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学者的良知与担当
（一）
我在《孔子学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发表一篇长文《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与房德邻、姜广辉、钱宗武三位先生商榷》（后文简称《古文尚书真伪》）。收到刊物后，我发现其中存在一处疏漏。于是给主编杨朝明先生发邮件告知此事。杨先生建议我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孔子研究院网站上），一是介绍这篇长文的写作大意，二是向（与上述疏漏有直接关系的）钱宗武先生表示歉意。我的回复：“建议非常好，我正好也有些话要说。”下面先介绍我撰写这篇长文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包括那处疏漏），然后再讲讲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学术史观感。
古文《尚书》真伪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问题。从两汉今古文之争到到阎若璩的“定案”，这一段学术史中存在许多不尽人意处。对此提出异议者自阎若璩以来不绝如缕。近年来有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定案”提出质疑乃至否定。我从2003年正面接触此问题。先在国学网发表长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2005），再将其扩充为一部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
五年后，房德邻先生发表《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清史研究》2011年2期）。我的文章是对房先生反驳的回应。第一部分是引言，交代背景；第二部分是文章主体，讨论房先生的反驳。房先生对《审核古文〈尚书〉案》提出五个方面的反驳：“篇数不合”问题、孔安国献书问题、孔《传》地名“金城”问题、“驹骊”问题、“河南”问题。房先生的文章试图重建古文《尚书》“辨伪”的证据链。我对其反驳和举证的合理性进行了逐条甄别，我的甄别（质证）结论是：此次尝试很不成功。
在审稿环节，《孔子学刊》一位编委（审稿人）提出：“清华简出来后，似乎为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增加了一点依据，张先生对于是否采用或反驳，未做任何说明，在文献考证中似乎稍微欠妥。”于是我临时加写一个附录：《简要甄别清华简<尹诰>的证据资格》。
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认为：清华简《尹诰》就是《缁衣》所引《尹吉》，是真《咸有一德》，其内容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由此证明后者“系后世伪作”。我在附录部分对李、廖二位先生相关举证和论证的合理性进行甄别。结论是：“清华简所谓《尹诰》（整理者关于其篇题和性质的论证过于牵强、武断，结论无法成立）没有证据资格，其证明力等于零。实际情况是：上述相反证据表明，古文《尚书》很可能不伪。”
（二）
我在《古文尚书真伪》第一部分提到，钱宗武先生《孔<传>或成于汉末晋初》一文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钱文中的三个主要语料之一（汉末《郑笺》）用的是宋代乃至清代学者的辑佚本。”我的疏漏是：上文“汉末《郑笺》”应为“郑玄《尚书注》”。细读钱文，发现《尚书注》并非“三个主要语料之一”，而是“佐证材料”。换言之，我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不成立。是我自己读书不细搞错了。这里向钱宗武先生表示歉意。
发现疏漏后，我再次细读钱文。其核心论证：“‘咸’、‘胥’是西汉两个常用的范围副词。《诗经》中作范围副词的‘咸’、‘胥’，《毛传》未作解释，说明‘咸’、‘胥’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为当时全社会公认。随着时空的变化，到了东汉，‘咸’、‘胥’已渐渐失去作为范围副词的语法功能，与之相对应的常用范围副词已为‘皆’和‘相’。东汉末年的郑玄解《诗经》笺《毛传》，就需要补充《毛传》，因而，《郑笺》需要解释‘咸，义多为“皆”的意思’，‘胥，义多为“相”的意思’。《孔传》如果是西汉孔安国所撰，孔安国自然会像毛亨一样，不需要解释西汉常见的范围副词‘咸’、‘胥’。”
钱宗武先生的意思是：《孔传》解释了在西汉时期“不需要解释”的“常见的范围副词”咸和胥，故“《孔传》的作者不是西汉孔安国”，其成书“可能在汉末晋初”。有必要提醒钱先生，《毛传》对《诗经》字义多有当注而不注者。仅凭《毛传》不注某字，就认定违此例者必非西汉时人。这样的论证过于武断。钱先生文章两引《尔雅》：“咸，皆也”。请钱先生注意，《尔雅》成书不晚于西汉中期。《尔雅·释诂》：“咸、胥，皆也”，“胥，相也”。这表明，在西汉时“皆”和“相”已是常用范围副词，而“咸”和“胥”则已是需要解释的对象。据此，则钱先生该文的举证、论证和结论还是不能成立。
《古文尚书真伪》第一部分篇幅较大，而且是在第二部分完成后才写出来的。这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背景介绍。主要包括：（1）什么想法促使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展开研究。（2）通过学术史分析，说明文章标题中为什么要说“病态学术”。（3）概述几年来的相关学术“动态”，以此说明除房德邻先生之外为什么还要与姜广辉先生和钱宗武先生商榷。
在学术史分析部分，主要回顾两件学术史上的大事：一是西汉晚期刘歆争立古文经，二是康雍乾时期对古文《尚书》的“定案”，其焦点是学术史过程参与者们的学术行为及其后果。古文《尚书》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可以由此看到一些以往看不到的学术景观。下面简要叙述这两件大事，据此提出我的学术史观感。
（三）
先秦典籍在秦火之余丧失几尽。汉初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其中，《尚书》主要有两个传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汉代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汉文字）《尚书》（《泰誓》后得），孔壁本是出自孔子旧宅壁中并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书》。在刘歆争立的古文经中，孔壁本居其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太常博士学官成为当时读书人牟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通道。当刘歆争立古文经时，今文博士把持局面的学阀官僚体制已经形成。公元前6年，刘歆说服汉哀帝，下诏书准备将古文经（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传》）立于博士学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断然抵制（深闭固距）。于是刘歆写出《让太常博士书》予以谴责。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
今文博士抵制古文经的原因，一是古文经的文献优势，二是其传人的政治威胁。以《尚书》为例，孔壁古文《尚书》在篇幅上包容且多出伏生今文《尚书》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提到刘向曾用孔壁本对照伏生本，后者“《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让太常博士书》提到同一事：“以（古文经）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一旦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其文献优势足以取代今文《尚书》，其传人在政治上将直接威胁一个势力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对今文博士的谴责：“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岂不哀哉！”古文经及其传人的文献优势和政治威胁，导致今文博士“挟恐见破之私意”，及其在经典文本方面的“保残守缺”。由于反对势力极大，刘歆争立虽得哀帝支持，仍告失败，并“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他畏惧报复，自请外放“补吏”。
王莽当权后，古文经一度（由刘歆推动）立于学官。不久，新莽改制失败，引发绿林、赤眉起义，继而王莽被杀，刘秀称帝。东汉初废除莽时所立古文经，五经博士恢复到刘歆争立前的情况。只有《左传》立于学官，因今文家极力反对，不久即废。此后，终东汉古文经未能再立学官。学者官僚化，学术官场化，是两汉学术主要弊端之一。如果没有今文博士对古文《尚书》及其传人的长期排斥，在两汉历史中也就不会出现古文《尚书》问题。
刘歆上文提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立场，一是“挟恐见破之私意”，一是“从善服义之公心”。后者即本文标题所说学术“良知”的底线。刘歆争立古文经是堂堂正正的学术担当（公心）。反之，当时“众儒”（指今文博士）和“执政大臣”（指通过今文经学入仕的高层官吏）们的“保残守缺”，则直接表明他们是一群没有底线的利禄之徒（私意）。他们“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构成人数和权势方面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这是中国学术史中的阴暗角落。
（四）
仍以《尚书》为例来说明问题。孔壁本古文《尚书》是篇数多、讹误少的优质版本，伏生本今文《尚书》是篇数少、讹误多的劣质版本。陆德明通过版本比较，用四个字概括今文《尚书》版本质量：“阙谬处多”。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所述刘向的比照结果。陆氏所谓“阙”对应于刘向比照结果中的脱简和脱字，所谓“谬”对应于刘向比照结果中的文字异者。二者相加大约八百余字。换言之，在两个版本的重合部分，伏生本平均每二十个字左右便有一处“阙谬”。
从东汉到曹魏，这个“阙谬处多”的劣质版本一直是中央政权的官定版本，《汉石经》和《魏石经》都是它。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可悲和荒诞的病态学术局面：一个高质量《尚书》版本被废弃，一个质量极差的版本却被中央政权用为法定读本。这是学者官僚化的结果。这种学术史中的恶劣学风及其恶性结果似乎从未得到客观、准确的评论和反省。
有必要提到，东汉有一部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马融和郑玄相继为之作注。阎若璩认为杜林本是“真古文《尚书》”。实际上杜林本的篇章与伏生本今文《尚书》相同，是今文《尚书》的古文写本，也是魏《三字石经》的古文部分。其由来可能与秘府所藏古文经有渊源关系。下面是《隋书·经籍志》对杜林本属性的介绍：“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陆德明可以完整看到孔壁本、伏生本和杜林本，他文献比对的细致程度亦足可信赖。他的比对结论是：“今马、郑所注（杜林本）并伏生所诵（伏生本），非古文也。”这是一千年后阎若璩绕不开的重要证据。
汉末董卓之乱后，《五经》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此后历三国、两晋，战乱频繁，王朝更迭，太学博士传人和传授随之分合、断续。把持学官的今文家势力逐渐削弱，今文经因此失去垄断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孔传古文《尚书》（孔壁本）开始流传。其源头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门“世传”之学。《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
《尚书》今古文经由此发生一个双向转换，一则由盛而衰，一则由隐而显。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献两个方面。当今文家势力逐渐式微，孔传古文《尚书》的文献优势开始发挥作用，终于在两晋间立于学官。此过程于东晋后仍在持续，先是三家今文经说被取代，然后是南北朝时期孔传古文《尚书》与郑玄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对郑本的优势已成定局。
唐人义疏选定孔传古文《尚书》历经三个环节，一是陆德明在《经典释文》确认古文《尚书》的文献优势；二是颜师古将古文《尚书》纳入《五经》定本，并详加考订；三是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唐初学者的文献条件远好于后世，他们可以看到汉以来《尚书》的主要版本和汉、魏《石经》（这是正确完成文本选择的必要条件）。后两个环节的最高主持者是唐太宗，他汇聚天下英才通儒，共襄其事，对各种异议进行充分讨论，完成后又经过详议、覆审和刊定。整个过程历时二十余载，体现了唐初学术的阔大恢宏、严谨持重。这是一段值得细细品读、令人赏心悦目的学术史。
（五）
宋代吴棫、朱熹开始对孔《传》及古文《尚书》提出怀疑。阎若璩是其“定案”者。我的《审核古文〈尚书〉案》是对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结论：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一个并不坚实的结论何以“铁案如山”？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已经指出《疏证》中许多不合理处。纪昀等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对毛奇龄的见解则一概否定：“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
在阎毛之争充其量是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四库馆臣何以会有如此评判？此事颇有些唐突、费解。究其原因，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实。乾隆祖父康熙说过：“阎若璩学问甚优”。乾隆之父雍正与阎氏有特殊关系。雍正为太子时，得知阎氏命其子跪迎康熙“恳请御书”，写信请他入京设法代求。他不顾年老病衰赶赴京城，被雍正请进府邸，尊为上宾，不日病重辞世。雍正遣使经纪其丧，并“亲制挽诗，……复为文祭之”，其祭文有：“下笔吐辞，天惊石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其挽诗有：“一万卷书维子读，三千里路为余来”。
由于两代满清最高统治者对阎若璩的推崇、表彰，阎毛之争的天平发生不可逆转的倾斜。随阎氏继续“证伪”古文《尚书》（包括孔《传》）者趋之若鹜，如顾栋高的《尚书质疑》，程廷祚的《晚书订疑》，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江声的《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的《尚书后案》，戴震的《尚书今文古文考》，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宋鉴的《尚书考辨》，钱大昕的《阎先生若璩传》，崔述的《古文尚书辨伪》，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的《书古微》，丁晏的《尚书余论》等等。对阎氏提出正面反驳者，一时之间后继乏人。按上述学者几乎囊括乾嘉学术中的翘楚人物。
四库馆臣是阎非毛的评判，是同一个过程的同一个结果。乾隆是编纂《四库全书》最高主持者，其进程由他一手掌控。乾隆之父（雍正）和祖父（康熙）对阎若璩的表彰（“学问甚优”、“一字无假”）已经为四库馆臣定下评判基调。在《四库总目提要》（二十余处提及此事）中存在一个协调一致的统一口径，四库馆臣多次直接出面代阎若璩反驳毛奇龄。
《四库全书·尚书考异》提要说：“国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出，条分缕析，益无疑义，论者不能复置一词。”《四库总目提要》在《尚书》类文献总论部分说：“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这是对古文《尚书》的“定案”。《四库总目提要·庙制考议》径称“伪古文《尚书》”。崔述弟子陈履和为崔氏《古文尚书辨伪》作《跋》提到：“伏思我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皆奉高宗纯皇帝钦定，刊布海内，古文二十五篇之伪，朝廷早有定论，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
于是我们又一次看到学术之外的混浊成分污染进来。又是一场不清不楚的病态学术闹剧。与此相呼应，上述学者的“辨伪”并没有在阎若璩基础上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只是出现更多的捕风捉影。三百年来疑古之风一脉相承，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证伪”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起点。此后，更多古文献被判定为“伪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被“缩短”。
（六）
阎毛之争原本是学人之间的讨论，这很正常。史料甄别固然繁琐艰深，但并不是一件非人力所能做好的工作。通过学人之间在学理范畴内的正常讨论，通过彼此修正对方的见解，可以逐渐进入审慎、客观和严谨的学术正道。什么是捕风捉影，什么是有的放矢，什么样的工作足以支持一个坚实的结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能后退一步，在存疑的同时留下探索余地。学术进取需要一个纯净的空间。至少在阎毛之争的当时，古文《尚书》真伪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一项有可能被做好的研究工作。
但当“朝廷早有定论”的因素进入学术，原本尚属正常的学术讨论随即改变状态。在“打倒孔家店”的非学术性诉求支配下，“朝廷早有定论”的古文《尚书》证伪被乔装为具有大无畏学术勇气的科学成就，被拿来作为古史辨运动的主要理论支撑物。这样的学术局面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片高分贝捕风捉影的呐喊很容易将许多人搞胡涂，由此引发矮人观场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一些学者重提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这是迟早总要发生的学术走向。它表明中国学者有能力发现并解决我们自己的学术问题。如果没有发生，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既然讨论已经开始，就有必要在严格的学理层面和学术规范中去推动研究的进展。令人遗憾的是，持相反见解的学者之间目前还缺少在关键问题上的正面讨论。比如，姜广辉先生的文章《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和钱宗武先生的文章《孔<传>或成于汉末晋初》，二者都是对近年来一些学者相关研究（古文《尚书》很可能不是伪书）的应对。这两篇文章的主旨都是“巩固《疏证》的辨伪成就”，但却回避与对方所作具体研究进行正面讨论（几年来有多篇此类文章）。
在前面的学术史分析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学风。一是汉博士学风，其特点是没有良知的“专已守残”；二是贞观学风，其特点是凡有异议必充分讨论，择善而从；三是乾嘉学者在古文《尚书》问题上的学风，其特点是“朝廷早有定论”。今天是历史的延续，这三种学风共同构成现代中国学术社会的治学传统，同时也是相关学科的学者们自我认识和评价的一面镜子。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学者官僚化和学术官场化的问题？古文《尚书》真伪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许多学者对此问题采取“深闭固距”的对策？钱宗武先生是“国际《尚书》学会”的会长，为什么好不容易写出一篇文章却如此经不住推敲？是否可以将此界定为“专已守残”？
有必要强调，考察古文《尚书》的真伪，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研究。在此项研究的范畴内，任何一个学者的举证、论证都可以通过严格的逻辑学方法加以甄别。甄别焦点是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一个不存在逻辑谬误的举证、论证，其结论不一定为真；一个存在逻辑谬误的举证、论证，其结论一定非真。比如前面提到钱宗武先生逻辑谬误的存在本身可以直接决定其结论的不能成立。换言之，这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能进行有效甄别的研究领域。
古文《尚书》问题贯穿两汉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其中有许多需要反省的病态学术现象。一些有条件解决的问题，本不该拖泥带水，动辄百年。我看到房德邻先生反驳文章的第一个感慨是：何其晚也。当我对相关学术史有了更准确的了解，随即对此事的发生深感庆幸。房德邻先生不同意我的见解，于是直截了当撰写文章。我在房先生这里看到了贞观学风的意味，看到了堂堂正正的学术担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房德邻先生非常敬重。
我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已对《尚书古文疏证》作出全面甄别（涉及历代相关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我与房德邻先生的讨论，使一些关键性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这里已经形成一个有条件继续展开的学术讨论平台。我希望房德邻、姜广辉、钱宗武三位先生（包括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将早该开始的此次学术讨论继续下去。我敬重你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能力，希望你们有堂堂正正的学术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