排除等环节。整个过程相当严谨，也可以很快地严格地解决问题。
胡适的提议是要考据家树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一个是真实性，另一个是相关性。这都是证据审核的基本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动辄断定那些历史文献中的人或事是不存在的，胡适提出要想指控必须拿出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检验。胡适提出的这两条标准，可以将以往辨伪学举证和定案过程中的大部分证据都排除掉。
因此，胡适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现在广义的证据学已经包括历史学和考据学了。任何人说某书是伪书都需要举证。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证据是否能构成支持其指证的依据，这和法庭上判定某人是否有罪是一样的。在对证据进行甄别以后，法官才能确定这个人是否有罪。这就意味着举证、论证、质证是有规则的。早期辨伪学大量采用默证法。默证在法庭上的逻辑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就是在现场的证据。因此可以定罪。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不严谨的。
我在动手撰写《审核古文〈尚书〉案》时有一个基本信念：既然阎若璩以来的疑古举证存在问题，就一定可以从学理意义上找出其中的问题加以解决。后来我是在这本书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才了解到胡适有这个建议。我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的研究，也借用了证据学方法。更严格地考察证据是否成立，是否存在相反证据。细细分析，阎若璩书中漏洞很多。
《疏证》的条目有的很漂亮，有的则不是太好。比如，其中有一条大意是“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伪造《武成》（《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的人将这两个地名分开来用，记录这件事情的史官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实际上《武成》中的商郊和牧野是一个地方，阎若璩为了突出书中的不是一个地方把“陈兵“改成”屯兵”了。屯兵是驻军，陈兵是列阵。列阵开来以后，一般会直接投入战斗。屯兵是驻扎的意思，所以是两回事情。要把六七万人的军队布好，半天都很难完成。在一个大战之前，列好阵以后拆掉再在另一个地方列阵。按照阎若璩的说法就是在大战之前两次列阵，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左传》里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战争，比如宋楚泓之战、成濮之战、鄢陵之战、吴越之战。春秋时期还有周礼的残留，基本也是因循周礼中的打仗方式。这几次战争都记录了陈兵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打仗，没有说陈兵之后再次陈兵的。商郊和牧野在《古文尚书》中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地方来用的。阎若璩找的这条证据根本构不成证据。他把“陈兵”改成“屯兵”、把时间拉长、把概念改变，最后提出书中弄错了。这种情况在他的书中是很多的。
《古文尚书》证伪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献中寻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证，将其用为作伪证据。具体思路是魏晋间某人遍查群书，广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献内容，在此基础上连贯字句、拼凑伪造“二十五篇”。这里的问题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种种情况今文篇章同样存在。在今文篇章，人们知道这是原文和引文的关系，这一现象恰可证明原文的存在和影响；同样的现象对古文篇章也应具有相同的证明意义。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应得出相反结论。这一证伪途径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不能构成有效的证伪依据。《疏证》约有一半内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纳，强词夺理。
我在这本书中，从文献流传、古代地理学、史实、礼法、制度以及引文等方面，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进行了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到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我的结论是：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阎氏书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当然，阎若璩也是绝顶聪明的。他的书中除了二三十条理由是前人提出的，剩余那六七十条都是他自己在文献检索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他从字缝里抠到了这些证据，他的文字锻炼的功夫也很好。客观地说，很多人读了他的书之后都是十分佩服的。这些人包括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惠栋、戴震、梁启超、胡适等等。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放在了国学网首页。有一位研究《尚书》的专家（扬州大学的钱宗武教授），和我有过一次侧面较量。他在清华大学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文由他和他的学生署名，批评了我的文章并具体指出了问题。我注意到他那篇文章的考据硬伤有多处。我又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一一指出。我估计这篇文章主要是他学生写的，后来他没有再回应。那篇文章仅以他的学生的名字在一家刊物上发表，其中被我指出的问题也作了修改。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张岩叫板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时候，学界一直保持沉默。也许学界名宿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中青年学者的沉默更有可能是底气不足。” （丁进，刘莉：《重续经学学术传统——关于当代经学研究的思考》，《学术探索》2007年2期）
《古文尚书》问题很重要，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疑案。《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是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理论依据。盛洪说得也很对，它是中国的半部上古史。《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还关系到《尧典》《禹贡》这些《今文尚书》篇章的真伪。如果《古文尚书》不是伪书，搞清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比排列一个夏商周三代的断代工程时间表要低。因此，在我的书出版以后，如果学术界“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感谢盛洪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在这里继续“叫板”。我说阎若璩搞错了，谁要说我不对，我们就来一条一条地具体分析。当然，争论者有必要首先阅读我的文本。我的书现在书店可以买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国内外搞过古代文献学研究的当代学者总有上百人，不应该百分之百“底气不足”。
这里还有一个由《古文尚书》真伪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胡适的提议中包含了走出疑古的一个具有良好可操作性的办法——立下规则，逐条审核。我们可以具体讨论规则的内容，比如相关性、真实性以及证据采信和排除的一些细则。这套规则应该比法庭上的质证、认证规则更加严格。这样说的理由是：就其价值而言，如果《尚书》、《周礼》等古籍不是“伪书”，这样的经典文献是后人了解三代历史极其珍贵的基本史料；对于中国文明早期阶段文明成就的了解和传承，这些经典文献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化价值。有必要搞清楚，三五个后世帝王陵墓的价值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中国文明这些经典文献的证伪，毫不夸张地说，相当于对美国文明《独立宣言》的证伪。——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得出结论必须极其慎重。就说这些吧。
盛洪：谢谢张岩。我大致看了一下关于字频的那部分，我想不出太多反驳的方法。他讲到了对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分析，发现二者字频很相似。但是它们和同时代的其它文献的字频却很不一样。这是他进入这个题目之前的准备，看到确实有一些依据然后进一步进行分析。时间太短了，他是带着书过来的。我补充一句，《尚书》其实离我们很近的。“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就是《尚书》里的，这句话竟然有几千年了。还有一句：“天听自我明听，天视自我明视”。我们民族很多的基本道德原则都是出自《尚书》。从这点说，这本书其实离我们很近。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尚书》，里面谈到有的人也是怀疑阎若璩的说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史学界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别的人可能只是怀疑，但是张岩先生在这里是有了更细致的研究。下面有请大家来评论。
江山：大家好，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和张先生做了交流。我不是搞历史的，也不是搞考古，更不是研究考据的。我其实没有太多发言权，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感觉。我读古代文献，感觉有些东西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史实上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像张先生那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当我把他的整个稿子研读完之后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他还是扎扎实实做了一件学术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尚书》最早给我冲击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也是无意之中对此产生了兴趣。我是学法律出身的，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剥夺政治权力”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以后发明的一种惩罚方式。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有点武断，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否会有类似的手段。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我的一位国学老师。他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给我开了一个书单。书单上有二三十本书，一般地方还找不着。我就到了重庆图书馆的古籍部。我在那里坐了十几天。那些古籍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还算找到了地方，把该要找的资料全都抄了下来回去学习。正好当时中华书局《十三经》出版了，我就买了一套。就为了这样一个小问题，我开始读这些古籍。后来就明白了有些问题原来是这么来的。
同时，我也读到了疑古派的很多东西，包括顾颉刚的《古史辨》我也有接触。当时有人提醒我，这些东西都是被否定过的。我也读了一些否定的意见，感觉太过头了，让人觉得几乎汉代以前没有什么真实的历史。有更极端的观点，认为前面历史包括孔子那些都不可信。我觉得张岩这个研究课题最大的意义是不仅仅只凭感觉说应该是怎样。他拿出了他的证据材料，说疑古派得出的结论是有问题的。这样就让我们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我在读完了以后也和张岩交流了一下。我跟他说在表达方式上可以更加醇厚一点。因为我们是搞学术的，从清代开始这个疑议也持续了200多年了。这么一个学术争论延续到今天，其中的肯定还是有一些复杂的问题的，而不仅仅是皇帝或者名人的影响。要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需要一个心平气和的学术态度。
你这本书出来以后，反响不是那么热烈。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能反响太过热烈。不能像流行歌曲那样，一段时间之后影响就消失了。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作品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生命力的。虽然这本书是给专家看的，但是这本书对于一般的学者也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总括的文章，让一般的知识人也能了解你的大体的想法。如果他们还有兴趣，可以继续读这本书。如果他们要就此打住，也是可以的。这样就有普及的作用。
古文中的疑案已经有了两千年了，现在主要是有疑古派的观点和以张岩为代表的看法。这个冲突是由今文和古文引发的，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评论。这其中有一个学术立场问题。如果只是从一般学问的角度去理解，好像是一个载体问题。也就是到底是用古文还是今文做载体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但实际情况可能不仅仅是如此。到了汉学的时候，我们看到今文经学以及古文经学都失去了原始的经文经学的意义了，它已经变成了孔子的新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不能基于一个简单的学术理由去评论古文和今文的是非对错了。
可能疑古派的意图还不仅仅限于要把某个文字载体的真伪搞清楚，可能更加重大的意图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全盘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张岩所做的工作可能就不够了。如果仅仅是对文字的清算，工作是相对容易的。如果涉及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那就是比较艰难的工作了。如果从你现在的工作开始，能够引申出一条学术的路向。那就会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刘乐贤：很抱歉，我还没有看过张岩先生的这本新书。以前从网上读过张岩先生讨论阎若璩的文章，今天又有机会听他演讲，我就以这些为依据来谈一点感想。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张岩先生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大家知道清人的学问很大，但是，从今天的水平看，他们在古书辨伪方面所做的工作却不太成功。具体到《古文尚书》，虽然阎若璩等人的著作影响很大，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十分科学，值得讨论的地方仍然很多。可能有些人在平时的研究中产生过类似的想法，觉得阎若璩的一些说法比较武断，未必可信，但是，我没有见过谁像张岩先生这样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作系统的研究。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可供大家参考。
他讨论的问题比较具体，我没有看过他的书，这里不能详细评述。根据我和一些朋友们的观察，阎若璩的某些说法确实较为武断，他提出的一些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或方法也不可靠。我想张岩先生指出的《尚书古文疏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对阎若璩不必迷信。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有两点要提醒张岩先生。
第一点是对清代学术的评价。阎若璩当然是研究《古文尚书》的代表性人物，但后来一直有人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在《古文尚书》的辨伪上不只是一个阎若璩，你还必须考察别的学者。而且，就算前人在古书辨伪上做得不怎么好，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实际上，古书辨伪只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对清代学术有更为全面的评价，不能过于情绪化。
第二点是如何看待《古文尚书》的成书年代。是不是说阎若璩或清代其他人对《古文尚书》所做的考证不可靠，就意味着《古文尚书》就一定是先秦文献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二者不能划等号。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为很多古书平反了。以前被当作伪书的一些古籍，现在经与出土文献对照，可以断定其中有很多先秦时期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古籍当作先秦文献使用。可是，《古文尚书》的情况并没有这么清楚。我也同意《古文尚书》不是某个人有意伪造的说法，但是，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将《古文尚书》当作先秦文献来使用。我的意思是说，你讲《古文尚书》是先秦文献，需要有积极的证据来支持。就目前的情况看，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说清代人的古书辨伪方法不可靠，但是我们今天能使用的方法其实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特别是在《古文尚书》的研究方面。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今天能看到许多清人看不到的出土文献，所以在研究有些古书的成书年代时我们多了一重有力的证据。但是，在《古文尚书》方面，出土文献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很少，我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较早的《尚书》类文献，也没有找到引用今本《古文尚书》的出土文献。所以，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将《古文尚书》当作先秦文献使用。我的意思是说，对于《古文尚书》这种形成过程十分复杂的文献要谨慎对待，在线索很少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结论。
张岩：考据学中最复杂的是辨伪学，辨伪学中牵涉到大量的推理。五四初期，胡适二十七岁回国，他在早期有一些基本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事情和他的设想有关。比如他要搞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就是对传统文化要批评一部分、接受一部分。西方的文艺复兴批判的是近端（经院哲学），复兴的是远端（希腊传统）。我们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对西方文艺复兴的模仿搞颠倒了。对近端的清代学术几乎是未加批评全面继承，对远端的三代传统则采用否定史料的方法加以否定。这样的模仿有些似是而非。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胡适的“文艺复兴”设想有直接关系，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来自清代学术，包括清代辨伪学中极不严谨的方法和学风。胡适对顾颉刚多次强调“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直接影响了顾颉刚“层累说”的创意。有必要指出，这是与学术无关的“学术动机”。
我可以从逻辑和方法上推翻以前说《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但是要得到刘乐贤先生说的“积极的证据”太难了。地下埋藏的“简帛佚籍”毕竟十分有限，而且无从得知还有多少，是否存在，也无从得知要等多长时间可以挖出这样的证据，十年或是一万年或是永远得不到。以此途径甄别所有古文献的真伪有点像守株待兔。可以换一个角度反躬自问：既然疑古方法和结论在学理上存在严重问题，中国学者除了“动手动脚找材料”之外，是否可以凭借头脑在学理意义上解决“辨伪学”的证据审核问题。这是对当代中国史学界纠谬能力的检验。一个学术领域如果对文献真伪这样一些基础性问题缺少最起码的纠谬能力，我们很难设想会有基础性研究方面的正常发展。
张祥平：我就举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是造假。比如《左传》里记载了一个六府九功，记载的时候同时也说的是“夏书曰”。这个今文无、古文有的《大禹谟》实际上是在虞书中。这里面就出现了矛盾。为什么水平很高的造假者会出这样的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再转到朱熹的评论。不仅有阎若璩，前面还有宋儒做了大量的工作。朱熹绝不仅是由于文从字顺这一点判断了《古文尚书》的真伪。后来他嘱咐他的学生蔡沈又写了一本书。蔡沈在写注的时候就明确地对每一篇都注明了“今古文皆有”、“今文有，古文无”或者“今文无，古文有”。蔡沈和朱熹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蔡沈的文化水平是不容我们轻易怀疑的，更别提朱熹了。朱熹读古籍都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蔡沈不仅是朱熹的学生，更是三代学术渊源。要是证据好也就罢了，但要是认为要造假太难这就站不住脚了。既然可以出朱熹、蔡沈这样的前人，那造假者也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他可能在东晋的时候把前人的书读完了。因为真的《古文尚书》是在西晋失火的时候被烧掉了的。现在烟酒造假可以有经济效益，那时估计造假的效益也是很大的。对于阎若璩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你的积极证据并不是很多。有一条积极证据，说伪古文尚书和其它的古文献都能对上。造假的人既然要伪造就肯定要让它和其它文献能对上。就是因为对得太好了，朱熹认为这不太可能。先秦的文献不会全都顺应汉代的观念价值。宋代和那个时代已经离得较远了，学者们能够隔过一段时期去看汉代、晋代的文献。宋代的人已经不受那个时代的约束了，他们可以发现造假者还受着那个时代的约束。如果不能达到朱熹那样的修行水平又无法给出积极的证据，我只能表示遗憾。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关于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第一是学术史。如“孔壁”《尚书》的出现，今、古文之争等方面。第二是今、古文《尚书》的篇数、字句差异等问题。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就是做这个工作。古史辨派先驱钱玄同先生极为重视《尚书》的篇数、字句差异等问题，认为今古文的差异根本不是有没有微言大义。第三，古文《尚书》字句的来源。
其中，以第三方面的成绩最显著。自明代梅鷟到清代阎若璩、惠栋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代《尚书》学权威顾颉刚先生1978年制定的工作计划：“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廿五篇的疏证工作。”（《古史考》第五卷第139页），可惜没有完成。1999年我开始校对刘起釪先生手写的《尚书校释译论》，立志搜集历代有关伪古文《尚书》资料点校，做基础工作，恐怕没有10年不能完成。刘先生让我先点校王先谦《尚书孔传参证》（虚受堂自刻本，三十六卷），但是至今没有完成。所以，替伪《古文尚书》翻案并不只是要面对阎若璩一个人。
我追随杨向奎先生六年，提到顾先生他说“顾先生的疑古弄到最后玉石俱焚”。其实现在对疑古有一种误解。什么是疑古，什么是辨伪？伪是什么？《荀子》中说：不是天然的东西都是伪。有意的造假固然是伪，无意的主观偏见也是伪。《史记》中也掺杂了“伪”（比如《伯夷叔齐列传》），这个伪是有思想价值的。原始文明中提出了上帝，虽然上帝不存在，但它是有思想意义的。《庄子》中说牛身上本来没有绳子，但是你偏要给它套上上绳子，这就是伪。伪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无法摆脱。历史学是经验科学，不是数理科学、不是思辨哲学，它不可以逆推。比如我们不能根据《史记》里的《殷本纪》得到了甲骨文的证明，就推论《夏本纪》也没问题。可是现在作这种推论的人很多，其实很多用在自然科学上的方法是不可以用在历史学上面的。《古史辨》一个伟大的地方在于认识到证真很难，于是就证假。说一个人德才兼备并且找出了他的一万个优点，但是如果找出一个贪污的证据，那么他德才兼备的偶像就不存在了。国内外研究《古史辨》的学术著作的论文很多，水平最高的不是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而是研究哲学的李幼蒸先生。他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古史辨。在李幼蒸等先生的启发下，我开始从头学习西方哲学，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给了疑古辨伪理论很大的支持。
1991年在敦煌悬泉出土了汉简，是以太皇太后（成帝之母，哀帝之祖母，王莽之姑）的名义颁布的文书，是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王莽、刘歆时代的简上，“羲和臣秀”出现多次（那时刘歆还没改名，叫刘秀），也出现了“王莽”。文书引用了伪《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整理者胡平生先生认为所谓《古文尚书》是假的，而且刘歆有伪造《古文尚书》的重大嫌疑。说刘歆伪造《古文尚书》的是清代末年廖平、康有为、崔适这些人。后来伪造时间又被放到了东晋。现在很多人想从地下挖个金娃娃看看疑古派的笑话，但是现在一些研究反而证明了他们的高瞻远瞩。
虽然对伪《古文尚书》的问题有很多责难，但是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讲到“三江”，以往也是认识不够，武汉大学石泉教授却有一整套的理论。这是对古代文明的革命性的理论，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历史地理学，但是现在在历史学界中承认他的寥寥无几。三江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以往我们都以为“江”是长江，其实古书中的汉水也可以叫“江”，甚至汉江可以叫“长江”。
我很不理解刘起釪先生的抬杠。刘先生大体继承了顾颉刚先生的衣钵，顾先生主张《禹贡》是战国作的，刘先生主张作于春秋，掺杂了战国的内容。我问他：“如果书里面加入战国的内容，这书还能算是春秋的吗？”伪的意思就是非天然的，所以我又联想到了一个问题——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是不是比有罪推定好？那也未必。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若干年后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没有开过这个会。历史材料消失以后，确实是可能有这种怀疑的，也应当允许这样怀疑。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对胡适的“宁可疑，不可信”解释为是在呼应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漏掉一人”。但是，胡适的疑并不是认为未有而是存疑。我追随顾先生三个学生（杨向奎先生、刘起釪先生、王煦华先生）多年，我感觉还要充分鉴定“伪”，分辨出历史实在和“托古”的部分，充分肯定“托古”的部分（“伪”的一种）具有重大的思想史价值。疑古派先驱钱玄同先生讲过：我们把姬旦和《周礼》的著作权分开，并不代表我们否定了《周礼》的思想价值。
我觉得还需要做很多基础工作，要把古往今来怀疑《古文尚书》的资料找齐。很多巨著都没有标点，比如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等等。我正在标点的是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三十六卷。顾颉刚先生向来认为要对有人格的对手表示尊敬。我也觉得争论双方需要互相尊重，互相的指证才能进步。比如，大家提到“伪”，就联系到一些阴暗、负面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历史是一门经验科学，不仅历史材料里掺杂了记述者的主观成分（未尝不可以称为“伪”），而且人们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又添加了主观成分，可以说伪上加伪。在科学的研究中，是不可能避开“伪”的，疑古的合理性在此。有意造假的当然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一层辨伪），不自觉的先入之见也要辨（姑且称之为第二层辨伪）。我们就是要把强加于牛鼻子上的绳子揪出来，还给牛本来的天性。张岩先生的工作对我也很有启发，我就讲这些。
虞祖尧：我是研究先秦经济思想史的。先秦的伪书太多了，不光对《尚书》有争论。除了《易经》外，没有一本书没受到过怀疑的。这是考据学方面的专门问题。后来我们在搞先秦经济思想史的时候，都是把这些史料当作真的用的。要是都是伪的，那我们对孔子的经济思想、《尚书》的经济思想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了。从这点上说，我非常肯定张岩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你用现在法律证据学的观点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看疑古派的文章，他们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也没有遍阅张岩先生的成果，我们当时处理是把有些问题当作古史上的传说。夏的时候、商周的时候都有些什么思想，我们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就算工作完成了。但是我觉得要证明《古文尚书》的真伪可能最后无法得出结果。对《管子》这本书的争论很大，对《论语》的争论也有，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学习。古代又没有作者版权这一说，所以这个争论就很难有结果了。对《易经》的争论较少，因为秦朝没有烧掉《易经》。后来基本上都是对古籍的成书年代进行分析，这样的工作是比较现实的。我觉得张岩先生的题目偏大，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张祥平：要证明这些古籍的真伪难度的确很大。但是由于我们近代发现了甲骨文、郭店竹简、马王堆帛书，我们就能够对有些东西做出真伪鉴定了。比如王维国先生就通过甲骨文发现了《史记》的记载是真实的。正如刚才刘先生说的，记载在先、发现考古资料在后。后面的发现印证了前面的记载，所以我们无法怀疑《史记》的相关记载。既然甲骨文里有，我们就无法说它是假的。因为你想说文献是汉代或者周代编的，但是甲骨文却是商代的。如果怀疑甲骨文，还有郭店竹书、马王堆竹简。另外，还有一些遗存部落，这也可以旁证《尧典》的记载是真实的。红山文化的时期比甲骨文还早。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玉器，有三件可以做成一个天文仪器。这和《舜典》里的“璇玑玉衡”对上了，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假的了。
这是我想补充的，也就是我们基本上按照三重证据来判定——地上证据、地下证据还有遗存部落的证据。另外还有三纲九目的标准。其中文字、文本、文明是三纲。文字中的构形、词义、引申义是三个目。文本的三个目包括一句话本身的含义、它在上下文中的含义以及它在当时整个时代文献的含义。文明的三个目是指对话双方的文明程度、当时小的文化圈的文化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文明程度。如果通过三纲九目能对上，可怀疑的程度就很小了。如果不能全部对上（比如一个对上七条，另一个对上八条），那我们就应该承认那个对上八条的人。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客观标准帮助我们鉴定古文献的。
盛洪：我觉得这种讨论只有在中国才能存在，这是我们应该感到幸福的。只有中国才有这么悠久而又没有中断的历史。美国不会有这样的讨论，英国也不会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八世纪才成书的，而且是由于偶尔因素。英国有复活节编年表，因为他们的复活节不是按照阳历而是按照阴历（和中国的阴历相似）安排的。所以每年在阳历中的时间不一样，这就需要有人算出每年复活节应该是哪一天，所以就有了复活节编年表。这个编年表是教堂编制的，表的角上有空，可以填上一些历史事件（比如今年国王死了）。这样越编越多最后有了那本书。但这不是制度化的历史记载。而中国很早就有意识地记载历史，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线索。
以我对张岩先生的了解，我还要说几句。张岩先生曾跟我说过：“我其实就是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要去做这个工作”。他现在做的这个研究，其实是一个较窄的主题。他在研究《诗经》、《山海经》以及《尚书》等文献的时候有一个假定——用制度理性反证。我曾说过，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我说人的名字我不信、具体的丢的是五两银子或者十两银子我不信，但是我相信制度是没法编的。写书的人不能编制度，后人也可以回过头来看制度。除了古代文献，考古发现和现代原始民族研究，他的书里就多了一个制度理性的证明。即书中的制度要有其合理性的。要编一些文献还不能让人看出破绽，这是很难的。《尚书》中有很多治国的道理（比如周公讲了很多），这是很难编的。比如，谁能伪造《论语》呢？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因为圣人的话只有圣人才能说出来，一个圣人不会去编另一个圣人的话。中国出孔子、西方出耶稣、印度出释迦摩尼，这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文化英雄才能说出文化英雄的话，如果这个人是文化英雄他就自己说了，而不会去编其他人的话。
我们为什么讨论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造就了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一个十三亿人的社会。还有一些历史是没有人去讨论的，因为这种历史已经断子绝孙了；这种历史遵循的是错误的规则，它会导致社会的衰弱和种族的灭亡。只有正确和成功的规则才会使部落繁衍、发展，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社会。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反过去想，从而认为过去历史中的原则是对的。要是它不对，我们就都不存在了。
最后我想讲的是疑古派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它不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简单地受到西方思想冲击产生的，它是对我们的历史的锤炼。包括朱熹这样的大儒，他为什么要疑？我觉得也是在反复锤炼。疑古派有他的作用，我觉得不能一下子否定某个学派。下面的时间留给张岩。
张岩：张祥平先生提到一个关于造假《古文尚书》的证据：《左传》引《大禹谟》内容是“《夏书》曰”，而《大禹谟》实际上在今本《尚书》的《虞书》部分，因此出现矛盾，这是造假的证据。张祥平先生认为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下面对此作简要分析。
这是一个文献学方面的常识性问题。同一部古代文献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中会有篇卷划分方面的不同。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益稷》内容也是“《夏书》曰”，《益稷》实际上也在今本《尚书》的《虞书》中。《左传》三引《洪范》内容是“《商书》曰”，《洪范》实际上在今本《尚书》的《周书》部分。这里都出现了同样的矛盾，《益稷》和《洪范》是蔡沈《书集传》所说“今文、古文皆有”的篇章，是否可以据此证明《今文尚书》也是造假？当然不能。至少阎若璩不会提出这种水平的证据。甄别古代经典文献的真伪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如果张祥平先生真想与我争论，请认真读一些书，包括我的书。
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态度是两可的，他没有认为《古文尚书》就一定是假的。他有时也说可能是真的，他还为语句文词不一样举出了一些理由。有时他也表示怀疑，最后他是说把这个工作留给后人。他没有做过严格的研究，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在对弟子讲学的时候说的。而且，他没有严格的分析和推理过程。朱熹的怀疑理由也就那么多，我不认为他在这个方面做过太多具体的工作。
吴锐先生前面提出一个关于刘歆伪造《古文尚书》的证据：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并非吴锐先生所说的汉简，而是“墙壁题记”）提到刘歆（秀）和王莽，同时引用了《大禹谟》内容。这篇诏书的发布时间是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下面对此作具体分析。
第一，虽然文书中提到刘歆（秀），但并不能证明此文必出刘歆手笔。第二，《月令诏条》开篇处有“帝明王靡不躬天之历数，信执厥中”一语。这段话既可能直接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也可能出自《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从语句顺序看，更可能是后者。若为后者，与任何文献的作伪无关。若为前者，那就直接证明《大禹谟》此时已经存在。
如果一篇文字中出现某人名字（而且是以非作者的身份出现，同时还有别的人名出现），就强行断定此人必是该文作者。如此判断会在著作权方面引起天下大乱。退一万步说，即便此文出自刘歆手笔，那么他引用了这句话是否可以构成他伪造《古文尚书》的证据呢？当然不能。《月令诏条》中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照搬此前已经存在的文献，比如来自《尚书·尧典》的“历象日月”和“敬授民时”等语句，又比如其月令条目大多来自《礼记·月令》或《吕氏春秋·十二纪》等书。如果按照吴锐先生或者胡平生先生的判断逻辑，这些文献岂不都成了刘歆假造的伪书！
有必要提醒吴锐先生，这不仅不是假造的证据，反而是一个对疑古派不利的反证。这样的证据绝对不能证明廖平、康有为、崔适这些人的“高瞻远瞩”。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将清代考据学主观臆断的倾向发挥到了极致。经钱穆先生的审核（《刘向歆父子年谱》），证实康氏“刘歆伪造说”不过是一极具欺骗性的弥天大谎。而这一学术谎言的炮制过程，主要依靠清代考据学“科学方法”为其提供的“技术支持”。这种现象启发我们：有必要认真反省清代学术的方法问题。
吴锐先生说“伪《古文尚书》”，最好提出新的证据。据我所知，以往学者从黄宗羲、纪昀、钱大昕到梁启超、顾颉刚、胡适等等，公认阎若璩是《古文尚书》研究的集大成者，无不将“伪古文《尚书》”的“定案”归功于阎若璩，对其学问、成就推崇备至。这也是我选择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进行证据甄别的直接原因。
前面提到，在《审核古文〈尚书〉案》出版前，我于2005年2月在国学网首页发布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我的书即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钱宗武先生有一篇反驳文章《〈梅氏书平〉与丁若镛〈尚书〉学》（第二署名：刘绪义）。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其主旨是“巩固《疏证》的辨伪成就”，但并不直接与我争论，而是找来一位二百年前朝鲜人丁若镛。钱宗武先生指出：丁若镛是一座“巍峨的学术高峰”。他既找出了阎若璩的失误，又支持了阎的结论。其《梅氏书平》超越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钱先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写这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原因很简单：我的批评足以动摇阎若璩“定案”的合理性，并且我的文章已经发生影响，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古文《尚书》为伪书的观点已经被撼动”。换言之，钱宗武先生是想用朝鲜学者丁若镛替换阎若璩的位置。这是当代中国《尚书》学研究中一个十分有趣的重要动向。该文主要介绍丁若镛见解。我对这部分内容作了逐条分析。结论是：在钱文的全部举证中，没有一条属于确凿有效的证据（经查证不属实）。
吴锐先生发言的思路似乎与钱宗武先生比较接近，刘乐贤先生发言中也提到类似见解。这种情况可以被认为是前面提到当代中国《尚书》学研究中重要动向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是否可以找到足以替换阎若璩《疏证》的《古文尚书》证伪著作呢？我不这样认为。阎若璩之后，有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等等。从篇幅上看，并没有超过阎氏《疏证》的巨著。
钱穆先生说：“阎书议论与梅氏同者极多，而多不明引。”这是剽窃行为。惠栋自谓撰《古文尚书考》（二卷）时未见阎氏《疏证》，崔述自谓撰《古文尚书辨伪》（二卷）时未见梅鷟书和阎氏《疏证》；然而，惠栋、崔述的撰述内容（证据）之中至少十有七八与梅鷟书和阎氏书相同，只是行文更加简约精悍，锻炼功夫更加成熟，其间存在后出转精的明显轨迹。看来“多不明引”也就是剽窃之风乃是古文《尚书》辨伪者的通病。
这些清代著述不用标点也可以读懂。我并没有从中看到真正有份量的新证据。如果吴锐先生认为存在这样的证据，我希望您找出来，这是不可回避的举证责任。至少钱宗武先生做到了这一点。“谁主张，谁举证”是在法理和学理两个方明都可以通用的举证原则。是真是假，我们通过证据说话。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叫做“拿证据来”。这句话有必要修正一下，应该说：拿像样的证据来。而不是捕风捉影。有必要再次强调：甄别古代经典文献的真伪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其举证和论证过程必须十分慎重。
五四时期的疑古之风的确实存在问题。中国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今天，这是毫无疑问的好事。但是应该如何西学东渐？我国五四运动批评传统的激烈程度是否必要？批到什么程度好，这很难说。我认为五四时期是批过了。我还是有个信念，如果是文献真伪方面的判断错误，必有其逻辑漏洞，就可以采用严格的学理方法来解决。学术研究不应该是一个说不明白话的场合。
我的书稿《审核古文〈尚书〉案》原有最后一章（第十一章）是：“余论：古史辨运动概观”。由于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对此有些顾虑，我在该书出版时将这一章抽了出来。原想放一放再说。前些日子读到《文史哲》杂志“疑古与释古”专栏中的一些文章，颇有一些想法，于是决定发表此文。这篇文章（约四万余字）发表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刊物《孔子文化研究》第三、四两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大约一两个月内出版，标题是《古史辨运动概观》。我在该文中对古史辨运动的形成过程和研究方法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批评。
从前面的发言内容看，刘乐贤先生和吴锐先生对疑古之风的见解明显不同，但都提到同一个问题。刘乐贤先生认为：“是不是说阎若璩或清代其他人对《古文尚书》所做的考证不可靠，就意味着《古文尚书》就一定是先秦文献了？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二者不能划等号。” 吴锐先生则更进一步，似乎倾向于对古代文献的有罪推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有趣的问题，它像是一个逻辑怪圈，很容易将对手绕进去，同时也很容易将自己绕进去。我在《古史辨运动概观》一文中用了一定篇幅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文章发表后我将寄给二位，我们换一个机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讨论最好采用文字形式，大家都可以从容不迫。
吴锐先生前面的发言中说“顾颉刚先生向来认为要对有人格的对手表示尊敬”。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顾颉刚先生在世，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中国古史中的圣贤人物，尧、舜、禹是否有人格呢？作为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古代历史是否应当怀有几分尊敬呢？我在《古史辨运动概观》一文中已经具体讨论过顾先生“层累说”的提出过程，这个过程十分草率并且漏洞百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包括历史中的英雄，至少应当有最起码的慎重和严谨。但是，顾颉刚先生却以十分草率的方式论证中国历史中不存在尧、舜、禹其人，并且将中国历史缩短了一半。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将五千年“中国的历史”打了一个“对折”。
今人廖名春在《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分析了顾氏“层累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一文的发表早于顾氏提出“层累说”十余年，虽然顾氏不懂日文，但钱玄同曾留学日本，“层累说”形成于顾氏与钱玄同、胡适二人口头交流与书信往还之中，且“层累说”与“尧舜禹抹杀论”二文之间的相近和相同之处十分明显。
廖文所及大多是具有明确“相关性”的“间接证据”，已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在严格意义上说，这个“证据链”的证明质量超过“辨伪学”针对任何一部先秦文献的证明水平，包括吴锐先生和张祥平先生前面提到的两个所谓证据。我在《古史辨运动概观》一文中做了一个实验性对比，也就是采用顾先生提出“层累说”两篇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刘胡两先生书》）中的“顾氏指控法”，以其矛攻其盾，去具体审理顾氏“层累说”是否抄袭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公案。对于疑古派来说，其结果十分不妙。作为指控者的顾先生词锋犀利，雄辩滔滔，作为被告的顾先生百口莫辩。其矛之坚所向披靡，其盾之脆不堪一击。当代疑古派有必要认真阅读这一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学术反省的机会。
廖名春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胡秋原说他（白鸟库吉）参加了土肥原策划的‘满洲国’运动，可见其鼓吹‘尧舜禹抹杀论’的用心”。于是有一些学者出来为顾颉刚先生辩护，攻辩往来之间提到证据和证明的质量问题。对于顾氏“层累说”与白鸟氏“尧舜禹抹杀论”之间是否存在实际关系，廖文并未作出确定结论。原因很简单：这个结论的后果十分严重。用辩护者自己的话说，顾氏“层累说”与白鸟氏“尧舜禹抹杀论”是否有关，关系到顾先生是不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做帮凶”的问题。
前面提到，我对《文史哲》杂志“疑古与释古”专栏中的一些文章颇有一些想法。比如说，该专栏发表了一篇当代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教授的访谈录，题为《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教授说：“在中国，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观点只是对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囫囵吞枣而已，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式的批判吧。那意思是说，了解一下就知道，白鸟库吉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顾先生只是模仿了如此低层次的学问而已。”
池田教授在谈话中不仅对顾颉刚是否抄袭的问题进行辩解，同时还对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与帝国主义是否有关进行辩解。这是一个“防守性”的说明，他的意思是想说没有关系。但其论证又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据。从其防守的底线来看，他似乎对自己的论证也没有什么信心。
下面是池田知久教授的说明：“白鸟库吉是满蒙地理研究和西域研究的研究者。事实上，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国策，无论在东京大学还是在大东文化大学，情况都是如此。例如，1910年日韩合并之后，很快就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了朝鲜史讲座，这是因为国家立即为此拨出了预算。南方史等讲座也是在日本势力进入东南亚地区之后立即开设的。……白鸟库吉当时所在的东京大学所开设的讲座就露骨地反映出这种理念。”
虽然池田教授没有明说，但我们与池田教授一样清楚：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国策”、“满蒙地理研究”在什么程度上贯彻了日本的“国策”乃至“满蒙地理研究”对日本侵华战争前和战争中的大规模的情报支持。这些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这里存在表述方面的“国界”问题。池田教授所说的“国策”或“国家政策”，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和侵华野心。池田教授所说的“日韩合并”在韩国人包括中国人的语境中也是大相径庭。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于1908年在其东京支社内设置“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库吉任调查部主任。这是一个有案可查的简单事实。换言之，是满铁属下“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主任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中国古传说之研究》1908年提出，1909年见诸文字）。在白鸟库吉公开主张满洲（也就是中国的东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应将满洲置于日本、中国和俄国之间“中立”地带的过程中，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翌年成立“满洲国”。
池田知久教授的“防守底线”是：“与其说是白鸟库吉和东京大学的问题，不如说是当时国家政策的问题。所以，仅仅让白鸟库吉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有些不近情理。”池田教授有必要搞清楚：“白鸟库吉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一事实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是白鸟库吉“一个人”，还是东京帝国大学，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区分的意义和必要吗。因此中国人说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存在不近情理的问题。池田教授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式的批判”。中国学者不会接受这样的批评，而且有必要作出明确回应：池田教授这篇“访谈录”有些进退失据。
由一个日本学者以此种方式为顾先生乃至白鸟先生进行辩解，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不知《文史哲》杂志“疑古与释古”专栏的编辑者是否考虑到这个问题。回到顾颉刚先生是否抄袭的公案。吴锐先生说：“说一个人德才兼备并且找出了他的一万个优点，但是如果找出一个贪污的证据，那么他德才兼备的偶像就不存在了”。吴锐先生还说：“无罪推定是不是比有罪推定好？那也未必”。有必要提醒吴锐先生，今后再说这样的话可要慎重一些了。您的矛正在指向您的盾，利害攸关。
我在《古史辨运动概观》一文中提到，依据当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认证规则，廖名春“证据链”的证明质量还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每一个证据的指向都具有“或然性”，“全案证据”还不能得出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的唯一结论。因此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只能作出无罪推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依据无罪推定原则，此“判决”意味着顾先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凶”，在“新的史料面世”之前，任何人不得在学术讨论中将顾先生当作可能的“帮凶”。这个判决还意味着：廖名春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反过来要求顾先生的信奉者提供他不是“帮凶”的举证。
任何一个当代疑古学者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接受这个判决及其结果的同时，将直接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自律原则：当“辨伪”主张（因证据不足）落空之后，这一主张的提出者没有任何理由反过来要求对方提供文献不伪的举证。也就是刘乐贤先生所谓“积极的证据”。前面提到，“谁主张，谁举证”是在法理和学理两个方明都可以通用的举证原则。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原则：举证不能成立，主张自然落空。刘乐贤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即使举证不能成立，主张仍然不能落空。
刘先生开辟了一个“既不伪，也不真”的“中间地带”。这似乎是中国历史学家为古代文献安排的一个首创性的另类牢狱：查无实据，先关起来再说。有必要提醒刘先生，这个“中间地带”是否存在，您负有不可回避的举证责任。如果您拒绝举证，那么您个人拥有不去使用这些史料的充分自由，但没有不让他人使用的理由。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属于“小儿科”，无争议。但在我国当代的历史学、文献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中，没有搞清楚的人似乎不少。还是刀笔吏传统，叫做“入门三分罪”。
这里还有一个必须提到的问题。基于无罪推定的疑罪从无规则中包含一个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无法解决的逻辑漏洞：就是这个规则会导致一些真正的罪犯（因控方举证不足）免受应有的惩罚。这是上述讨论中最难解决的一个歧义。我的反驳者会据此提出：这样的原则用于“辨伪学”证据审核，同样可能导致“放过”真正的“伪书”。这里需要指出二者之间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前者的追诉前提是犯罪事实已经确认，罪犯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后者的“辨伪”则根本没有类似前提。前者是事出有因，有的放矢；后者是事出无因，无的放矢。二者的事实确认程度明显不同。在无法确定“真正的伪书”是否存在的情况下，上述反驳没有依据。
我们的文献条件和阎若璩的时期基本一样。但是，我在分析阎若璩的举证、论证时占有很大优势，因为我可以借助电脑的文献检索技术。这样，我可以在海量文献中马上找到相关证据，阎若璩至少用了三十年完成《尚书古文疏证》。而我完成对该书全部主要证据的甄别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在文献翻检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举个例子，戴震有一个很有名的考据，认为《尧典》“光被四表”当作“横被四表”。他提出这个想法以后，钱大昕、段玉裁等人在汉代文献中给他找证据。找了十多年，找出几条。我复查这些证据，可以确认在这个范围内的证据他们基本上找全。这个过程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在更大范围内找出相反证据，十天足够了。
刘乐贤先生认为：“我们可以说清代人的古书辨伪方法不对，但是我们自己使用的方法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当代人拥有检索效率的巨大优势，同时拥有相对成熟的证据学作为参照，还有严格的逻辑学甄别标准。因此，当代人解决清代学术的遗留问题可以说是占尽优势，是以强凌弱。当然，这也需要人来做的，而且需要研究者有足够的分析能力，这项能力电脑是代替不了的。
我希望诸位先生能够读我的书，然后我们才会有更深入有效的学术沟通。
盛洪：谢谢张岩先生的报告，谢谢各位的评论，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
【张岩按：由于吴锐先生和张祥平先生在发言中提到新的证据，我只好回来查阅资料，并对发言内容作了一些文字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