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于“竹岛”的记载至少要早于日本近四百年

　　韩国和日本关于独岛（竹岛）领土主权的纷争由来已久，今年入秋以来，两国再次为独岛（竹岛）领土主权剑拔弩张。韩国以为“独岛”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罗时期，当时“独岛”被称为于山岛（512年）、三峰岛（1472年）、可支岛（1794年）、石岛（1900年），1906年起称为独岛。未见“竹岛”一词。而日本方面则于日本宽文七年（1667）齐藤弗缓《隐州视听合纪》第一次使用“竹岛”这一名称。该书写道：“隐州在北海中……戌亥间，行二日一夜，有松岛，又一日程，有竹岛。”（任蓉《从国际法视角解析韩日“独／竹岛”归属问题》引）其实，中国早在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东征日本时就对“竹岛”有过明确记载。

　　据史书记载，元至元十八年，高丽业已归顺，蒙古帝国复分兵二路东征日本，一路由龙虎卫上将军、征东行省右丞洪福源与右丞欣都将舟师四万，由高丽金州合浦进发；一路由怀远大将军楚鼎率千余人从左丞范文虎等将兵十万，由庆元、定海等处渡海，二军期至日本一岐、平户等岛合兵登岸。后因遭遇飓风，洪福一路“兵未交，秋八月，风坏舟而还。”（《元史》卷一百五十四洪福源传）楚鼎一路亦因“大风忽至，舟坏，鼎挟破舟板漂流三昼夜，至一山，会文虎船，因得达高丽之金州，合浦海屯驻散兵亦漂泛来集，遂领之以归。”（《元史》卷一百六十六楚鼎传）需要一提的是，“非将非卒”的孔文杓也竟以“随军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此次东征，并撰写了大量诗文，汇编成《东征集》。其书虽然早已不存，但方回写的《东征集序》里却保存了部分内容。序云：

　　永嘉孔君文杓，予三十年前识其先君于武林，近袖诗来访，阅《东征集》，乃知辛巳六月，君从军发四明，自神前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罗。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岛，尽一月，逗留不进。八月，旦夜未艾，遇飓风，舟师歼焉。帅独帆走高丽，死者三数十万。与予所闻皆合。君偶得不死，附小校破舟登所谓合浦者，过平壤之都，渡辽阳之水，历故女真契丹之境，由平滦州抵燕山，凡九十四日，徒步七千余里，又久之，然后复得南归。君非将非卒，特一寒士，轻视鲸波，狼狈至此，岂非亦好奇之过乎？予独喜其《莫忘吟》者，得叙事体，初曰：‘岁纪重光大荒落，舟师东征赫且濯。泊向竹岛更月籥，其日甲子仲秋朔。夜来昏雨风色恶，昧爽白浪堆山岳。阳侯海若纷拿攫，艨艟巨舰相躏轹。樯摧缆断犹斧斫，千生万命鱼为槨（此一句奇绝）。百舟一二著山角，跳踯争岸折腰脚。依然魂爽归辽邈，幸者登山走如㚟（敕各切），形命虽存神已索。’……读此有春秋诛心之笔在焉。君诗善押险韵，善用雅语，善赋长篇，天下奇观无过于此役，天下奇作亦无过于此诗。死中求奇，奇中脱死，天所以不死君者，欲留此《吟》以为诗史乎！

　　这些记述与国史彼此印证，互为补充，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它充分说明至少在至元十八年（1281）东征日本以前，中国人就知道“竹岛”，这比日本宽文七年（1667）齐藤弗缓《隐州视听合纪》的记载要早近400年。至于究竟早到何时，我想或许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时期吧！元初，孔文杓作为一介寒士所以能确切指认其为“竹岛”，并长时间逗留，也正是因为此岛向由中国发现、命名和掌控。另据《元一统志》，元初曾设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侵鲸川之海”。其所谓“鲸川之海”，即东滨“日本海”。而“日本海”也见于本书所载，并非像有人说的，是“1815年由俄国航海家A.J.v.克鲁森斯特思取名”。

　　关于孔文杓这个人，文献记载不多，只知其字端卿，永嘉人，孔子五十四代孙，在孔族中属于平阳派。也有说他是五十三代孔淐的孙子，字宗平，句容人，授池州教谕，除西湖书院山长。孔文杓当时所以要请方回为书作序，一是因为他是父亲的旧相识，二是因为他是有名的大诗人。方氏生活于宋元鼎革之际，遭遇坎坷，宦海浮沉，对于孔文杓的这场惊心动魄的经历感同身受，赞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