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八

　　费正清（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KingFairbank1907——1991)，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学博士，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从他进入牛津大学直到1991年去世，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清代文献》、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与邓嗣禹等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晚清史》、《观察中国》等。其中《美国与中国》、《剑桥中国史》、《观察中国》等著作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其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者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他创立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一、终生致力于“中国学”的人生道路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生于南得克萨斯州胡龙镇，父亲亚瑟·波·费是位牧师，母亲罗莱娜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任市镇律师。费正清是他俩的独生子。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后来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费正清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工作，1925进威斯康星大学，1927转入哈佛大学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1929年秋，费正清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他的专业方向改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于是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1932年2月，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考察中国海关贸易。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 Denio 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从1933年到1935年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皆是是梁思成所取。1935年圣诞节，费正清夫妇离开中国返美。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该中心在1977年费正清退休时，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是新中国首次接待的美国学者。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在临终前两天将《China: A New History》交付出版。　

　　二、“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与贡献

　　费正清是研究近代中国“中美关系”的巨擘：谈中美关系，不能不谈费正清；在美国研究中美关系，不能不读费正清的书。在美国目前最为活跃的“中国通”中，有不少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这些人已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坚力量。他的著作近年来几乎被全部译为中文，影响越来越大。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亦始于费正清。

　　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其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如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第四类是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下面撮其要者略加简述：

　　1、《美国与中国》（第五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年版。

　　这是费正清的第一本“中国学”专著，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引篇”：中国景观；第一篇：旧秩序（中国社会的本质，孔孟之道，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政治传统）；第二编：革命过程（西方的侵入，叛乱与复辟，维新与革命，国民党的兴起，南京政府，共产党的兴起）；第三编：美国与人民共和国（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第二次革命，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2、《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本书《剑桥中国史》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内容为：第一章导言：旧秩序（历史和中国的革命、旧社会、行政、对外关系）；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帝国在亚洲腹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嘉庆的改革、危机的征兆：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叛乱的根源、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经学研究的范例、保卫边疆是关心的新焦点）；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雅片战争（广州贸易的特点、贪污腐化和公所基金、英—中垄断商人、垄断制的告终、鸦片贸易、律劳卑事件、关于鸦片问题的争论、广州查封鸦片、走向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赎回广州、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国战败：南京条约）；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条约制度的透视、1842-1844年条约的缔结、条约口岸的开放）；第六章太平军叛乱；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第九章清代的中兴；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找西方的技术；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费正清不仅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撰稿人，也是这套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策划人和主编之一。（另一位是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参加撰稿的为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3、《中国：传统与变革》（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著，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版。

　　内容包括：作者前言；第一章：中国概况；第二章：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第三章：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第四章：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国；第五章：帝国的再生；第六章：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第七章：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第八章：明代的国家和社会；第九章：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第十章：中国在19世纪时遭遇的入侵与叛乱；第十一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第十二章：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第十三章：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第十四章：中华民国兴衰；第十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译后记。

　　全书从上古秦汉一直叙述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比较史学角度探索了中国文化的源流，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演变，近代西方势力渗入后传统社会的变革等。

　　4、《观察中国》傅光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

　　《观察中国》是一本论文集，包括作者中国研究的二十六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1、新帝国主义观；2、毛的中国之内幕；3、正常化之路；4、文化大革命；5、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内容涉及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三、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

　　1、学术思想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靠、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利用清廷大内档案用中英两文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但在研究立场上，费正清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和研究东方的。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观念。在他的学术专著中，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都始终持此观点。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观点在美国和西方学者中相当流行，这实际上是“欧洲文明至上”观的反映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观念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2、学术活动

　　费正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创建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中国访问学者的摇篮。

　　费正清另一个学术活动就是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费正清的学术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由于他本人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呼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曾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学术活动第三个令人瞩目贡献就是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四、学术贡献与评价

　　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费正清作为一位史学家，还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费正清也极力推泛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

　　费正清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