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历史使命
【内容摘要】从夏商到清末，语文始终肩负着传道责任，教育、熏陶着中华民族，熔铸了中华民族的灵魂。虽然自开科举后，带上了功利主义色彩，阻碍了道德文明的传播，但中华文化还是传承下来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质是文化自虐运动、去中国化运动，开启了文化亡国的过程。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的现行语文教育，背弃了“传道”传统，抛弃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迅速下滑。重振“传道”传统，重树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是语文当下的历史使命。
【关 键 词】语文；传道；新文化；使命
本文所论“语文”，主要指语文教育，也包括与语文教育密切相关的诸如文字改革、语音统一、白话运动等等。
语文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愿重提唐代韩愈的经典结论：语文（教育）的责任是“传道”！
从夏商到清代，语文肩负传道使命，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语文的产生，历史悠久。从夏代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开始，作为教育象征的学校“庠”，“序”就已出现，学校借助文字开展教育，诞生了语文教育。当时的学校 ，人伦道德教育是重要内容。《孟子·滕文公》指出：古代学校有共同任务，“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所以明此而已。”商代已有基本成熟的文字作为教育手段。这一时期，因为“孝”是统治阶级最强调的基本道德准则，因此成了教育的中心内容。孔子曾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认为一切“教化”都为着要弘扬“孝”道才产生的。西周的学校教育首先强调的也是以“孝”为中心的德行教育。《周礼·地官司徒》：学校以“三德”（ 至德、敬德、孝德）“三行”（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教国子。所以，德行教育,其中尤其是孝道教育，在西周之前就奠定了语文教育的基础，形成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不管是春秋战国，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从孔子、孟子到韩愈、朱熹，再到陆九渊、颜元,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秉承这个传统。孝弟忠信，仁义礼智，是语文课的核心内容。所以，古代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教育，而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做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韩愈给教育规定的首要任务：是“传道”，这个道，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齐、治、平的基础；这个道，就是北宋大儒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处在天地之间的“人”就是“心”，“立心”就是“树人”，意思还是做人教育。教育学生注重德行，加强道德实践与道德理性，注重气节与操守，培养高尚的精神境界，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把个人道德与担当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同时还教育学生当仁不让、舍生取义，临危不苟，不计成败利钝、不计安危荣辱。中国古代教育家建构起来的这一套教学内容，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漫长的历史上教育、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各界精英人物，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繁荣。不仅如此，如《礼记·学记》所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长期的教育，使孝弟忠信仁义廉正，在民间形成主流的道德风气，中国的教育熔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古代教育流传给后世的另外两件宝贝是文字和文言。至少从商代开始就有了文字教育。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学生刻字的练习（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28页）西周的学校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识字课本《史籀篇》。秦汉时又出现《仓颉篇》、《急就篇》等识字课本。王国维说：“古人字书，非徒以资诵读，且兼作学书之用”，“汉时教……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 “《儒林传》记载了小学生书写《急就篇》的例子（顾炎武《日知录》）。可见，语文教学素来注重汉字的释读与书写。历史上出现了从汉代《说文解字》到清季《文字蒙求》一类的字典，使学生识读汉字，而且了解汉字字义；出现了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为代表的书法名家。旧时的官员、文人墨客，大都写得一手好字。
文言文是古代教育所赖以承载的书面语言。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复杂，人们除了用汉字之外，就靠文言来交流，所以文言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团结、统一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人用文言著书立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记载了中华文明发生、发展的漫长而辉煌的过程。 文言文遵守“思无邪”原则，历来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辞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是“最干净”的文字。读起来令读者心目清爽、怡情忘神，陶醉其中。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鲁迅笔下他的塾师寿镜吾先生朗读时“微笑起来”、“将头仰起，摇着”、“拗过去，拗过去”的入神之态。
语文在从夏商到清代漫长的时间里，所担起的历史使命是：确立了正确的教育宗旨，建立了一套稳定的教材；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熔铸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其次的历史功绩是守护并发展了祖先创造的文字和书面语言。
在这漫长封建时代里，语文也有两大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一尊儒说，过分强调“内省”、“慎独”的个人修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思想自由；一味忠君孝亲尊师压制了民主思想的产生；其二，自科举诞生，语文就与考试结缘，渐变为科举的奴仆，“传道”日衰，“传器”日显，清季尤甚，郑板桥在其家书中痛斥时弊：“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后来越来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更不可当。”语文的这一缺陷，不幸在今天非但不得矫正，反而恶性发展，令人扼腕！。
清末民国，救国保种，语文发生巨变，陷入空前困境
清末，随着封建社会日见衰亡，教育也更显衰颓。“儒学浸衰”、“官学积渐废弛”（俱见《清史稿·选举志》）清末的科举和学校风气甚为败坏，请谒舞弊、弄虚作假、贿赂成风。虽然当时的教育依然守着四书五经，而传递道德文明的功能却明显衰退。西方列强多次入侵，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亡国亡种危机迫在眉睫。开明官员、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向西方学习。晚清时期的中国首要的历史责任是救亡图存，教育在这段时期有了一系列变革，出现了“西学”，开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等等。教育内容出现巨变：民国之初，停止了“读经”，翌年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教科书。传统文化滋养民族的“脐带”就此斩断。为便利民众学习 ，语文其他方面有拼音化改革、文字改良、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这些改革的共同指向是：语文工具必须简易而有效；重点是言文合一：“我国言与文分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劳乃宣《〈简字全谱〉自序》）“如欲开民智以自强，非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识字，人人能阅报章……非有言文合一，字母简便之法不可。”（王用舟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言文合一，施诸社会，催生了新文化运动；施诸于语文教育，就有了1920年北洋政府训令学校将文言文改为语体文。现代语文教育的产生，从此开始。
语文巨变的原因含有相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简言之是时代使然，但也有显而易见的谬误性：言文合一固然使交流“工具”简易化，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只要广大民众仍处在被压迫受奴役状况，没有基本受教育权，“开通民智”“普及教育”之类都近乎空想。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其《平民教育概论》里有记述：据（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改进社统计，当时4亿人中有3亿2千万不识字。即80%不识字；到解放前夕，文盲占比仍在80%以上，可见30年无变化，“开通”、“普及”成了空喊的口号 。
但这一时期批判旧文化激进为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却长期未引起注意，即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派”走到了一概否定旧有文化的危险道路。他们把中国的问题首先归咎为语言文字问题，提出许多国人难以接受的激进主张。钱玄同断定：“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汉字不可 ”、鲁迅预言“汉字终当废去”，要“为我们而牺牲汉字”（《花边文学》）；他们判文言是“愚天下之具”、“僵死的语言”；胡适论断中国二千年的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痛诋中国文学“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腐艰涩”，一心要推翻（《文学革命论》）；鲁迅公然主张“不读中国书”。中国文化域内的传统戏剧及中医中药等也受到这一派火力十足的攻击，叫嚣中国戏馆要“全部封闭”、“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散布“中医是妄说”“不足信”，“要取消”，鲁迅就根本反对中医。 更令后人震愕的是他们以反对孔孟儒学为突破口，反对一切传统文化，陈独秀蔑称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鲁迅称古书里只有两个字“吃人”，要人们“舍掉古文而生存”，钱玄同要将所有中国载籍“付之一炬”，此类过激言论发泄的是与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二十年代“学衡”派学者、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梅光迪曾说：“灭其国者，多灭其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成了可怕的文化自虐运动。与五四救国的性质相反，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化亡国的过程，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直至今日。
转回语文教学。自确定白话文为主体后，现行语文教育正式登上语文课堂，传统文化丧失了传承的主阵地。我曾经评论过，这种改变是缺乏冷静、理智、慎重的:一没有历史先例，二没有理论依据，三没有实践证明。（《再谈回归传统》光明日报2009年2月9日） 新式语文教育是在这“三无”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近百年的事实证明,它造成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既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失去了道德文明的传承。
重振“传道”传统，唤回中华文明，同时吸收外来文明，是语文新的历史使命
解放后广大民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经过大规模坚持不懈的扫盲，普及教育，直到今天，文盲率已降到4.08（国家统计局）。汉字简化、推行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这三大方面成果更是明显，泽惠天下。中国古代戏剧、中医中药等也在极力振兴之中。唯独语文教学是例外。语文教育面对的现状是：从建国后算起，三代（如果20年为一代）中国人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系统的熏陶。语文教育培养的是一代一代不懂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人，实在是荒唐！现在上从国家领导下至芸芸众生，都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根基，文教界官员也无例外，这一改变，是举国上下无论前辈哲人还是后辈贤达都未曾预料到的“去中国化”，中国人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底气，中华民族被推到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悬崖。
传统文化不传，导致五千年文明不彰。建国三十年，传统文化一再遭受批判厄运；改革三十年，全民抛进商海，各方争利，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礼义廉耻，仁义忠孝这些支撑民族的道德基石再次被冷落、被抛弃，金钱崇拜、唯利是图成了流行的人生哲学，由此滋生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杀人抢劫，卖淫贩婴、奸伪欺诈，社会的“溃烂面”呈弥漫性扩散。为非作歹演绎着它的丰富性、离奇性、创新性。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道德精神层面迅速沦落。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凝聚力严重衰减，声势浩大的移民潮即为一证。眼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生活普遍改善，移民浪潮却愈发趋高。仅仅三十多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已经超过600万；有三类移民特别引人关注，一是先富者，仅2010年中国资产过亿的人中，27%已经移民，47%正考虑移民,。二是学界精英，以清华北大为例，自1985年来清华高科技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是76%（《中国青年报》2012年3月28日）三是演艺界精英，大量的著名演员、运动员、文化工作者移民海外。移民成潮而不退，原因是多元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与一个国家的教育有关。上世纪二十年代，章太炎的《救学弊论》中指出：时下青年学子“喜纷华”、“求报偿”、“趋于赢利”、“惰游”、“崇洋”等低俗道德的形成，实与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弊端有很大关系。他忧心忡忡说：“吾所忧者不止于庸行，惧国性亦自此灭也”。清末民初就倡导的改造国民性，现在又成了空前紧迫艰巨的任务。
古人说：“学校者，风气之源”，教育在中国历来受到重视。《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孔子视教育为施政的基本手段，特别是社会秩序混乱的时候，更重感化性的教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论述学校教育作用时说：“盖使朝廷之士，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明夷待访录》）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愈来愈完善，诚然好事；但如果 “重法轻教”甚至“重法弃教”，则必然律令愈苛严，民风愈浇薄。改变现状，强健民族筋骨，充盈民族“精气神”，首先必须靠教育，语文教育更是当仁不让 。语文是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主要手段，是“传道”的主要手段。我们亟需把“仁、义、孝、信”这些救人心、挽世道的中华千古名方教给后代子孙。让民族正气抬头、仁心苏醒。近一百年的打压，传统文化确实成了濒死文化，挽救它的消亡，是中华民族第一要觉醒的大事，是每个中国人的大事。“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温家宝语），重树民族精神、重铸民族灵魂，这就是新时期语文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唯有语文教育能担此使命。 语文教育之所以能担此使命，它的优势在于：能从低龄儿童开始授教；有最广大的授教群体，有授教时间的长期性 。这是任何其他教育形式所不具备的。
语文教育要能担此重任，必须回归到文言诗文为主的教育。传统文化富藏于文言诗文。只有借由文言，我们才能与孔子、庄子等古圣先贤开展心灵对话，获得精神滋养。
从语言的角度说，汉字的真蕴，它的奇妙的引申演化：汉语表达的简洁、典雅、灵动、错落有致，也富藏于文言诗文。借由文言，我们才能感受汉语之妙，妙不可言，汉语之美，美不胜收，从而热爱母语，生发浓郁的家国情怀。相比而言，白话文无资格代表汉字汉语，无资格代表中国文化。
必要的申明
我不是守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传统文化向来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在斯文不再的时代，只是更强调传承而已。
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有接受外来文明的传统，我们应该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现实世界，博爱、平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已具有公认的普世价值，为传统文化所轻视或缺失，语文教育要发挥相应的补缺作用，精选内容，供学生课外阅读。让学生在中外经典的学习中，互为比较，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我希望中国的语文教学，既能保持住中国的文化特色，贡献于世界文明，又能吸收各民族精华、同步于世界文明 。
如此之后的语文，必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蓬勃的生机。我们迫切地盼望着它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