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成就试论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200444
【摘要】档案文献辨伪作为做好档案工作的基础，是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的重要环节。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阎若璩及其《尚书古文疏证》就是其中之一。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辨，运用“由根柢而之枝节”之法，从文体、篇数、篇名等方面逐一考证，内容详尽，有根有据，从而使其论证立于不败之地，在辨伪发展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不仅将《古文尚书》之伪铁定成案，而且，其敢于怀疑经典的辨伪精神与行之有效的辨伪方法，也给后世乃至当代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辨伪成就
档案以其原始性而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它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它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世所公认。但是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绝对视之，古人也早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认识了。由于各种历史或人为的原因，导致了伪误档案文献的产生，给历史研究和档案文献编纂都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档案辨伪应运而生，并先后掀起了多次档案文献鉴别的高潮，而以清代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其中，尤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落墨最重，特别值得总结和叙述。因为，阎若璩解决了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大是非纷争，这就是辨明了《古文尚书》为后人托伪之作。他的辨伪思想及方法也深深影响着后人，使其成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者。
《疏证》被认为是《尚书》学史上集辨伪之大成的著作，它将此前从朱熹到梅鷟等人与之相关的主要论述囊括其中。此后，从惠栋到崔述的有关著述，大多也都认可和肯定了阎若璩的考证成果。所以，对《疏证》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就宋元明清以来对《古文尚书》“定案”依据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时也是对清代辨伪学的一次具体梳理。换句话说，要总结古代辨伪学史，要探讨清代考据学，都不能忽略《疏证》一书。
应当说，阎若璩所著《疏证》，之所以能承前启后，使千古悬案定于一尊，与其行之有效的辨伪方法密切相关。本文尝试对《疏证》成书的经过、内容和方法等加以较为系统的论述，希冀能从此处概见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以及《疏证》在清代辨伪学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
一、阎若璩生平及其对《尚书古文疏证》的怀疑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祖籍山西太原，后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和父亲阎修龄都是才学之士。母亲丁氏亦能诗文。深厚的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且患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着意犹未熟”①。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终思成一家之言。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山阳处于南北通忂大运河畔，海内名流常过此地，往往稍事停留与之交接，更为阎若璩学术境界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和他过从密切，一起谈古论今，切磋学问，获益匪浅。但是，阎若璩的科举历程却并不平坦，屡试不中，无缘官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阎若璩得重病卒于京师。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疏证》一书。
《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文本，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尚书传》合编本。就是说，伪《古文尚书》乃后人托伪之作。而阎若璩年二十，即读《尚书》，始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之后，方尽得其症结所在，终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从内容上说，阎若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对《古文尚书》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结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也因此奠定了阎若璩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
而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更是在细节上注意从文体、文例、语言风格与时代不符等方面全面揭示伪《尚书》及伪孔传作伪之迹。考辨之严密、论证之审慎，大大超过了前人。《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②。
二、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系统考辨
阎若璩能使《古文尚书》之伪大明于世，又使毛奇龄后作的《古文尚书冤辞》被称为夺正理之词，除了其有“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③的疑经求真精神外，更重要就是他的这一套严密的考辨方法，才使他的考辨结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千三百余年来，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古文尚书》，为什么直到阎若璩《疏证》问世，方才使其伪窜之迹无所遁逃？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巨著中，首先为阎若璩立传，以表彰其汉学精神。
众所周知，清代汉学的精髓之一就是考订辨伪。而辨伪又是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环节之一。从《疏证》中可知，在阎若璩的具体考辨过程中，不管是从篇数、篇名等宏观方面，还是从文字用法、史实内容、典例等细节上，所用的基本方法乃是“由根柢而之枝节”③一法。从大的方面来讲，“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就是先确立真的孔壁古文是存在的，而这个真孔壁古文的传注由孔安国、马融、郑玄递次流传下来，所以，只要以这三家对《古文尚书》的注解或记载为主，就可以将一部真的《古文尚书》复原出来。而以这三家所勾勒出来的《古文尚书》为主，和今所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尚书》比对，若二十五篇古文有不合者，即知其来源有问题，也就可以证明它是伪书。
从细节来看，把传授源流作为主线，再网罗一切与《古文尚书》有关之学者的方法，也可看成“由根柢而之枝节”的再次运用。如：《疏证》第一百六条：“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竣後圣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马、郑、王所传三十一篇之本为正。”显然，从《经典释文》及孔《疏》中，若辑出马、郑、王三家对《古文尚书》所作过的解释或正字来当作标准，就能勘定梅氏二十五篇古文之误。
《疏证》第二十五条：“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书安帝云：‘臣父本从贾逵受古学，考之於逵作《说文》。’是《说文》所引书正东汉时盛行之古文，而非今文可比。余尝取之以相校，除字异而音同者不录，录其俱异者于左。”
《疏证》第七十八条：“余向谓《说文》皆古文，今异者亦只字句间，然从其异处论之已觉义理长，非安国书可比。今且有安国所不载辞至多，其必出贾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标《逸周书》者不录，录《虞书》焉、《商书》焉、《周书》焉、《尚书》及《书》焉。‘《虞书》曰’……‘《商书》曰’……‘《周书》曰’……‘《尚书》曰’……‘《书》曰’……皆魏晋间忘其采用者。”以上就是阎若璩从他人所曾引的《古文尚书》字句来校勘二十五篇古文，而证明其龃龉不合，或忘其采用，以见其伪迹。
而阎若璩这种“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简言之就是先论定某种结论，然后以之做为原则去检验勘正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并以之做为伪造的证阎据。若“根柢”一旦确定后，则其他的工作就显得有据可依且轻而易举。又因其有根据而使人信服。所以，阎若璩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予尝谓事有实证有虚会，虚会者可以晓上智，实证者虽中人以下可③也。”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正是这种“由根柢而之枝节”方法所显现出来的特色。《四库全书总目》在《四书释地》下指出：“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③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这无疑是对阎若璩先生治学方法的最好写照。而且，从文字用法、史实内容、典章制度、行文体例，甚至是天文历法、地理设置沿革等方面，阎若璩同样对《古文尚书》进行系统的考辨。②如从文字用法上考证。“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昧谷’，郑曰‘柳③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还有许多都与真版古文不同。
从史实内容和撰书义例上考证。“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③④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从典章制度上考证。“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说祗肉刑止尔，有之，自秦文公始。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窜之《泰誓》篇中，无论纣恶不如是，甚而轻加三代以③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以此说明此书为后出。
从行文体例上考证。“武成篇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复继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之以二月，非今文书法也。”从地理设置沿革上考证。“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国卒于武帝时，而传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岂非后人作伪之证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同，乃孔窃王，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孺说六宗者，人人各异。魏明帝诏令王肃议，肃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对。肃以前，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非孔窃王而何？”③
正是经过缜密的考辨，以及艰苦的努力，才能总结出128条证据，才能显示《古文尚书》的庐山真面目，也因此奠定了阎若璩在档案文献辨伪发展长河中的学术地位。
三、在辨伪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
若璩在辨伪学术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尚书古文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档案辨伪学上的头等大事，是非常成功的“证伪案例”。他被学界尊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可以从时人和后人的评价中见其端倪。
黄宗羲评价《疏证》：“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谓之穷经。……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纪昀说阎若璩“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②。又高度评价《疏证》的学术地位：“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而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则将阎若璩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位。
阎若璩在辨伪学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在于由其辨伪方法所体现出的辨伪精神。自其《尚书古文疏证》出，伪《古文尚书》及《孔传》的神圣外衣被剥掉。此前“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④。《疏证》的出现，使《古文尚书》“尊尚”之位颓然倒地。并且，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阎若璩始“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到了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之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④。
时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继承阎若璩大胆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对我国先秦两汉的古籍中按照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使学术研究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顾颉刚先生高度评价了阎
若璩的著作：“《古文尚书》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谓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是所谓‘尧、舜、禹相授之心法’，成为宋、元、明理学的最神圣的信条，竟给阎氏推陷廊清，实在不能不说是学术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⑤梁启超也因此称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证伪”是“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④。“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⑥
从以上学术名流的极高赞誉中，完全能感受到《疏证》一书所达到的学术境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地深远。
总之，通过对阎若璩代表作《疏证》的研读、总结和分析，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阎若璩所用的辨伪方法，掌握“由根柢而之枝节”的方法论在具体辨伪过程中的运用。有效地借鉴这些方法，就能更好地从事档案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作为档案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必要措施，档案文献的鉴伪，十分有益于保护档案文献的原始凭证作用，进而维护修档案的历史真实性。不辨伪书，将会给历史研究造成混乱，导致“深入人心”的误传，甚至是在政治上形成不良后果，甚至干扰经济文化建设。惟其如此，对阎若璩《疏证》一书的内容及其在辨伪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加以疏理和探讨，便是档案文献编纂学中不可或缺的大事。本文写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清]张穆.阎若璩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4：15。
②[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③[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台北：水牛出版社,1998。
⑤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M].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55:5。
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