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福建瘟疫之研究
瘟疫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古代的天花、霍乱、鼠疫……直至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SARS，横扫全球的禽流感，一次次瘟疫向人类席卷而来，让人类措手不及。在历史上，近世福建地区的瘟疫颇具特色，在中国的瘟疫流行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近世福建地区的瘟疫
瘟疫，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的解释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于温病原体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 。历史上，福建地区是瘟疫频发的多灾区，尤其以近世最为频繁。瘟疫中的鼠疫、天花和霍乱是传染性最强、规模最大，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三种瘟疫[1]。据统计,到解放初福建地区发生鼠疫次数为50次，在全国所有省份中独占鳌头；霍乱发生17次，全国排名第六；天花有记载为9次，在全国名列第三。且福建瘟疫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爆发，尤以清朝发生的频率最高[2]。它们在1820年以前是单独出现在八闽大地上，但1820年以后，鼠疫、天花和霍乱交织在一起，三大瘟疫对福建地区长期肆虐、轮番攻击。对福建地区产生巨大的破坏。
（一）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病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危害惨重，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清代文人师道南在《鼠死行》中描述“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19世纪90年代开始，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鼠疫也由此进入福建，首先在厦门蔓延，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1894年（光绪二十年），鼠疫大流行，同安 “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3]。 莆田“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余人，以次传染乡村”[4]。从1880年到1900年鼠疫在全省流行达17年之久，疫县数达30个，发病239299例，死亡214443人[5]。从1901年到1911年间，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在万人以上，特别是1901年、1902年、1906年这三年里福建鼠疫发病数与死亡数均占全国一半以上[6]。福建地区鼠疫蔓延速度极快，受影响的范围也极广，最终全省受鼠疫感染的县数长年保持在25个县上下浮动，最高时达到了29个县，每年因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以万计[7]。。20世纪初前20年间，福建省在全国鼠疫重灾区的排名一直占据首位[8]。并在福建地区肆虐长达半个多世纪。
清末福建爆发的这场鼠疫源头到底在何方，当时的学者认为这场鼠疫是由外地传入福建，胡济春在他的《家传医学要集》卷三中认为“夫鼠疫之发疫，自古未闻，方书也未记载，引系自外流滥中国”。民国《德化县志》亦认为“鼠疫始生，此疫始于（光绪）十六年广东之雷、琼，闻传染全国通都大邑每年死以万计”。
（二）霍乱
霍乱，曾被认为是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常常使人在感染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暴死，死者全身青黑，且由于严重脱水,枯干得不成人形。
1820年霍乱由印度经海路传入福州等地，《医林改错》记载“道光元年（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者不可胜数”。对此次霍乱的源头，当时的医学家王楚堂在《痧症全书》中指出“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而在福建地区流行的范围和影响，《连江县志》载“道光元年，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自1820霍乱在福州发现以来，6次世界性的霍乱都通过福州和厦门在福建地区大规模地传染蔓延，带来了一次次的交叉感染，霍乱随着每一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在福建省流行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流行年数也延长，病死率却有所下降，但由于当时福建地区的疫情报告制度的不健全，报告的数字与实际相差很大。
（三）天花及其它瘟疫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强，病情重，死亡率高。在古代文献中多称为“痘疮”、“天疮”、 “虏疮”等，简称为“痘”。这也是福建地区流行的三大瘟疫之一。道光九年（1830年）福州流行天花[9]。同治十年（1871年），厦门每年因天花病死者占首位[10]。
虽然早在雍正年间，人痘法已成熟，清代政府设立种痘局[]。“但由于费用问题，故种痘术难于在寻常百姓中普及”[12]。厦门在同治十年（1871年）每年因天花而病死者占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以上三种在福建较为流行的瘟疫外，还有一些瘟疫在清代福建地区流行，它的破坏性也是不容低估。如同治十年（1871年）厦门疟疾病者占病死的第二位，感染率达16.2%[13]。 一年后，厦门流行登革热，感染人口达总人口的7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近世福建的传染病基本上是由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传播到全省，除了天花是福建固有的瘟疫外，近世福建的瘟疫基本上是由于通商而由外地传播到福建地区，并疯狂蔓延，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安全，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和破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是外国侵略者给福建人民带来了这些灾难。
二、瘟疫爆发的诸多因素
对瘟疫的探索离不开有关其成因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更好地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瘟疫。总的来说主要与灾荒（战乱）、人口以及环境因素等密切相关。
（一）灾荒（战乱）因素
灾荒和战乱与瘟疫经常互相交织，导致生产凋敝，人口锐减。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湘军到达福建伺机与太平军主力作战，“疾疫流行，发病区的老百姓纷纷迁移他处，使得湘军在建昌、宁化遭受极其严重的疫疾[1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永泰“夏旱，鼠疫作，自是连岁苦疫，死者枕藉”[15]。大灾使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体质水平大大降低，从而感染瘟疫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灾荒和战乱，百姓大量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瘟疫的大面积迅速蔓延。据统计，全国在1876年至1878年在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中，死亡于饥荒和疫病者一千万左右。从重灾区逃到外地的人数达到了二千万以上，其中福建地区是水灾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之一[16]。再一次印证了的“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一历史事实。
（二）人口因素
瘟疫的发生，是以一定的人口规模作为前提，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人口流动性的增强，瘟疫种类的增加，对瘟疫灾频度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17]。瘟疫的发生也大多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清末泉州德化县的鼠疫几乎都发生在县城周边乡镇，其中以县城的所在地龙浔镇发病人数最多，达到了一半以上[18]。建瓯鼠疫爆发时，“由农民陈启敢到四十里路外南雅镇探亲返家而得病，造成该村鼠疫流行”[19]。福建霍乱大流行，也是通过福州和厦门两个通商口岸爆发和快速蔓延。
（三）环境因素
环境与瘟疫之间的关系，古书早有记载。现代科学也证明生态环境影响瘟疫的传播，以气候和地理因素最为重要。福建省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自古就是瘟疫流行地区。明清是我国的两个寒冷期，也是世界疫灾高峰期，越是寒冷的时期，疫灾频度越高，气候寒冷期之所以成为疫灾高峰期，主要是因为寒冷期里气候变化率大，极端气候事件多，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频繁，容易诱发疫灾的流行。福建清代发生疫灾达46次之多[20]。
三、福建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
瘟疫古代称为“疫”，瘟疫一旦爆发人人惶恐自危。瘟疫对人类最直接的后果是生病或死亡。其死亡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十分惊人。据1940年《闽北日报》记载“闽北近百年来，本地人口不但未见增加，而且减少一半，皆因瘟疫之故” 。“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暴发期间，大约有占总人口2%—7%死于瘟疫”[21]。
瘟疫也带来了田园大量荒芜。同治四年（1865年）上杭县“四乡乱后，继以大疫”，导致“稻熟无人收获”[22]。人口或是大量死亡或是患病或是逃到了外地避疫，劳动力缺乏，导致米价高涨，而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历史上就是缺粮严重的地区，一旦碰到瘟疫，则米贵如油。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福建社会各界也采取各种预防和控制瘟疫的措施。
（一）政府的应对措施
清代，每当发生较大灾荒时，福建的官吏往往鼓励读书人捐纳监生，其收入被指定专门用于买粮实仓，以备不时之需[23]。清朝的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24]。可见当时的官医是如此之少，仅凭少数几人就想应对一个州县的瘟疫，这显然不切实际。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设立卫生一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25]。
当时政府对瘟疫预防的投入很少，而爆发时又不能有效预防，使得瘟疫在福建地区长时期流行。泉州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发生鼠疫时，“地方政府不作预防，只是在巷头拦根草绳进行封闭，并不知道该怎样抢救，事后也不作全面消毒”[26]。
即使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对有利于瘟疫预防和控制的措施。如光绪三年（1877年），霍乱流行，清政府在厦门等地创建了海关检疫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很多检疫工作只能是走过场。
（二）民间力量的应对措施
民间也采取了各种方式应对肆虐的瘟疫。瘟疫大多发生在灾荒或是战乱后，对瘟疫的治疗和救济往往联系在一起。 “闽南大疫，厦门尤甚”，许守中“邀同志设救生所，病疫无归者，到所汤药毕，具调护甚周，护全者众”[27]。
一般的民众碰到瘟疫，往往迷信鬼神。在福建民众的认识中，鼠疫是由瘟神引起，应对瘟神的方法则是“每诿为神祗散瘟”[28]。光绪十八年（1892年），泉州发生鼠疫时“市民只能迷信鬼神，在大疫期间就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庇佑，加速了疫情的扩散”[29]。
一般民众对于瘟疫还采用一种普遍且无知的应对方式， 一碰上瘟疫他们就逃难、避疫，“乡民闻鼠疫色变，或迁居他乡，或避疫僻壤，煎熬水火，孰问死生。”[30]
（三）医学界的应对措施
中医是预防和治疗瘟疫的主力军，很早就对瘟疫进行深入探讨，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中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因为福建的瘟疫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地传染进来的，当时“邑人未闻鼠疫作祟，医者也无疫理之识”[31]，所以福建名医通过出版医书等方式防治瘟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瘟疫条辨摘要》在厦门出版。两年后福建名医郑肖岩在福州出版《鼠疫约编》。福州的郭云团多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互参互用，治疗时疫 [32]。这些都是治疗福建当时流行的瘟疫的处方和方法。
注释：
[1] 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时期重大疫情与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46．
[2]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5．
[3] 林学增等．民国同安县志·卷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0、31．大事记
[4] 石纪有、张琴．民国莆田县志·卷三《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06．大事记
[5]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59．
[6]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93—139．
[7]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15—139．
[8] 杨林生，陈如桂，王五一等．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J]．地理学报，2000,19（3）： 243-248．
[9]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97、105．
[10] 陈国忠．福建之疟疾[J]．中华医学杂志，1940，26（12）： 1101．
[11] 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四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354． 列传二百二十一《黄辅辰传》
[12]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435、436．
[13]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111．
[14]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23．
[15] 董秉清等．民国永泰县志·卷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3．大事志
[1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40．
[17] 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J]．地理学报，2003，58（6）：873．
[18] 郑忠民．解放前德化县鼠疫流行概况[M]．德化文史资料·第三辑．德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德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66．
[19] 邓牧源．建瓯鼠疫病史[M]．建瓯文史资料·第四辑．建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建瓯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154．
[20]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4．
[21] 余新忠．20世纪以来的明清疾病史研究[J]．社会史研究通讯，2003，（3）：34—35．
[22] 张汉等 ．民国上杭县志·卷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1．大事志
[23] 徐心希．略论清朝福建与台湾两地的灾害与防治[EB/OL]．国学网——中国经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5916）．
[24] 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 ·卷一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60．职官志三
[25]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 ·职官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8790—8791．卷一一九
[26]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70．
[27] 厦门市修志局．民国厦门市志·卷二十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641．节义传
[28] 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J]．历史研究，2002, （1）： 114-127．
[29]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 [M]．江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570．
[30] 郑忠民．解放前德化县鼠疫流行概况[M]．德化文史资料·第三辑．德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德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60—66．
[31] 郑忠民．解放前德化县鼠疫流行概况[M]．德化文史资料·第三辑．德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德化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60—66．
[32] 孙坦村、肖诏玮．福州近代中医流派荟萃[M]．福建：福建科学出版社，1994，231．
（作者单位：福建省晋江市方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