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中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节录）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一章、第二节
吴少珉等主编，张京华等撰著
明清时代是我国辨伪学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学者们认真总结前人的疑辨成果，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产生了不少的辨伪学家和辨伪著作。如明初宋濂的《诸子辨》是我国辨伪学史上考辨子书的第一部专著；晚明胡应麟的辨伪专著《四部正讹》的问世，则标志着我国辨伪学的诞生。尽管明代造伪的风气颇盛，一些学者既疑古又造伪，但是在宋代疑辨之风的影响下，明代的疑古仍似一股涓涓之水在不息地流淌着。其中，梅鷟是与古史辨派有一些学术渊源的辨伪学家，他在宋代吴棫、朱熹、元代吴澄等人考辨伪《古文尚书》的基础上，汲取经验成果、拓展思路方法，撰著了《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尚书谱》足以“惊作伪者之魄”[51]，《尚书考异》则堪称是一部承上启下、颇有识见的辨伪名著，它对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书序》和孔安国传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辨。梅鷟首先考察了《今文尚书》的来源和传授系统，指出：“先汉之古文，实为安国之家传，而东晋之古文，乃自皇甫谧而突出……后乎谧而上之者曰梅赜。”[52]即视孔安国和皇甫谧为《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作者，虽然此结论不正确，但他已将孔安国家传的与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分辨开来，其辨伪之功不容抹煞。其次，梅鷟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大部分篇章中撷取一些语句，一一找出它剽窃古籍的出处，证明伪《古文尚书》是杂取先秦及后代文献中的语句而成。再次，他又从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上揭示作伪痕迹，有力地揭露了伪《古文尚书》的造伪真相。总之，梅鷟以严谨科学的治史态度，多角度、多层面、深层次地广泛搜集证据，挖掘疑窦，把伪《古文尚书》的考辨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为清代阎若璩、惠栋的考证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因此胡适曾说道：“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鷟。”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证》，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53]。
自东晋梅赜献上《古文尚书》，后被列于学官，置博士，到清康熙年间已经历时一千三百多年，流传久远，根深柢固。尤其是唐太宗时，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此书，遂成定本，得厕于“十三经”，成为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其地位为世所公认。但在疑古思潮勃发的两宋之际，吴棫首发质疑，使后人对《古文尚书》的疑辨之河从微波涟漪进而风鼓浪击直至汹涌激荡，最终阎若璩（1636—1704）“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4]阎氏在充分肯定、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居建瓴之地，穷毕生之力，远稽近考，补偏救弊，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举出128条证据全面系统地考辨了伪《古文尚书》。既追根溯源地寻出伪《古文尚书》的来源，又探赜索隐地揭破作伪者抄袭古书而又抄错的地方，还明察秋毫地检举了伪书中与古代实际或古本《尚书》、汉代经师解释不合的篇数、篇名、编次、文字、文体、语言风格、典制、典籍、史实、历法、地理等内容，昭示了伪《古文尚书》的种种内在矛盾。如卷一第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55]，拿伪《古文尚书》的篇数与《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楚元王传》、《后汉书·杜林传》中所载有关《古文尚书》篇数的说法相对勘，知道伪《古文尚书》的篇数不合于《古文尚书》。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56]，拿伪《古文尚书》与郑康成《尚书注》所引十六篇《古文尚书》及蔡邕熹平四年（175年）所刻《熹平石经》中的《尚书》相对勘，知道伪《古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不只是文字有异，而且史实亦有舛讹。阎若璩对前人考辨《古文尚书》的优劣得失非常了解，因此他在考辨的过程中，弃虚蹈实、繁征博引、反复厘剔、有条有据，吸收前人的成果，弥补他们论证的不足，作了更为严密、细致、多角度的论证，并有不少发明。他对伪《古文尚书》中最神圣的信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予以摧陷廓清，涤荡尘埃，终于推翻了这部千余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窃踞经典宝座的伪书，使这场积疑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黄宗羲评价说：“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57]。梁启超称赞《尚书古文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58]，“委实是不朽之作”，阎若璩“在清代学界委实是第一流”[59]。顾颉刚在20岁以前就读过《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认为其疑辨思想“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60]，对他整理史料、疑辨伪史的方法十分推崇：“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每篇正文之后有附录若干条，录其自己的札记及和他人的讨论，有时自行驳诘而不割弃以前的议论。固然是零碎和支蔓，被人认为著者体例不谨严；但若没有此附录，这正文是多么枯燥呵？现在他把这些结论的来源发表出来，我们正可就此寻出其论证的阶段而批评之，他的几十年研究的苦心就不致埋没，我们继续加功也易为力了。”[61]可见阎若璩的思想对顾氏的古史辨伪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注释：
[51]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119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页。
[52] 梅 鷟：《尚书考异》卷一，孔安国《尚书注》卷十三。
[53] 胡 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第94页。
[5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55]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36－39页。
[56]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194－199页。
[57] 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第3页。
[5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59]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第210页。
[60] 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见《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第253页。
[6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