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儒家思想研究资料汇编综述

初步认识篇

总说

　　郭店儒家简的最初解读是在李学勤先生、庞朴先生和郭沂先生的纪要与杂感中展开的，大体谈到如下一些观点：

　　李学勤先生主要对楚简的命名和学派归属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早已隐佚的《子思子》终于浮出水面，郭店楚简中的大部分就是子思的遗作，还据此认为“思孟学派”的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这个观点引起了轰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持此观点的不在少数。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李先生对自己的结论亦有所修正。而郭沂先生的论点主要集中在他的《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里，郭先生主要考虑了先秦儒道关系和郭店老子简的问题。而庞朴先生则重义理的阐发，重新思考了先秦原始儒家，希望还其被后人掩盖的本来面目，对“三纲”、“六位”、“五行”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并首次总结出了楚简“天、命、性、情、道”的天人观。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廖名春先生与梁涛先生也展开了研究，第一次的论文讨论集亦由丁四新博士出版。围绕这些，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观点层出不穷。集大成的便是99年的“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其中探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楚简的学派归属和鲜明的哲学课题上。

初探第一

　　在这一章里，主要收集了几篇庞朴先生的文章和其他几位先生的几种观点，它们都是对郭店楚简的初步认识。这种初步的、有一定直觉性的观念是珍贵的。

　　庞朴先生主要论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楚简对“仁”的追求已经到达了宇宙本体的高度，产生了初步的心性论，并认为这种心性论直接催生了孟子的“心性论”。进而认为思孟学派可以确定，孔至孟之间的缺环可以补上。即：从“性相近，习相远”到“人之初，性本善”的中间环节。庞朴先生也从楚简中提取出了“天-命-性-情-道”模式，认为在这个模式中“心”是催化剂，可以使性转生其他。又认为楚简是“以情释性，指性为情”。在楚简“性情”的问题上有了初步观点。

　　另外，庞朴先生当时还认为，楚简的儒家简体现了原始儒家精神——明确、坚决、具体，富有自由主义思想和以德抗位的精神。可以看得出来，庞先生在叙述这些观点是的心情是兴奋而又激动的。庞先生还具体讲到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顺序是从自然到社会的顺序（夫妇、父子、社会）和三重道德说，认为楚简中的道德观念是既相对也绝对的：人伦道德和天地道德是绝对的，社会道德是相对的。

　　最后，关于“儒道共通”的问题庞先生亦持肯定态度。

　　不过，当时对于楚简简帛体制和字形字义的释训还是初步的，这自然造成了观点中的很多主观成分，例如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是“世界上最早的原装书”，之后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而涂宗流先生主要是从训诂方面对这些做解释，也对一些篇章作了说明，如《成之》篇，涂先生认为其有着教民求己、取信于民的内容；而《尊德义》主要是为了明乎人伦，《六德》是为了求人道、明六位、任六职、美六德。

　　江林昌、罗运环、郭齐勇等先生也同样在楚简的解释上持与李学勤、庞朴等先生一样的“信古”说，这也是绝大多数的学者一直采取的态度，郭齐勇先生更认为这一次的信古思潮是对“疑古”的否定之否定。楚简的出土在一定意义上为李学勤先生提出的“信古时代”的到来起到了重大作用。不过几位先生另外提出了一些观点，江林昌同李学勤两位先生都认为“六经”至少早在战国中期已经成为经典并流传，郭齐勇先生则更提出“经学自孔子始”的观点。

　　此外，江林昌先生也同样自楚简中提出春秋到战国中期的百家学说，“同归”、“一致”方面更多。而郭齐勇先生提出了儒家核心价值早在战国初期就已流布楚地，亦认为心性论发端甚早，“善”超乎“善恶”之上。

　　但是，罗炽先生以怀疑一切的态度否定了上述所有观点，他认为楚简已散佚较多，损失颇重。而且认为楚简的年代晚于庄子，是孟子之后的事情，原因是楚简中“刑德并举”的态度为“思孟不及”；并更发奇论，认为楚简的儒道关系并没有说明早期的儒道是融合的，而是恰恰相反，这证明了儒道是先合而后分，楚简的内容应视为“庄子而后黄老道家的先声”。

　　可以这样说，虽说这些只不过是学者们对楚简的初步认识，但几乎涵盖了后期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和几乎各种态度。从这一点上看，这些对在文字训释不很明了时的讨论并不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盲人摸象，不负责任；相反对以后的研究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很明显的说明了提出问题决不比解决问题次要。

综述第二

　　这里面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99年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郭店楚简与历史文化座谈会”、“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几个会议的讨论记录，应该说是收录的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以下只是就学者讨论集中的做了以下综述，其他重要观点见目录的注。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讨论会”：

　　关于“成书年代”的观点——

　　池田知久：楚简年代可能在孟子之后。不过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在思孟之间。

　　关于“儒道关系”——

　　持不冲突的观点的是：裘锡圭、任继愈、郭沂

　　持冲突的观点的是：张岱年、许抗生、吕绍纲

　　关于儒家简的“学派观点”——

　　争论得异常激烈，观点纷呈，是本次大会的亮点和高潮。不过最终学者们还是以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要将儒家简当作一家一派所作，应将其笼统看作“孔子后学的思想资料”，这样才不至于过于狭隘。

　　关于“心性”的观点——

　　庞朴：认为楚简的心性论无善恶之分，处于孔孟之间。

　　郭齐勇：亦认为是孟子心性论的先导。对于《性自命出》提出了“血气情感之心”、“道德意志之心”、“思虑之心”三者影响，人有所不安，故须辅以礼（对于身）乐（对于心）的观点。关于《五行》和“情”亦有重要论述。

　　欧阳祯人：《性自命出》奠定了“仁”的理论基础。

　　丁为祥：《性自命出》是从普遍人性论向天命人性论的提升，认为《中庸》、《孟子》是由此而生发的。

　　李泽厚：《性自命出》的本心是虚设的，本篇主要是论情。

　　丁四新：《性自命出》不是唯情论。

　　东方朔：楚简中的“情”字，有“情感”、“情态”、“情实”三义，不是汉儒的“以欲释情”。而且认为这是“心性论”的雏形。

　　程一凡：《性自命出》、《唐虞之道》有充分的“智性资源”。

　　陈昭謨：认为楚简中体现了楚人特有的重情、重人身的特质。

　　郭梨华：《五行》中的“四行”开启了“心善论”。

　　杨儒宾：《性自命出》的主轴是“心性”说，强调情实。

　　李景林：《性自命出》的主旨是“性命天道说”，其核心是“性情论”。

　　关于“禅让”的观点——

　　学者们都认为楚简《唐虞之道》确实表明了先秦时期“禅让”学说是有流存的，不过李存山、廖名春认为这出于“儒家”，而李学勤则认为有可能出于“纵横家”，而且李先生还认为，禅让学说在当时已经完备了，而彭邦本更是认为这足以证明“禅让”是真正的历史存在。

　　关于“天人关系”的观点——

　　庞朴认为《穷达以时》是“命运之天时”，提倡天人为二，而《五行》是“道德之天”，是天人合一，《性自命出》又另是介乎其间、超乎其上的不明确的观点，是一种维持着天与人之间的面子，又是人企图挣脱天而未能的状态。

　　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观点——

　　姜广辉先生在会议初期提出了新“道统”说：孔子-子游-子思-孟子-黄宗羲-戴震-康有为。而李泽厚先生认为当代新儒家应该并重楚简、以情为本、开创第四代新儒家的时代。其思路依然传载着杜维明先生认为楚简堪比“死海遗书”要“改写中国哲学史”的脉络。

　　而饶宗颐老先生及刘乐贤、徐少华、郭齐勇、丁四新、程一凡等先生则在一些具体篇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丁四新博士就《穷达以时》、《唐虞之道》等篇，认为楚简宣扬天人既通且分，人要顺天也应靠自己，而成德既因时亦因材，辩证互补。认为郭店简强调德性修养，以德立命，承孔、老开天人之序幕。而程一凡认为楚简不罕言利，与墨家有关。

　　彭林先生自“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等句，对楚简“礼容”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申法，认为礼容与礼法、礼器、礼仪为古礼四要素之一，涉及人性、德义、治国安邦和君子修养的关系。

　　饶老与庞朴先生另对《五行》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饶宗颐先生将《五行》与《孟子·万章下》作了比较，认为在孟子那里是人及于人、而楚简则是人及于天。庞朴先生则把“仁义礼智圣”定位为“成圣”，“仁义礼智”定位为与孝行有关。把《六德》中的“圣智仁义忠信”定为“为君”之德，认为天道、人道、君道一体。并进而认为儒简已经提出完整的道德学说。李存山先生也比较了从楚简到汉帛的《五行》篇的变迁，认为与思孟的流变有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99年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

　　王葆玹：认为在研究不清“先秦简册制度”时，对《子思子》全文作定论尚早，且王教授依然坚持楚墓下葬年代是战国末期的意见。

　　郭沂：认为子思学派可以确定。分为四类：伋载子言：《表记》、《坊记》、《缁衣》、《中庸》；孔伋自著：《中庸》、《五行》；伋弟子载师言：《鲁穆公》；伋弟子著：《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而《唐虞之道》、《穷达以时》或属第二第三类。郭沂先生还认为孔子的哲学史地位可以提高了，并给出了根据。认为孔子早年行“礼”，中年在“仁”，晚年喜“易”，完成了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的《易》是天道之学，战国哲学填补并深入了这一条道路，阐述了“天与人伦”的关系。

　　“郭店楚简与文化座谈会”：

　　赵馥洁：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认为“天、命、性、情、道”和“物、心”诸范畴表述了价值形成的过程：情生于性，道始于情，物诱情生，心术为主，构成了早期儒家价值论的雏形。认为“性”是价值根据，“情”是价值意识，“物”是价值客体，“道”是价值准则，“心”是价值主体。

　　丁为祥：《诗》《书》经过孔子，如果称为“普通性”，则楚简是“超越性”，而《中庸》与《孟子》则是二者合一。

　　张茂泽：《性自命出》有荀子的渊源。

　　刘宝才：从《唐虞之道》看，禅让在三代之前确有其事。

　　李刚：《忠信之道》有“无为而治”的倾向，但总体属于儒家。

　　王美凤：认为楚简的德治建立在神本基础上。

　　林乐昌：认为儒家的传承顺序是“孔子-曾子、子游-子思，分为前后两期，以《中庸》（标志“诚”）、《五行》（标志“德”）为代表，标志着自天道向心性论的转变。孟子是心性论的集大成者，影响了宋明理学。

　　韩星：认为楚简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之内，探讨了圣人与闽、圣德与仁义、礼智诸德的关系；并对礼乐文化作了阐释。

　　王晖：认为“六经”早有其实，从《成之》对六经文句的引用可以看出经书章句之学的早期形态，为今古之争提供了新证据。

　　“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

　　美国学者艾兰认为《唐虞之道》属于一个未知的思想流派，而比利时的戴卡林则认为《唐虞之道》明显是援墨入儒。这个问题其实国内学者早有各种论述和证明，一般的结论是《唐虞之道》确属儒家。

　　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安乐哲以《五行》为依据，诠释《孟子》。这个工作在99年饶宗颐老那里曾有提及。

　　我国学者李存山先生将楚简的归属进行了细致的阐发：认为《五行》近于《中庸》而远于孟子；《性自命出》出于“子思”或“公孙尼子”；《穷达以时》不是思孟一派，《唐虞之道》异于孟子，离于《礼运》，《六德》与曾子无关。认为楚简是“楚产”或“陈良之儒”收拢的与思孟有密切联系的北方文献。

　　陈来先生则有奇论，自郭店简与汉帛、上博得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帛书《五行》的经是子思所写，而传是孟子所撰。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

　　郭沂先生十几年来激情不改，又提出了宏伟的构思，希望用“五经七典”代替“四书五经”。

　　胡治洪先生认为《缁衣》在郭店、上博的现世，使原始儒家得以重光。这个观点与欧阳祯人先生多年前撰写的《郭店简〈缁衣〉与〈礼记·缁衣〉的思想异同》一文中的观点吻合，而对于原始儒家精神的探索也确实是众多学者的追求。

　　“会议以外的观点”：

　　姜广辉先生提出了判断《子思子》的四条标准；余敦康认为楚简中心性之学是重要内容，而《六德》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是经世致用的。

　　对于墓主身份及年代的考证，有以下几种观点：

　　李学勤、罗运环先生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在公元前300年。而王葆玹先生依旧认为是公元前278到公元前265年之间。廖名春先生在早期根据“东宫之师”的释字认为墓主可能是子思一脉。当然后来对“币”的辨认又部分倾向为“东宫之杯”。姜广辉在当时认为可能是陈良，而高正先生的奇论是一个让很多人匪夷所思的结果，高正先生认为这个墓是“屈原”的墓，当然高正先生坚持“东宫之师”的释字。

　　刑文先生在他的《郭店楚简研究述评》中对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冯国超先生也认为研究之后应当建立完善的机制和平台，以便日后研究。对两位先生中肯的观点编者表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