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忧患意识新解

　　忧患意识不等于杞人忧天，亦非悲观绝望，而是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开拓的哲学智慧，它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类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及其关系中各种危机现象的本质认识、价值诉求。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忧国忧民，锐意进取，建功立业，今天它同样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统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儒学、道学和佛学，特别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

　　范仲淹生活在内忧外患、昏暗腐败的北宋王朝，自幼丧父，寄人篱下，家境贫寒，划粥断齑，深感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至理，他常言：“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慨然有志于天下”。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范仲淹始终坚持其在朝则以“至诚许国”，受贬则“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具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它统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学、儒学、道学和佛学等。他极为重视易学，特别是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将之视为其忧患意识和新政主张的重要理论根据。据典籍记载，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周易》。他自己的诗作也提及其“忘忧曾扣《易》”。《周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乱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儒学也具有丰富的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同样，无论是道家之学，抑或是道教之学，都成了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范仲淹引证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范仲淹护持寺庙，参拜菩萨，交游高僧，挥毫作序，已将佛禅忧乐圆融，荣辱不惊，悟在当下，无修之修，明心见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忧患意识之中。他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蕴藏着五个层面的内容和两个方面的重要特质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内容丰富，至少蕴藏着这样五个层面：一是担当精神。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而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二是进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对失败，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坚信“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临终《遗表》云：“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四是整体精神。范仲淹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认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至于扣诸子，猎群史，所以观异同，质成败，非求道于斯也。”

　　从他本人拳拳忧国忧民之心与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视阈看，其忧患意识表现出文韬武略，知行合一的特质。一般说来，忧患意识应该是人们忧心与忧行，忧志与忧功，也即知忧与解忧的辩证统一。集将、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德足以传世”的范仲淹，其忧患意识正是如此。他不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有忧天下之心”，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的事功伟绩。范仲淹忧患意识还表现出至诚许国，进退如一和是非循环，忧乐一体的内在特质。他即使无端遭贬，身退江湖之远，也难以真正“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而是“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议当深典。可无退省，抑有所闻。”正如后人所评价云：“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范仲淹忧患意识不是悲观绝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种自觉而强烈的担心、牵挂和关爱。与历史上的屈原等人一样，都是悲天悯人，爱国爱民，忘忧乐道。

　　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

　　后人常将范仲淹与诸葛亮、韩愈等称颂为史上“五君子”，这足见范仲淹包括其忧患意识在内的功业文章与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影响。范仲淹忧患意识不仅影响着其同时代的韩琦、富弼、苏舜钦、欧阳修、孙复、胡媛、石介、李觏、张载和王安石等人的教育、政治和军事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二程、朱熹、陈亮、叶适、陆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宋元时期的理学思想。明清时期，范仲淹忧患意识的影响尤为突出。康乾二帝同赞他是“济世良相，学醇业广”，褒扬他具有忧乐与民的高义品质：“希文古大臣，不与伊葛殊。特达圭璋器，心迹如天日。庙堂而江湖，忧乐与民俱。”“文正本苏人，坟山祠宇新。千炼传树业，一节美敦伦。魏国真知己，夷维传后尘。天平森翠笏，正色立朝身。”李贽、王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的忧患意识就深受其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距离范仲淹时代越是久远，范仲淹忧患意识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不是越来越弱化，而是越来越广泛而深远；越是处于求新求变，救国救民的非常时期，其影响也不是越来越式微，而是越来越重大而深刻。范仲淹忧患意识对近现代，尤其是熊十力、胡适和钱穆等人的忧患意识之影响就是如此，它大大超过上述两个历史阶段。

　　范仲淹忧患意识，早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为民兴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动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只有懂得了忧患意识，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乐观精神，也才能知道希望在哪里。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们越应增强风险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强化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沉着应战，及时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周边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中华文化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今天，知识分子更应不辱使命，站在时代前列，将忧国忧民之心，爱国利民之志化为具体行动，以促进各阶层间的意见沟通，各民族间的文明对话，协调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文明、宗教间的价值冲突。

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