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龙学”名家汝南王更生教授

　　【作者简介】朱文民（1948—），男，山东莒县人，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山东莒县刘勰《文心雕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已出版专著有《刘勰传》、《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系列丛书之一《刘勰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一、前言

　　著名的“文心雕龙学”[①]家王更生先生，于2010年7月2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消息令 “文心学”界感到突然，甚至难以置信。

　　我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已经是8月15日晚上。那是林其锬先生给我打电话时，突然问我说：“台湾王更生教授已经去世，你是否知道？”起初我认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他说错了，要求他再说一遍，他大声地向我重复了一遍。并且告诉我，是8月12日在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举行了公祭。

　　回想起这些年我与王先生的交往，回忆起2009年在安徽芜湖 “龙学”会议期间，我们几位与会学者去师大参加祖保泉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时，王更生先生与祖保泉先生久别重逢紧紧拥抱在一起的那种感人场面（自2000年镇江龙学国际会议后，二人是第一次晤面），得知噩耗的这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我与王先生的家属一向没有联系，决定用电子邮件向王先生的高足——台湾空中大学的方元珍教授发去唁函，由她向王先生的家属及其同门转达我的哀思。第二天方教授给我回信说：“恩师一向身体朗健，岂料造化弄人，竟于今年五月中旬发现罹患胰脏癌，仅两个半月，即弃我们而去。至今，我仍觉像一场梦，不敢置信是真！上周四(8月12日)，学界、教育界有两、三百人，我们送别了   恩师，安塔在山明水秀的大溪和平禅寺。”

二、我与王先生的交往

　　我知道台湾的“文心雕龙学”界有王更生教授这个人，还是从牟世金先生1985年出版的《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那里得到的信息。牟先生在该书中说：“王更生，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李曰刚教授的门生。此人是台湾龙学界的重要人物。……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者中，王更生是著述最多的一人。他在承上启下，推动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上，是起了较大作用的。因此，自视不凡的情绪往往溢于言表。如在《文心雕龙导读》这个小册子的自序中，自称是以‘导航的立场’来写此书，要尽其‘舵手的职责’。其中又自评其书云：‘距今而言，想找一本专门对《文心雕龙》内容作深入而有系统性的研究者，舍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部书了。’……王更生对大陆研究情况虽然所知有限，或时有误解，但于沟通海峡两岸之学术研究，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王更生先生的自负之词，反而使我认为，他一定是有自负的本钱，光是出版《文心雕龙研究》这部专著来说，就我当时的目力所及，还是头一回听说，因为大陆上的“龙学”理论研究的专著，仅有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还不是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就我当时的交际圈子，一时还难以读到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更不敢奢望能够见到王先生。听“龙学”界的朋友说，1995年的北京“龙学”国际会议，王先生与台湾的同仁也参加了，此时我也在刚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上读到了王先生的论文，题目是《隋唐时期的“龙学”》，这是“龙学”界第一篇对中世纪“龙学”的探讨，我对“龙学”在隋唐的发展情况，是从王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的。在此之前，只是通过读牟世金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龙学”七十年概观》中了解到从黄侃《札记》以来的现代“龙学”史。1997年冬天，我到南京调查有关刘勰的资料时，在南京的古旧书店买到《文心雕龙学综览》，才在其中读到张文勋先生的《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王更生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在台湾》。张、王二位先生的文章对我了解龙学史特别是台湾的“龙学”非常重要。《文心雕龙学综览》这部书，在张少康、陶礼天和张文勋等先生的两部《文心雕龙研究史》问世之前，是欲想了解世界“龙学”史者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1997年我在《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上，又读到了王更生先生的《刘勰是个什么家》的论文。“刘勰是个什么家？”正是困扰我的一大问题，我视此如宝。不久又读到罗宗强先生稍后于王著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其中罗先生也定刘勰为“文学思想家”，并且还冠以“伟大”二字，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罗宗强先生说刘勰“在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中，可以说毫不逊色。”这使得困扰我的大问题有了知音，壮了我的胆子。

　　2000年的“龙学”国际会议在江苏镇江市召开，我有幸应邀到会。报到的当天晚饭后，我在大厅里向上海的林其锬先生请教有关《刘子》研究的相关问题的时候，有一大批带着行李的与会学者刚刚下车，他们与林其锬先生握手寒暄，我一听是台湾来参加会议的，我就问林其锬先生：王更生教授是否也来了？林先生说：刚才与他握手的那位年长者就是。第二天会议开幕式上，王更生先生在台上发言时，他站起来向与会者鞠躬致意。他高大的体魄，白皙的面庞，普通话说的也相当好，给我很大的惊奇。啊！这就是我久已盼望见到的王教授！

　　晚饭以后，大会组织者在文苑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正巧我与王先生相挨而坐，给了我一个当面向王先生请教的好机会。我先自报家门，然后叙述了我读他大作的体会，称赞了他对《文心雕龙》性质的看法和对刘勰的定位，说他是“龙学”史上第一位称刘勰是思想家的学者，其次是罗宗强先生。我说：定刘勰为文学思想家，还是仅限于《文心雕龙》一书，而事实上刘勰的成就还有大量的佛学典籍整理成果，《刘子》一书的作者在学界虽然有不同意见，我的研究结果是应该承认为刘勰的作品。因而应该在“文学思想家”这个定位的前面去掉“文学”二字，直接冠以“思想家”的头衔。王先生当时非常同意我的意见。日后我在读到他的《文心雕龙读本》的时候，见他在该书中就说：《文心雕龙》是“既有‘思想’，又有‘方法’的巨著，如果说它等于西洋之所谓‘文学批评’，非愚即诬。所以我说《文心雕龙》是 ‘中国文学中的经典’，而刘勰更是挽狂扶倾，以文学济世的‘思想家’，由此两点出发，最能看出刘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龙》与众不同的特质。” [②]可见他对刘勰的定位，早已胸有成竹。

　　镇江市政府为这次“龙学”会议在镇江召开而在文苑立了纪念碑。在揭幕式上，我与王先生合影留念，在会议期间的参观考察中，我也争取机会向他打听台湾有关未到会的“龙学”家的近况。我告诉他，我正在撰写《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系列丛书之一的《刘勰志》，最缺乏的是海外的‘龙学’资料，希望他能帮助提供一些资料和信息。王先生告诉我，台湾的‘龙学’研究很活跃，资料也很多，一时也搜集不全，他编著了一本《台湾近五十年〈文心雕龙〉研究论著摘要》，可以满足我的一些要求。会后，我把我们会议期间的相关照片寄给他，他很快就连书带信一并寄来。先生在信中，那种谦和的态度和秀美遒劲的书法，令我玩味不已。当年的春节前，先生就给我寄来了一个自己精心制作的贺年卡。其后书信不断。

　　2006年，拙著《刘勰传》出版后，给他寄了一本，请他批评指正。当年秋天，我接到2007年6月台湾‘龙学’国际学术会议的预备通知。会议于2007年6月2日至5日在高雄、花莲两地三所大学举行，当我们在高雄机场下飞机，一眼看到王先生不顾八十高龄，冒着高温热流的侵袭，亲自与他的高足廖宏昌、方元珍、吴福相、钱文星等诸位教授早已在机场迎候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情很激动，因为见到了他，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一路辛苦顿时消失。会议期间，王先生一直与我们相伴，或谈学术，或谈人文趣事，十分开心。在向花莲转移会场的时候，途径台湾史前博物馆，馆长是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设晚宴招待我们。博物馆派出了文艺演唱队为我们献歌，与会学者也参与其中，王先生十分开心，也拿起话筒为我们演唱了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演唱过程中，王先生边唱边走在酒席间，拍拍张三的肩膀，歪下头来瞅瞅李四的脸面，十分风趣，令我难以忘怀。在我们的会场转移途中，每到一个景点，王先生都不忘与我合影留念。我返回大陆后，王先生把我与他及诸位高足的合影从台湾寄来，他在教学和研究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不忘这些琐碎小事，在做人的问题上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王先生每次给我来信，总是给我以鼓励。2009年春节期间，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把他读拙著《刘勰传》的体会也写在信中。他在信中说：“先生在‘方志学’‘文献学’尤其对《文心雕龙》及《刘子》真伪问题之研究，可谓超今迈往，有不同一般的新发现，钦佩！钦佩！”并简略地回忆了我们在台湾的交游之后说：“何时再作昔日之游也?”

　　我一方面为先生在我的小书中读出了我对文献学和目录学所下的功夫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想也不排除是长辈对后学的一种鼓励，或者是朋友间的客套话。但是2009年在安徽芜湖的“龙学”会议上，先生在他提供的论文中，直称“莒县的文献学家朱文民”云云，至此，王先生在那封信中的话，可以证实不是客套，而是他真有此感，但却令我惭愧而不敢当。因为虽然在我的书柜里，藏有三十余部文献学和目录学专著，连同我到各大图书馆翻阅的同类著作一起，经我翻阅和研究过的文献学和目录学不下于四十余部，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成果，终因经费无着而未能面世。自己费尽全力搜集到的近四千条“龙学”论著，搞成一个编年索引，原打算作为《刘勰志》的附录一并出版。在《刘勰志》稿评审会议上，省志处的马主任还称赞了这个附录，但是，在出版之际，省志处的主任已经换人，以《刘勰志》与系列丛书中的其他几部相比部头过大为由，大刀一挥就砍去了，使之鲜血淋淋，令我心疼不已，王先生的话也只能看成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了。

　　2009年11月芜湖“龙学”会议上，我们同游安徽师大新校区时，我为王先生拍下了我手中的最后一帧照片。春节前，我给他邮寄照片时附上一封信，信中提出两件事：一是估计台湾2010年有可能开放大陆学生赴台就读，希望他借此机会再指导几名研究生，把他的治学方法传到大陆来；二是希望他撰写一篇文章，阐述什么是“文心雕龙学”，因为就学界情况而言，他最有资格。“文心雕龙学”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很长了，但是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还没有一位学者作一个全面地阐释，也没有人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

　　我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向他请教，先生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呜呼！逝者已矣，生者何堪！

三、王先生的国文教学

　　王先生的教育生涯是由最基础的教育开始的。从教小学到教大学，从教专科生到教博士生，整个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经历了。

　　王先生的授课艺术，凡是听过他授课的学生和同事，无不交口称赞。他在给师大职工国文进修班授课时，同样认真。学员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每讲完一篇教材后都会示范朗诵，然后由学员跟着练习……如此多彩多姿，使学员不至于感到单调乏味，也使得教材由平面化变成立体化、生动化，将原来平淡的教材带入音乐与美感的情境，师生之情便完全陶醉在这样的气氛中……根据人事室统计，一年下来，没有一个人打瞌睡，也很少有人不到或早退的”。[③]王先生的教学，遇到好的诗文，他都是加入吟唱的环节，这是很多教师所不及的，更是大陆教师所缺乏的教学手段。王先生一生从事国文教学，是一位真正的国文教学专家。他把自己几十年从事国文教学的经验写成一部专书，名之曰《国文教学新论》。时任师大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长的蔡宗阳在向社会推介这部书的时候，用的题目是《国文教学的一盏明灯》[④]，该书多次印刷，王先生根据需要再版时又更名为《重修增订国文教学新论》。从王先生的书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作文教学、书法教学、音乐教学、文章赏析和育人融为一体的。要求学生的作文都是用毛笔抄写，连师大职工进修班学员的作文他都是要求用毛笔抄写。王先生的教学与普通教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教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教学中的吟诵形式。王先生的古典诗文吟唱非常优美，令人心旷神怡。2009年在安徽芜湖召开的“龙学”会议期间，山东一位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就专程到芜湖来向王先生学习古典诗文的吟唱。我在工作劳累的时候，也都是打开电脑收听王先生的吟唱，那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王先生曾受邀参加2009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华吟诵周”活动，参加了各类吟诵学术会议和吟诵学术活动，并代表中国台湾吟诵团到北京高校举办讲座，他置高龄和身体不便于不顾。秦，倾心传授吟诵之法。在“中华吟诵周”闭幕式上，先生带领全场观众吟诵《静夜思》，把晚会推向最高潮，获得掌声无数，令人印象深刻。

　　王先生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始于1971年4月。当时担任师大国文系主任的李曰刚先生因病住院治疗，其所任《文心雕龙》课程，委托正在读博士学位的王更生先生暂代。“先生奉命于仓促之间，懍于交付之重，每教一篇，莫不战战兢兢，必先倒背如流，然后上课时，口授指画，绘声绘色，将向称奥涩难懂的《文心雕龙》讲得深入浅出，精彩无比，因此大受欢迎。”[⑤]其后李曰刚痊愈出院后，听到自己委派的代课教师授课得到一片赞扬声，便破天荒地礼聘王更生为兼任讲师，并正式将自己心爱的《文心雕龙》课委由王更生先生接棒。王先生自己在《文心雕龙新论·自序》中也说：“讲授《文心雕龙》于师范大学，用力之勤，更百倍于往昔，举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口之所述，手之所指，一切都和刘勰《文心雕龙》息息相关。因此，使我于文学理论之外，对治学之道、做人之方，别有一番洞澈的体认。此时，《文心雕龙》之于我，已经到了不可须臾或离的地步了。”

　　古人曰：名师出高徒，严师出人才。王先生从二十一岁拿起教鞭，到离开这个世界，从教六十余年，所教学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专科生、本科生的数量，已经无法统计。而经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生，见于记载的有50位(硕士31位，博士19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台湾，王更生先生的教学是有口皆碑。对学生要求之严格，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生台湾师范大学吕武志教授在《一颗挺立悬崖上的苍松——我所认识的王更生先生和他的“文心雕龙学”》一文中，结合自己求师王门的体会和所见所闻有个介绍：他说：“在我请求指导期间有了深刻的体验。哎！那真是灰头土脸的一年。就说论文大纲吧！在我精心草拟充满自信地呈交之后，居然被打了两次回票，一次章节安排欠妥，一次标目不够简明。到了进入实际撰写阶段，则规定两三周呈交一章或若干节，通常隔周即发还，如果觉得还满意，先生便淡淡地说：‘写的还可以，回去把改的仔细看看！’有一次先生大概很不满意，才进课堂坐定，就把我喊到前面，当着众目睽睽，便毫不留情面地严词痛责起来！这一记‘醍醐灌顶’，不只使我窘得无地自容，全班同学也莫不悚然心驚。等到气氛稍微缓和之后，邻座的学长悄悄递来一张纸条：‘别在意，老师指导学生都是这样的，他是爱之深，责之切！’下课打开稿子一看，嚇！可怜的‘满江红’，有大删特删的，有勾来倒去的，有箭头乱窜的，上栏密密的眉批，最后有总评，大而内容见解，小而片言只字，那里当去芜存菁，那里该另舔新意，那里该重新斟酌，无不详详细细，一板一眼。原先每个字都整整齐齐、恭缮的稿子，至此就像大军掠境，满目疮痍。仔细清点，两三万精兵，只剩下八千余残部。哎！同门师兄妹读到这儿，一定是心有戚戚，共把泪洒了！（听说还有的稿子被改了五、六遍，以及五万被删成六千字的记录哪！）最妙的是有一次，某位女生提交论文之最后期限已经迫在眉睫，而久无消息，先生越等越心焦，只好打电话去询问。接电话的是女生的妈妈，说他去姊姊家帮忙照顾孩子。先生一听之下，怒不可遏，马上毫不客气的指责对方：‘妳这位妈妈是怎么当的？妳女儿要毕业，到现在论文提不出来，你都不急，还让她去带小孩妳真是太过分了！’重重地挂上听筒之后，小女儿在一旁轻轻的说：‘爸爸，你指导学生，骂学生也就算了！怎么连人家的妈妈也一块骂呢？’先生每次在课堂上提起这件事，就忍不住失笑。这是他的可怕，也是他的可爱处。毫无疑问，先生是一位严师。他治学严谨也就容不得学生散漫。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自然师严。由于先生热爱学术，视指导学生为学术生命的延续，所以板起面孔的时候就多了；那种严肃，正是他内心极端自律的表露……先生平时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学术之外，他经常是谈天说地，幽默讲笑，问问家庭生活，关心爱情婚姻。”[⑥]正是他在学术之内的严格求，经他指导的硕士、博士生，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我所见，他的学生方元珍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博士论文《王荆公散文研究》，刘渼的硕士论文《魏晋南北朝文论佚书钩沉》、博士论文《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蔡宗阳的博士论文《刘勰〈文心雕龙〉与经学》，都是“龙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如果学生的学位论文有半点抄袭现象，凭他对所导论文学科文献的掌握程度，那是逃不过他的责难的。

　　话说到这里，使我想到大陆上的一些学位论文，抄袭如此严重，如果不是导师对此类学科文献的盲然无知，就是他的失职。如果是盲然无知，还算什么导师？如果是失职，还要这样的导师干什么？可惜大陆这方面对导师没有问责制度。

四、王先生的学术研究

　　王先生从任小学教师时期的二十三岁开始在《国教季刊》第五期（1952年11月出版）发表论文，到我所看到的2009年的安徽芜湖“龙学”国际会议上的论文《中国大陆近五十年（1949—2000）“文心雕龙学”研究概观——以戚良德著〈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为依据》止，共发表论文二百四十余篇（内含少量杂文和序跋）[⑦]，其中“龙学”研究论文五十余篇。先生的学术研究，将文史哲三科融会贯通，使得先生见别人所未见，识他人所未识。先生撰写论文，其逻辑结构皆是由前言、本论、结论三部分组成。当然，在本论部分，又根据内容需要，再分为若干标题。先生的专门著作，也是这样的逻辑结构：全书分为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当然，在本论部分，又根据内容需要，再分为若干章节，脉络十分清楚。先生自己的著作是这个结构，而经他指导的学生的著作，也是遵循着这个模式作下去。在他的学生的著作中，深深地打上了导师的学术烙印。他视学生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除了学术风格以外，而学生做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是他久已想做而来不及做的课题，甚至是他原有论文的细化或深化，例如方元珍教授的《〈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毫无疑问，这篇硕士论文，就是先生所持观点的实证。刘渼教授的《魏晋南北朝文论佚书钩沉》，就是对先生1978年、1979年发表的《魏晋六朝文论佚书钩沉》的扩展和细化和深化。

　　王先生从四十岁出版专著《中国文化概论》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出版专著五十余种，涉及的学科主要有：教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古典文论、文心雕龙学、文化学、历史学、经学、子学等等诸多方面。其中“文心雕龙学”方面的著作有：《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导读》、《重修增订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范注驳正》、《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粹》、《文心雕龙读本》、《重修增订文心雕龙读本》、《文心雕龙新论》、《文心雕龙选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秘宝——文心雕龙》、《台湾近五十年〈文心雕龙〉研究论著摘要》、《岁久弥光的龙学家——杨明照教授在‘文心雕龙学’上的贡献》、《文心雕龙管窥》等14部，可见他的主攻方向是文心雕龙学，其他方面都是为研究“文心雕龙学”而做的外围工作。其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至今不见有出其右者。他对“龙学”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龙学”的方方面面。从《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原文译注到理论阐释；从刘勰的家世到刘勰的生平履历；从《文心雕龙》到与刘勰其他著作之间的关系，都要做出自己的考订和研判，不像有些人那样，自己平时只是对《文心雕龙》发几篇文论方面的阐释，对刘勰生平和家世并没有研究，更谈不到“深入”二字，而在出版专著时，拾人牙慧，拉一个大学者对刘勰生平的议论来做为自己的盾牌，把别人用过的资料再放到自己的嘴里重新嚼一遍，那滋味嘛，不甜不辣，话到嘴唇留半句，以显出自己的慎重和伟大，让人读了之后大有浪费时间之感。而读王先生书，给人以常读常新的感觉。王先生还是最早打起两岸三地“龙学”桥梁的一位学者，也是一位雕刻“全龙”的学者，更是一位真正的“龙学”大师。

五、结论——两头燃烧的蜡烛

　　王更生先生是河南省汝南县官庄镇人，生于1928年7月20日。早年读过私塾，也读过新兴小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立第十中学读初中，继而在十中附设的师范部就读，因战乱辗转迁徙了大半个中国，过着半学半兵的生活。后流落到了台湾。1973年，应聘台湾师大国文系副教授职，1978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以70岁年龄退休。名义上退休，实际上仍未放下教鞭，继续在台湾多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学”，并指导研究生，直至去世时的两个半月之前，仍在教室给学生授课。

　　王先生的大学本科读的是台湾师大夜间部国文专业。他白天是中学的老师，夜间是师大的学生。每天要乘火车走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天天如此，漫漫五年的求学路，可谓含辛茹苦。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读书生活也是在台湾师大，名为全日制，但是他需要筹集学杂费，他需要养家糊口，不但在中学兼课，还为师大国文系的兼任讲师。尽管教师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他还是尽量挤出资金购买图书，使自己坐拥书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家藏图书一万余册。他教书、写书，终生醉心于学术。淡泊名利，粗茶淡饭，每天过的是名未“出家”，实已“出家”的苦行僧生活。一生视文章为千古大事，无论是发表论文，还是出版专著，总是一再校对，改之又改。他是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在了学术研究和写作上。一生完成了几位普通教授都不可能完成的五十余部专著，可谓两头燃烧的蜡烛。他是跑步走完了八十二年的人生之路。

　　如今，哲人虽驾鹤西去，但是，他作为一位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美德，作为一位学者，留下的丰硕成果，都将成为后人永久的精神食粮。

注释：

[①]对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已成世界显学。“文心雕龙学”，简称“文心学”，俗称“龙学”。 

[②]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第22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本。

[③]林平银《为职工点笔生花的导师——王更生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师大校刊——庆祝三十七年校庆专辑》1983年6月。又载《更生退思文录》第432——433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7月。

[④] 文载台湾1982年9月22日《中央日报·晨钟》。又见王更生《更生退思文录﹒附录》。

[⑤]吕武志《一颗挺立悬崖上的苍松——我所认识的王更生先生和他的“文心雕龙学”》，见《更生退思文录·附录》第458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7月。

[⑥] 吕武志的文章，见王更生著《更生退思文录·附录》

[⑦] 该数字是根据《王更生自定年谱初稿》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