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态度之我见
内容提要：经济社会的多极化发展也正是文化发展的现状。文化的传承发展决定着一批“与之相应的”文化人，而文化人的创造与延伸也在同时“创造着”文化，文化人的创造意识，责任意识，发展意识与文化的前途最终决定着社会的走向。文化研究必将涉及文化的发展态势以及文化人的态度，考察我国当今的文化发展可以看出，“主流的、真正的、正常的”文化发展态势并未形成，文化的前途尚堪忧虑，文化人的责任尚需“苛责”。本文将论证的基点放在文艺与社会上，探讨了文化人的责任和文化的前途。
文化没有确切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P24）认为“就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文化是一种借助内聚力来维护本体身份[identity]的连续过程。这种内聚力的获得则靠着前后如一美学观念、有关自我的道德意识以及人们在装饰家庭、打扮自己的客观过程中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和与其观念相关的特殊趣味。文化因此而属于感知范畴，属于情感愈德操的范围，属于力图整理这些情感的智识的领域。”[1]（P82）文化的意义里面含有着个体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强烈特征。然而文化的领域究竟还是意义的领域，笔者认为，文化的定义中应包含三层意义，即它是什么，它应怎样以及衡量其发展的“标准”。
“文化人”则是个时髦的词眼，以笔者观点，他是从事文化发展创造和思想演进传播的作家、学者、专家、大师一类人，且应当与“通俗化”的文化人即“知识分子”有所区别。特定时期的文化有“与之对应的”文化人，或落后而孜孜信守，或激进而疾呼驳辩，或沉稳而兼容并包，总之，俱是特定文化孕育的“产儿”。对于过去我们不能过于拘泥、沉迷；对于将来也未可盲目悲乐，但却可以作合理性的“预见”。对于因循的传统的挖掘总结和对于将来的可能性的预见，都正是为了现在着想，研究的真正的旨归当在这个活脱脱离开而去，奔向未来的“现实存在”。
考察当今的文化和文化人概况，受着两个大方面的影响。其一便是时间的影响；即过去和将来（包括现在）也即对传统的审视和现实的认可；其二便是空间（地域）的影响，即国内外，说透了（在中国）就是东西方的差异。正是他们的论争充斥着现实的文化空间，也决定着文化与文化人的明天。
一、我国当今文化及文化人的概况
文化的特征“决定着”文化人的特征，反过来文化人的创造也“决定着”文化的前程。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正面临传统与东西方的取舍。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取舍。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国后八十年代改革初期大规模大批量引进西方文化的浪潮，使中国文化人站到了取与舍的分界线上，是否告别“故去的迷梦”，面向现代的新生？一些人“振臂疾呼”，引进西方现代文明与自由的生活方式，无情批判传统人文；一些人则慷慨陈词，申言发扬“国统”，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面对“自然选择”，难免“首施两端”。然而，科技的大发展，商业信息的流通，市场经济的“实惠”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向外”的势头，似乎正是大胆引进西方文化科技，摒弃中国的信守传统，才使中国走向现代、走向发达的。国门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这样一批文化人，“私人化”正是他们的主要特征。“私人化”也即“只个人化”；“只个人化”虽也有“个性化”的成分，但最终不是真正的“个性化”。“个性化”是创作者最可宝贵的东西，或者说，创造本身即是“个性化过程”——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不盲目模仿，而最注重现实的“多变”与灵魂的“自然延伸”。创造的个性是时代生活、民族文化精神与个人情感倾向、才能特征相互渗透熔合的产物。
西方文化的引进交融使一些饱受传统文化“阴影折磨”的所谓“觉悟人”深切感受到西方文化空气的自由、舒适，正是他们使只描写“集团欲望”、“英雄主义”、“社会公德”的传统心理意识走向“个人化”创作的进程，而热衷于辅陈当今转型时期和现代西方社会的以个人自然欲望的满足为价值取向的生存“表象”。无可厚非，他们确实具有当前现实情境的信息量，也隐含着某些积极的发展势头，即具有“较深刻”的合理性，然而此种“合理性”却与“符合理性”有所区别，且在现阶段，也并不就是“符合理性”的。他们都以所谓“后现代主义”理论和“都市消费化”趋向日益明显的“表象现实”为依据，而并没有向深度探寻，没有创造性、超越性精神框架的建构，意义背景狭窄单薄，文化价值虚渺匮乏。“引导资本主义文化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原则”，造就了这样一层人：“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实质”。由人欲横流到物欲横流，“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化准则和社会结构准则的脱离，而且暴露出社会结构的自身极其严重的矛盾”。矛盾引发的危机，“给人们的动机造成了混乱，促成及时行乐意识，并破坏了从众意识”，[1]（P41）这些是西方人自己的表白，似乎更带着客观的意味，我们应该思考。现代的社会“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而“团结互助”的理念淡薄，致使精神文明的框架极难建构，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方“自利主义”的“负作用”和本国某些文化人的肤浅宣扬的大影响。
“真实的”（即存在的）一定就“现实”吗？我们探求的“现实”乃是“可持续发展”——长期的、积极向上有希望的、美丽温馨的现实社会——不泯灭自我，同时注重团结、互助、美德与公利。而不是自私自利、唯我是尊的“人性疏离”的“冷酷”社会。
只个人化、个人性的“生存真实”不能等同于人类生存的真实；只讲“个性”的“私人化”也不是生存的旨归、自由的真谛！
二、我们的文化人的态度
（一）国内文化人的两种态度——两种“个人化”
“主持”文化的文化人不能不有一个“应有的，正确的”态度。我认为当前或者说已由来已久的存在着两种“个人化”的发展态势，对这两种态势的分析以及与西方文化人态度的参照对比无疑将有助于构建我们的文化人的精神品质。
1.个人化的“西化”——满足表象
前面所说的自清末以来大批量引入西方自由文明所造成的许多弊端，可以说也正是由文化人的态度引发的。时代的变迁，时势的推动，使一些浅薄从而不免盲目的文化人走进误区：缺少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对传统文化精神无端排斥。我们正期望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的文化人，发扬自家民族文化，还传统文化的“真面目”，引进现代西方文明，以有助于国内建设，人民充实，意识更新，然而结果却“不容乐观”。有的倒真正地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成为西方狭隘自利文明的附庸：抨击高雅、美德，张扬“下流”、“私欲”。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准备远逊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把握，远远没有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家、学者们的博学宏富，也没有现代西方文化的、他们笔下常引以为据的“开创者们”的“自觉精神”，要么对世俗生活做以浅见描述，要么对西方先哲智慧做以表层发挥，创作言论中时常见到海德格尔、马克思、萨特、罗兰、弗洛伊德、康德、巴托的影响，却少见到独创性的适合本国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造；也常见到孔子、孟轲、老庄、朱熹和王阳明，但却是始终自囿于前见的束缚，不做自己的考证研究，常用来做了比较戏谑和讽刺嘲骂的对象和口实。不言自明的后果的“启因”正是文化人的态度和与之相关联的所谓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孕育”。人为地、断章取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个性化”创作相互对立起来，只埋头于“复制”自由生活，翻译“西言意境”，将创造性思维置于“硬性的模仿”和“惰性的束缚”之中，没有远见卓识的气度，没有广纳博收的胸怀，如此以往，中国的文化强势何以才能体现？没有“真正走进去”，又何以能“真正地走出来”？
2．个人化的“真空化”——纯学术化
相对于上述的“个人化”，不知另一种文化人的态度是否也属于“纯个人化”的趋向？亚里士多德力倡“为学问而学问”，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的哲理，它能使自由哲人通达真理的殿堂；二是实利的生产知能，那是卑下凡人的贱业。中国的董仲舒也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近代有些人主张作理想色彩的文化人，即保持思想的自由，使心志疏离于政治的风俗的时髦之外，视艺术为一目的而非手段,即王国维所谓“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发达者”。此二种态度有重大的区别，但在深层次理解则都是“为学问而学问”，追求“学术的自由”。在我看来，前者有阶级划分的意识，人为地划分等级、贤愚，无视平等；后者则难免疏离现实之虞。（钱钟书说：“学问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江野老屋’中细细商量培养之事）但是，两者都没有研究范围的限制，自然主张文化研究并无国界，应该互相引鉴吸收。
（二）西方文化人的态度——趋于“理性”
我只想说他们的“汉学研究”。谈起中国文化人对待中国文化（文华）的态度时说要参照西方文化人，有时甚至都是悲哀的，而说要参照西方文化人的汉学研究则更其加重了悲哀的程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中说，“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2]（P1）利用别人的眼光来加深和提醒自知之明是英明的也是无奈的。说“无奈”是因为自知意识的“旁落”，说“英明”则不仅是指这是对待“无奈”的态度，也同时可为我们的真正文化人在进行文化交流和意识传输过程中提供一个“端口”——超越“自主的局限”去思量自身并进而“知其所想”。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黑格尔的“中国观点”还带有世纪前的片面和自私的话，那末从李约瑟、费正清、白壁德、杜维明、麦克马伦到日本“汉虫”的“汉学研究”则充分闪烁着理性的光泽。在此，不敢罗列其著作了，因为其遍及方方面面和意识内外（包括形而上的）的精微独到只会让我们的有识之士汗颜和惊悚；而且，他们自己的本土化著作也常常是所谓“西化人士”们远征近引的“经典”。可见，他们的汉学研究是在其“本土意识”的指导和引领下进行的，是其汉学的“本土化结晶”。对于文化（引进、研究），这当是理性的、诚恳的和真实不欺的行为态度。
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西方文化人的汉学研究没有成为我们的文化人文化研究态度的参照取向，反而成为肤浅“护道”之士津津乐道的、无端盲目自我夸耀的所谓“力证”，则又是我国文化人的悲哀。
（三）文化人的“责任化”——我们的文化人应有的态度
既然文化人的创造、取舍和态度影响着文化的发展，那么面对当今的文化人和文化的现状，真正的文化人“应有”怎样的态度呢？拙见以为当具下述的几点。
1.正是科学的研究精神
何谓“科学的”呢？即须具有实证考据的态度；具有剖辩、发扬的气度；具有不断章取义的广度。现代的法制社会不是最注重证据吗，文化的研究也正需要有此种实证的精神。“细细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细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3]“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来[4]，这些正是实证的功用，没有实证，便没有论辩、发扬的气度，便没有客观真实的论见。例如，传统的“利”、“欲”说，就不能只认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断定孔子反对所有的“利”，为何不看看《论语》上的另一段话呢？《论语》上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P85）可见他并不反对所有的“利”，而是反对个人自营的私利。有了这样的实证，便不致认为孔子将“义、利”决然对立，非此即彼。又如对“欲”说，人们也普遍认为儒家向来主张“绝欲”，却如何无视“去人欲”乃是后来宋儒理学的“发展”，考察了先儒孔子关于“礼”的解说也便不致认定孔子主张“绝欲”了。美国的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1]（P24）文化的传统岂能无端摒弃。
2．是责任意识与“说教”功能
文化人的创作与思想建树倘若没有指导现实、净化社会，发扬真、善、美的功用与忧患意识，便也失去了存在的真价值。秘鲁结构主义大师略萨说：“文学是对社会的发言”；马尔库赛说：“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和现实途径，便是以艺术——文化为手段对心理——本能压抑的消除”（见其著《论解放》）。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上的个人主义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要维护个人自由的观念，其坏的一面则是要逃避群体社会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作出的牺牲”。[1]（P308）现在也有学者指出，文学应是强者，允许发泄者的恣睢就是对文明的自戕；文化也应该是对于平庸的超越。社会存在和人为欲求需要文化的发扬传播以及创造承担一定的“说教”功能，以用来指导被庸俗私欲和外来误导侵蚀而渐迷茫、堕落和消沉的人们，而这其实也是文化发展本身的责任。
3.应有兼容并蓄的胸襟
面对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社会，而“文化的根本在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也就必然应有积极交流，兼容并蓄的心胸。但面对于此，却不得不有“两个超越”，不得不有如此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懒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6]对待两种文化应先有“平等对待”的气度，做到“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引进、研究的目的俱在“革新”并从而为我所用，鲁迅所谓“不能革新的人种，怕也不能保古的”，[7](P43)“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费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8](P44)不正是引用传统，引用西方的目的吗？
然而，此种取舍，也似乎应有个“时间的先后问题”，既不能在完全空白、无知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人则应当在起码理解中国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再来谈引用西方，再来谈批判传统。“面对神秘之际，我们的敬畏之感，往往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同一体时所能获致的满足”，[9](P1)不要被传统的或西方的任何一种“神秘”而使自己“神魂颠倒了”，目迷五色了。西方文化人研究汉学的态度和路径对我们起码应是个警醒。
三、结语
对于当今文化的现状，文化人不得不应有以上三个“约束”，缺一不可。研究的责任、创造的责任，兼容的责任，句句在责任的诉求之中，此种责任不是人为强加的，而应当是追求真善美的积极文化人的“自然行为”与“自觉精神”，舍此，此文化前途或真可堪忧了。
最后还要拿鲁迅的一段话来作本文的结尾。鲁迅说：“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想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10](P65)或可作为当今文化人的借鉴和应有。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41、24页）；
[2][美]包壁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之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三之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胡适·孔子·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84-86)；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428页）；
[7]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页）；
[8]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页）；
[9]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序·陈晓林译[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10]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5页）；
另参考散见于《文化研究》[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6-1997（1-12期）有关文章。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经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