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箕的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吴应箕的荣辱观在晚明士子中很有代表性。他不仅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强调了士人，特别是士大夫“廉耻”之重要，还从制度层面思考了如何引导士大夫树立有利于统治的荣辱观。那么要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呢？本文从思想基础、评判标准、基本要求和集中表现四个方面论述了吴应箕荣辱观的具体内涵，并结合前述分析了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吴应箕；荣辱观；内涵；价值
作者简介：章建文，男，1967年生，安徽池州人，池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兴孝（今安徽石台县大演乡）人，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抗清英雄。他生活的晚明，是一个经济较为繁荣、价值多元的时期，也是一个政治腐败、道德失范的时期。作为一个儒生，他虽八试南闱而不售，名不列朝籍，但一生以天下为己任，怀抱忠君爱国之心，求荣避辱，积极进取，留下了不少荣辱观的论述，并以自己的一生来践履自己的荣辱观。梳理与总结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与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吴应箕在崇祯丙子年从邸报见天下言事者甚众而俱未有当，“于是退而拟策十首，欲上之，不果”。这些策论从创作意图上说是针对当时的政治给皇帝开出的一剂挽救统治危机的药方。其中一首为《励廉耻》，他说：“臣闻古之善治天下者，水旱不足忧，盗贼不足患，而惟风俗之偷下为可惧。夫风俗之厚薄生于人心廉耻之有无。廉耻者，是政治得失之所从分也，事功成败之所由，而人才消长之所自出也。故古之达治者必谨之。管子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盖重廉耻也。”（《楼山堂集》卷九《拟进策》）“风俗之厚薄生于人心廉耻之有无”亦即廉耻之心乃教化之端，它直接关系到人才之消长、事功之成败、政治之得失，可见“廉耻”关乎国家之兴亡，所以统治者应该重视。
先贤们在强调树立荣辱观的重要性方面已有过大量的论述，但吴应箕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而是有着更进一步地深入思考。
“大臣荣辱关国体”（《楼山堂集》卷二十三《读少京兆徐公救郑司寇下狱疏有感》），在《上郡守孙公论考童生荐名书》中他又说“生闻士大夫有廉耻而后天下有风俗，上之人有风厉而后下之人有廉耻”（《楼山堂集》卷十三）。显然，在他看来，士大夫的廉耻之心对良好的社会风俗有示范和导向的作用。要使社会风气得到根本的扭转，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士大夫要有正确荣辱观念。
所谓荣辱观是由“荣”与“辱”两部分组成，它们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内在的羞耻心与外在的荣誉感。儒家先哲们在如何培养内在的羞耻心方面有过大量的论述，但对外在荣誉的激励及其机制却很少探讨。吴应箕针对晚明道德沦丧、伦理失序的现实，从“圣王治天下不恃人之皆廉，恃吾有以使之不贪之则”（《拟进策·塞贪源》）的观念出发，思考了朝廷在士人荣辱观形成过程中为什么要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行政措施。
在《励廉耻》中他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崇祯时“陛下起而荡涤振刷，与天下共图更新之治，行之几十年，而■喙尚张，寇氛转厉，吏治益偷，贪风不息，陛下求其故而不得”的原因，揭示出“偷惰已久，顽钝成风”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不正确的道德评判对士大夫正确的荣辱观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见一二峻洁有守之人及伉直不挠之人，则病之为矫，戒之为取祸；而又有一二大臣怙势行私，益以沮折天下之士气，如是而何知主忧臣辱？”正因为如此，一些简单的“更制用贤，辟门受谏”的行政措施不仅不能“振厉其气”，反而“赞其邪枉之心，而益启其侥幸之窦”。针对如此之现实，吴应箕提出国家朝廷要在士大夫荣辱观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多方面的强有力行政手段，引导士大夫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念。“今陛下试远览大奋，罢尸素之大僚；穷蔽炀之积慝；诛锄贪墨之风；激厉奔北之气；穷治天下言事者扶邪幸进之私；内慎吏部之选，非天下极清介者不得任外；严巡方提学及各方典试之差，非天下极执持者不得；推官以墨败禁所在有司，无复以士夫之礼相待；士以倖闻令自郡邑之试，以至春秋两闱皆引绳披根而治其私，又敕巡按御史严禁乡绅请托，而并设为地方举劾之条。如此庶可以激发人心之愧怍，而廉耻当因之而生。夫人之廉耻，其所自有也，必至于多为之制而后生，此亦非盛事，况其相胥而无也，则又何治功之足问也。”他从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从改变仕风开始，改变仕风必须改变人事制度的理念出发，从官员的考察、选拔、考核、任用、罢免等方面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匡扶正气，使士大夫的道德行为（荣）得到表扬与激励，不道德的行为（耻）得到批评与处理，“如此庶可以激发人心之愧怍，而廉耻当因之而生”，从而形成充满正气的士大夫主流荣辱观，从根本上改变仕风，促使社会风气的彻底好转。
二
吴应箕的荣辱观是从经世的理念出发，立足于儒家文化的土壤，构建出的一个内容丰富的系统。《国门广业序》中的“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楼山堂集》卷十七），可以看作是他对士大夫正确荣辱观进行的概括。下面我从思想基础、评判标准、基本要求及其集中表现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以揭示出其荣辱观的具体内涵。
（一）荣辱观的思想基础：以忠孝立身，以天下为念
吴应箕在《复方孩未先生书》中对所先之“道”进行了界定：“夫天下之道不难辨也。以忠孝立身，以天下国家为念,便可引之为吾徒”（《楼山堂集》卷十六）。在《池阳郡邸分韵序》中又说“予惟今日■躏内地，陷城郭，杀人民，流贼出没豫楚间，大江以北求室家完聚者不可得，我曹方以文字取科第，必期扫灭二患，以抒天子宵旰忧。固宜每食辄置，中夜数起求无负此。”（《楼山堂集》卷十六）“夫人臣遭国家有故，当使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则宁竭力以至于死。”（《楼山堂集》卷一《晏婴论》）在南明政权被清所灭之后，他响应金声的义军，在贵池起兵抗清，并写下“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诗句以明志。由此可知，他将自己的荣辱观建立在忠君爱国的根基上，要求士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他的“忠孝立身”不是对皇帝一家之天下的愚忠，他说“守正者虽违世见，殆其立志较然，自可行其所是，以合乎圣人之经，岂与夫依附揣合如褒宏者流，议虽伸于一时，而孰知其为万世羞也哉？是故事君而揣人主之私以立说者，君子终不予之为知礼也。”（《楼山堂集》卷四《师丹论》）为天下国家之大甚至可以怀忠犯主、直节抗疏，结合《拟进策》中的《持大体》、《养民财》等篇可以看出，他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天下，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政治有序，是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对人民、对民族的热爱，对朝廷、对国君的忠诚，在他身上已内化成一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此他一方面为挽救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出谋献策，写下了《拟进策》、《时务策》、《兵事策》，《募立社仓议》、《江南平物价议》等策议类建议，这些建议虽未得以实行，但其上策的本身及其内容无不渗透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和忧国忧民之念。另一方面还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来表达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二）荣辱观的评判标准：观其大节，重其事功
不同的人对于荣与辱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吴应箕在经世致用的理念指导下，提出了观其大节、重其事功的评判标准。
首先，从行为的动机上观其“设心之公私”。他在《时务策（一）》中说“天下之士不难辨也，由设心之公私以观立朝之本末，而邪正较然矣；邪正不难辨也，观其取舍之所归，究其成败之所系，而是非较然矣。……是故观人者先其大节，略其细谨，察其本情，要之末路，此百不爽一者也。”（《楼山堂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先其大节”就是看其是否出于公心，看其是否从天下国家的利益出发，为天下谋福利。
其次，于出处祸福之间来观察其“设心之公私”。“天下唯出处之际可以观人，而祸福之间则人之本末立见”（《答沈眉生书》），“生死之际可以明人之处心，进退之间足以观人之大节”（《楼山堂集》卷九《时务策（一）》）。
再次，从行为的结果上断其“设心之公私”。他在《复方孩未先生书》中说“忠孝必临之生死而后明，天下国家必试之实事而后见”。
“略细而观大，探始以要终，察其公私而真伪见，审其真伪而是非睹”，不仅提出了以公私来评判荣辱，而且还提出如何察其公私以断荣辱。然而重要的是吴应箕仅以此作为荣辱评判的基本前提，他还向士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追求“风烈事功”。他不仅仅追求风烈名节，更重视事功，要求士人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追求虚名。为追求事功，可以忍辱负重，他说“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谋，甘绌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后其心白焉”（《楼山堂集》卷一《子产论》）。在《上嘉善钱相公书》对公孙弘的阿世取宠进行了辩驳。他说：“某尝读史以公孙弘曲学阿世，此无足道者。然居武帝时，人主刚察，海内多事，而弘数年称职，未必非其重轻术，延宾客之效也。”（《楼山堂集》卷十三）在《公孙弘论》中他又说：“予迹弘之始终，弘盖足智持术善处功名者，即以从逆疑之，不亦过乎。……固知守正不阿为人臣之大节，而善处功名者，使不有生平之可见，则其邪其正，皆人所得意而加之矣。”（《楼山堂集》卷四）由此可以看出，吴应箕从天下国家的利益出发，观其取舍，究其实事，断其是非正邪荣辱。
总之，吴应箕建立在“以天下国家为念”的基础之上的以“风烈事功”为荣辱的评判标准，就是要剔出虚名，强调实际的贡献，同时还含有士人要有所执持，自己的功过是非、正邪荣辱有待历史来评价的理念。
（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持正清廉，尽职尽智
“所急者，谊也”，“谊”即“义”，“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那么吴应箕求荣之正路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守正进取。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楼山堂遗文》卷五《宾王集序》），所以他对守正进取特别强调。在《答沈眉生书》中对如何守正进取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君子自有进退之正。受荐而入京，正也；既事科举，不欲复从他进，正也；又无轻保举之名，而怀忠犯主所争者，皆天下国家之大，正也；言既不用，奉身而退，以吾爱吾鼎，正也；既以言事而退，又不欲更从科举而进，亦正也。但身非丘壑中人，而还念制举为本分之事，又亲之垂望，方深友之劝出者亦力，则免事场屋亦未始非正，然足下自有主持，弟不必屡申喙耳。”（《楼山堂集》卷十五）“其（陈中湛）竭忠尽智，持正守法者，为数十年仅见。”（《楼山堂集》卷十六《陈中湛归来草序》）所为不论是为人还是为官，都得持正守法，采取正当的方式，不可见利忘义，不择手段。
其次，廉洁奉公。在《上郡守孙公考童生荐名书》中说：“姑即一考试童生之事论，而风俗之坏于兹极矣。揆厥其由，则以士大夫不知廉耻，公受贿赂，相为请托，而公祖父母不务教化，专以考试媚悦乡绅”（《楼山堂集》卷十三），“外官取偿于民，京官则取偿于外官，其源同也。有要津，有奥主，有座师同年，乡曲之援系于是；有大计，有京察，有被劾而求薄其议，有蒙荐而益美其迁。凡此能虚得之乎？视其人之崇卑戚疏以厚薄其贻馈，而其人即以其厚薄之数为效力之浅深”（《拟进策·塞贪源》），贪墨成风，使“入官者自通贿赂、善事权贵外，觉天下不知更有何事？”（《拟进策·励廉耻》）士大夫荣辱观严重扭曲，毒害了社会风气，所以他强调士大夫要以持正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在《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中称杨涟的清廉为百年仅见，“夫涟何如人也？自为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家徒四壁，……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尽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楼山堂集》）
再次，尽职尽智。万历时由于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是非缺乏最终的裁决，官员的成绩得不到朝廷肯定，他们的过失或不作为朝廷也不予追究。天启时宦官专权，政治环境更为恶劣，官员屈体辱节者有之，远身避祸者有之，畏罪持禄者有之，还有就是“精神不用于职业，惟以恣喜怒、作威福为能事”（《拟进策·罢无用》）。针对当时仕风，吴应箕在《励廉耻》中提出“罢尸素之大僚”，“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拟进策·别邪正》）。在《答沈眉生书》中对鄙夫小人不能尽职尽智进行批评：“鄙夫小人犹以不善藏为惜，以不待时为讥，吾不知寇雠交作为时已久，彼天下岂少待者藏者，而冥默盈庭，流离满野，谓之何哉？”还在《拟进策·罢无用》中更是要求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四）荣辱观的集中表现：崇尚气节，以身殉义
气节，即坚守正道的坚定性，不因自己的出处顺逆而放弃，不因外界的压力和生死利害而扭曲，“虽刀锯鼎镬之必蹈，无天地日月之或移”（《楼山堂集》卷二十《吊忠赋》），“节不可变，虽临之祸福而不动”（《楼山堂集》卷五《荀爽论》）。“名节道所贵，君子慎廉隅”（《楼山堂集》卷二十一《之子》），当这种名节理念与现实发生矛盾而不能解决时，不惜以身殉义，这是吴应箕荣辱观最集中、最突出、最极端的表现。
在《答陈定生书》中充满激情地赞颂东林诸贤：“当日所以死徙杖谪，终身不悔者，无非急君父、尊国家、爱名节、重气谊，虽嫉恶过严，而辅道甚力，此汉之气节，宋之理学兼而有之，真本朝之光辉，百代之仪表也。”（《楼山堂集》卷十五）坚持正义，保守正道，“无论在朝在乡皆当为士惜廉耻，为国家留风化”（《楼山堂遗文》卷四《上孔相公郑太宰言试书》），不因死徙杖谪而后悔，不因权势而屈服。并由此而认为正是这种气节可以使其不朽，有助于教化：“不三案，何以知东林哉？今亦幸有三案为泾渭而邪者尤呶呶焉，此实何欤？夫人而邪也，吾无责焉耳。而依门户者，实亦有人见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岂独不能与政府抗？实呈身焉。岂独能弃官以争且卖友矣。呜呼！此乌睹所谓东林哉？闻高邑诸君子之风，其亦可反而愧死矣。”（《楼山堂集》卷七《国朝纪事本末论·癸巳京察》）
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强调志节的重要性，“古之奸雄，虽力可窃国命，移天祚，而不能夺者，士人之志节也”（《楼山堂集》卷五《荀爽论》）。坚持正道，不惜以死来维护，留浩然正气于天地间。“夫大臣以身系国安危，死何足惜？然有不得已而死，死而足以激发忠臣义士之心，使国虽亡而犹不绝如线者，死之可也。”（《楼山堂集》卷四《萧望之论》）批评“官无气节，奔北不恤，降屈不耻，而仗节死义者，百无一二，名为士，实为贼也。”（《楼山堂遗文》卷五《陈殿赞序》）
三
在论述了吴应箕的荣辱观之后，我们应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深刻认识和理解他的荣辱观对当今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吴应箕已经从制度的层面上思考在荣辱观形成过程中制度设计所起的导向与激励作用，这无疑超越了前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既没有忽视士人荣辱观形成的自律性，又突出了国家在士人荣辱观形成过程中要起主导与操控作用。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伦理可能失序，道德可能失范，这时国家就要利用它的行政资源采取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手段来引导和激励人们确立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的荣辱观，整顿秩序。吴应箕从人事制度入手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很强针对性和可操作的方法，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其次，吴应箕认为“大臣荣辱关国体”，强调士大夫的荣辱观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表率作用。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们的领导干部肩负着教育群众，引领时代精神，提升社会文明的重任，所以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才能对社会风气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风貌起到示范、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再次，吴应箕将个人的荣辱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将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热爱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社会的贡献有机统一起来。在当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个人本位，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的荣辱观对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加强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将个人的发展融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将自己的行为融入到集体利益的实现中，从国家的繁荣昌盛中体会民族的自豪和自尊，从集体利益的实现中享受到集体赋予自己的荣辱，这样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这样的荣誉才是至高的荣誉。
最后，吴应箕的荣辱观有较明显的层次性，有一般标准和最高要求。荣辱观的主体层次的区分，有利于不同的群体在道德实践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而他的最高要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般人很难达到，但却为我们指出一条有价值的思路，不同的主体应该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给我们构建和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