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傅说之命》亟证《孔传》为真本——后记于《尚书史诗考全编》
【作者简介】陆建初，一九五三年生，著《尚书史诗考全编》、《古陶瓷识鉴讲义》等。
一、绪论：《傅说之命》辅证《孔传》而破一切诸疑
今清华简之《傅说之命》，辅证《孔传》真典，已然破一切诸疑，判决千年悬案分明。乃清初文人唯恐文字狱，遂埋首故纸证伪《书》经，至于颠倒根叶，自欺又兼互欺，终酿成局势，令《书》学愈发纷纭其说，乱麻难理。而战国简《傅说之命》三篇，与《尚书》古文篇《说命》三篇合，俾笔者顿时得头绪，因之抽丝剥茧，连破疑难，至确认《孔传古文尚书》为真本（简称《孔传》）。攻破之谬言歧说如次：一、《孔传》“析出”凑数；二、《书序》汉代造作；三、《孔序》非安国之文；四、古文篇得自“剽缀”；五、“易读”篇伪编；六、“三分”区《书》真伪；七、以“倒序”否《书》经；八、以“绝继”责《书》来历。而凡此皆为概说，以应时势，详情则见敝著《尚书史诗考全编》（载国学网），后文简称《史诗考》。
二、《孔传》“析出”伪疑终得澄清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廿八篇，绝无分篇之体例，而今文学家一向坚持不分篇。《孔传》则以分篇为常例，其中如今文亦有之《尧典》，古文析为《尧典》、《舜典》；《皋陶谟》则析为《皋陶谟》、《益稷》；而《盘庚》，古文析为三篇；《顾命》，析为《顾命》、《康王之诰》。证伪《孔传》者，向来攻“析出”，以其无中生有，企图“凑数”。唯今战国古简《傅说之命》三篇面世，仿如云开日出，立破析出之伪疑。再回顾《史记》有谓古文篇之“滋多”今文篇云，愈知析出乃当年鲁壁古简之原貌，唯《孔传》得之矣。
就谋篇、章法而言，必如《孔传》之分篇，始义畅可读，真相得窥。比如今文《尧典》之合篇，俾尧舜二圣事迹相混，令读者不知其所以然；又如《盘庚》三篇，原为不同时间、场合所发，合篇固然致误解。等等，请参《史诗考》相关章节，可见凡分篇必有其理，尤理由充足。
此事又涉《泰誓》三篇真伪之争。《泰誓》曾为西汉民间献书，汉学曾将《泰誓》三篇合一，编属今文，共计廿九篇。三篇合一，混不可读，后之今文学者又忌其分篇之出身，复指为伪造而斥之。今由《傅说之命》三篇例比，则《泰誓》堪称蒙冤既久。《泰誓》即“大誓”，集历来军誓之大成，乃由账下至阵前之先后场合所发，必分篇始可读。至于《史记》另得誓辞之片段，并不逾情理，另册参差，非真伪之别也（请参《史诗考》相关章节）。《泰誓》三篇复载诸《孔传》。彼《孔传》，真典也。而《孔传·书序》之言《泰誓》大旨，与《史记》合。《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指此过程中作，非如往注之谓戊午之时作也。复《汉书·律历志》引《书序》得其大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大誓》”。
三、《孔传》“小序”迷霾驱散
《孔传》有《书序》，今文《尚书》则无，证伪《孔传》辄攻《书序》，以其出汉人据相关文字伪编。《书序》与“析出”，二事连环相扣：缘同篇名而析为数篇者共一序，故《孔传》百篇仅六十三序耳。参孔颖达《正义》：“检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尧典·序》）。”缘文与序对应关系复杂，则局部之已然相合，更提示整体之定然一致。今《傅说之命》三篇出，证“析出”却是原态，则《书序》共荣之。再者，若说汉代人伪作，岂汉人能料战国简中恰有三篇《傅说之命》将遗存后世今日。
马融、郑玄以《书序》出孔子。《孔传》则将《书序》拆分，各按于篇首，故向称“小序”；而凡有序无文之篇，其“小序”附于前一篇之末。据此，《傅说之命》必无“小序”，未经孔安国手编也。
“小序”内容之真实，屡为考古成果证明（参《史诗考》及此）。还如《周书·金縢》之小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云，证伪者却指该篇非周公作，因周公不能知身后事。而今清华简《金縢》面世，有“周公宅东三年”句，并于《诗·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合，则转而确证《金縢》后章之“新逆”云云，是如古文家马融所说，为成王于次年亲迎周公。非言成王出席周公葬礼也，此周公身前事也。《孔传·书序》之精准，诚令人惊叹再三。
先前朱熹尝言《书序》“似低手人所作”，言其然耳，未得其所以然，但亦未曾便伪疑之。后人好事，亦凭此为疑柄，攻《孔传》。真相则《书序》原乃“歌叙”长篇之提示，故无多修辞而已。孔子删修《尚书》，一并修编《书序》，“述而不作”，也未加修饰。《尚书》原出歌叙，昔贤也曾有言《书》之序便似《诗》之序（诗序则简言一如书序）。比较少数民族史诗，有“歌棒”、“歌书”之记符为提示，即原态之“序”也（详见《史诗考》）。
《书序》原为一篇，较《尚书》全编更易流传，而汉人张霸曾另得《书序》，无足怪焉，仿佛“清华简”之类，抄本者也。张霸伪造《书序》亦不成立。而《汉书》引《书序》，或言语稍微出入于《孔传》，然则原因或二：一、转述其意耳，不必照抄；二、所据版本差异。余意前者为惯常，如《汉书》之复述《史记》，亦辄掉换字眼。
总之，分篇体例既立，根本牢固，以实然依据支持推理而得必然结论，于是令诸疑烟消云散。
四、《孔传》“大序”的确孔安国手笔
《孔传》又有“大序”，余确信其为孔安国作，故称之《孔序》。“大序”冤枉尤甚，所见今版《尚书》辄皆删“大序”。余习《书》，则每重温《孔序》，愈觉其精旨、信实、周亥，若非安国，谁能为。而古文诸家，每从《孔序》主旨，是以义畅辞达。
《孔序》：“伏生误合五篇”，非安国亲见鲁壁古简，又怎言此确凿。推壁中简犹如今之出土战国简，写明两篇、三篇，至于九篇云云。晁错趋伏生而受今文《尚书》，孔安国又从晁错学，且当时今文《尚书》立为官学，由《孔传》中今文篇之讲义、章句，可见安国所以尊师说。但其坚持分廿八篇为三十三篇，是因壁中古简之事实在也。
《孔序》所及诸事，已屡屡为考古成果证实。如其言孔子删编《尚书》为百篇，《书序》原自为一篇，上文即证实此。又曰“五典”相关《尚书》，“八索”相关易卦（参河南具茨山考古），九丘则“九州之志（即方国史传，如清华简多有）”。又谓：“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推清华简所间《尚书》抄本流传于楚地，与此不无关系。又自白《孔传》“博考经籍，採摭群言，以立训传”等等，都得考古实据印证（参下文九节）。又有及“其余磨灭错乱之简”存之以待将来，该细节也相符今之古简整理实况。再例如《傅说之命》三十枚余，估计有千字，较《说命》多百余字，亦合《孔序》言夫子笔削，剪裁浮辞云。尚宜参后文九节之有及《孔序》。
战国古简出土，今学者将之对勘诸经诸子，每见同句等义然而参差其辞；复昔贤早将《书》经对校诸经诸子，而排比归纳详尽，亦辄此况。其理但参《孔序》而明：版本之差耳，非可真伪论。余意《尚书》之散逸，在于商周鼎革之际，及周室衰而王官之学下野之时。推孔子在世，所见《书》册尝繁，故如《孔序》所言，夫子“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由知孔子既修之《书》，不同于先曾者，而诸经诸子所称引之《书》，有出未修之《书》，或则“述而”之《书》，自乃异版也。犹《孔序》言夫子授《书》曾广，则其弟子各自门派，遂既修之《书》，传本也不一致。且先时传《书》篇，但赖口传与抄录，又无著权意识，可以不言出处，都易生异辞。致若称引者，为便行文，往往改辞，想亦当然耳。复至孔安国修订鲁壁古册，《孔序》明白：“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云。则《孔传》相形夫子编定之《书》，仍称重理。凡此差异，皆不当论以真伪也。而今选举善本，固非《孔传》莫属，亦因其精深美奂，故一度令“众家皆亡”矣。
考证古简而衡以文化传播之常律，古简之价值乃体现，而《孔序》之真义尤凸显。
五、古文篇所受“剽缀”围攻即刻溃散
清华教授曾透露《傅说之命》三项信息（见载于《学灯》），一、古简注明为三篇；二、共三十余枚简；三、其中有“惟口起羞，惟干戈作疾，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四句小章，重见于《礼记·缁衣》所引《兑命》。因重见于《缁衣》，该文遂许《傅说之命》真贵，缘《孔传》无此（实际是有，《四库》影本明摆着，他本皆如）。而《孔传》特徵，正在于每每重见于诸经及诸子，如何又不可取。
清初直至今代之今文《尚书》学，所作功夫绝多在将《孔传》对勘先秦众书，以证《孔传》古文篇“无一句无来历”，皆剽缀自先典。古文学者则以“《尚书》先于众书，众书辄引《尚书》”应对，并参以种种旁证。余持“歌叙说”破此顽结，推论但如几何证明，颇费周拆。今《傅说之命》出，全文大体同《孔传·说命》，仿如几何定理，直捷了当确认《尚书》先于众书，流播广泛；而古文篇古已有之，待何集缀。《孔传》实乃真本，不言而谕，伪《书》说即刻溃败。
《孔传·说命中》：“惟口起差，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相较之《傅说之命》：“惟干戈作疾”句，该古简似更近《商书》原态，推为抄自原先流入楚地之册文（周公遣散殷士，典册随逸，故如《国语·楚语》亦见此文）。而后来周廷史师有修编《商书》（《尚书》乃天朝央廷之史档，历代师氏当修编之），该句之“起戎”遂替“干戈”，免与后句之“干戈”重。犹孔颖达疏《礼记》：“甲胄，罚罪之器，若所罚不当，反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则义蕴进深，分战争为当与不当，非一概“作疾”。
一叶知秋（其实类似证例多见于清华简，姑且略之耳），至此东晋集缀《尚书》说告破，疑古之学覆灭。但历代今文家之书著仍宜珍视，因之而开“比较经学”“经学传播”两门，必事半而功十。
恰《礼记·缁衣》又连引《兑命》两句。“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又“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而《孔传·说命中》分别作：“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及“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经籍重见，益增《孔传》信据。清华简《傅说之命》亦当有此两句，而于《孔传》互相证实。清华简者，方国之俗写抄本，逊于王官古篆传册，常理也：如其《金縢》篇状况（参《史诗考》二二章），其《傅说之命》与《说命》也必有版本之别。
六、古文篇“易读”之误会亦遂冰释
宋人吴棫先言《尚书》古文篇皆易读，今文篇则难读。朱熹认可且进一说：易读者出于辞臣编修，难读者则直录王言（今贤又说王持方言，故实录之尤难读）。朱子言其然也，并未因之疑古文。但后之伪《书》论者缘易读、难读而乱判真伪，以先代之篇本当难读，易读篇理当后人伪作。而今《傅说之命》出，其“惟口起羞，惟干戈作疾，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正易读之典型句也：世训政谚，朗朗上口。顿时火熖释冰，伪疑说消融（《商书·说命》古文有，今文无）。
《尚书》集名言警句成篇，上口易读，“歌叙”特质一也。比之《诗》有叙先祖先民事迹，成篇亦早，是皆易读，未尝有疑，如何便疑《书》。实际《书》即《诗》，《虞夏书》自明其“歌叙九功”，《左传》证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又旁徵若泰伯奔吴“歌教”其民之说，等等。又《墨子》明此，屡言《书》为《颂》，为《周诗》云云。故《书》之语言特徵，便在于诗言铿锵。至若殷《盘》周《诰》“诘诎聱牙”，则诰体特例也，确为直录王言，并杂其方言。凡此亦楔华夏先民之语言文字进程：歌叙伴生雅言，雅言而启形声造字，载册则由符记进而文字。其事并涉《书》之六体，非一言可概，而尽皆详于《史诗考》。今战国古简《傅说之命》等力证歌叙说，复见《尚书》古文篇赋言易读，是其保真歌叙原态，而皆幸存于《孔传》也。
七、《孔传》三分真伪之歧说可休
经康有为“六经皆伪”煽动，疑古愈炽，至于今代学者伪疑《尚书》古文篇而外，将今文篇又二分之，仅以诘诎聱牙之殷《盘》周《诰》为真传，他若既较古文篇之易读而稍难者，又较《盘》《诰》之难读而稍易者如《尧典》等，认作战国编造。即谓三分论也，唯以解读难易分真、伪、半真伪，其思似巧实拙，唯应者众。而今《傅说之命》出，则见易读篇尚且真实，更无论其他矣；难易与真伪其实风马牛，三分论瓦解在即。
余以歌叙说解《书》疑，则《虞夏书》之今文篇若参比《诗》之章句而逗读之，便畅达一如《诗》，易读一如古文篇。原是伏生误传《尧典》等篇之诗句以散言也，《孔序》言伏生“失其本经”乃实。今以《傅说之命》辅证歌叙说，愈见确。加之《虞夏书》所载事象细节，也都合新石代考古新成果，此情战国人诚无由知，怎地编造。譬如今人有进化论，古人却绝不说由猿而人。《孔传》之《尧典》、《舜典》等无一不自真传，三分歧说终归解体。
《尚书》体裁唯宜两分而已，各出于诗修与直录。直录始自《盘》篇。推《盘庚》当时，甲骨文尚未成熟，史官当以符记载录王言（象形、指事、会意之符记见诸陶文，先于甲骨文远甚）。此种符记之解读，由史师兼据口传与记符，比如今之纳西东巴解读东巴文。殷人迁都，朝廷安定，“方伯师长”拢聚，共以“官话”交流，雅言愈显重要而尤盛，因之而启形声造字。而文字产生，使用文字之社群基础亦始有。然则《盘庚》之册写，当在后来甲骨文成型时。其成篇，向有小辛朝说，殷商时代说，殷周之际说，是皆可参；余意随文字愈趋成熟，历朝史官当多次修订重要文献，结果既保真《盘庚》之直录王言，又留下不同代编订之痕迹。而武丁朝，缘王嗣久已受教于王官雅言，故如《说命》间有王言问答，则大雅。
近有文称《傅说之命》之与《说命》完全不同，就如《尹诰》完全不同于《孔传》之相关者（载新华网）。甚讶之。仅就公示之《傅说之命》小章，已然大同于《说命》，如何又“完全不同”。而《尹诰》者何，详见《史诗考》廿三章，言其洵出于误读。唯《尚书》之六体自有规制，今文、古文共循之，果真“完全不同”便不是《尚书》了。《傅说之命》与《说命》当有差异，其异当如《金縢》之况，宜见方国俗写之文，毕竟逊于上廷之正传（参《史诗考》廿二章）。何况清华教授有言在先：“《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见载《文史哲》，有目共睹焉。视作缩写固不当，唯其文之大体已可推。
八、以“倒序”责《尚书》，犹败论于新证
旧之伪《书》学者所持集缀说，至多提示其或然性而已，藉以断论《孔传》，乃非逻辑。当代有学者欲深究之，尝以语言、思想之“倒序”责《书》，求其造伪之必然证据，终亦枉然。便以《傅说之命》为例，实见《孔传》证伪之或然性、必然性皆莫须有。
如《虞书》“虞廷十六字训”，殊称精警铿锵，语言风格见出入于本篇，便被责为后人添加。其实《书》出歌叙，多用警句名训，其成语联对常被抽离运用，俾更趋精辟，后人重修前《书》，该等语辞又被还置篇中，于是见辞气参差。而今《傅说之命》出，对勘于《孔传·说命》、《礼记·缁记》，其辞气异同，便小似此况。见微知著，则道理相通。而《金縢》篇之古简、传籍互参，犹具此证例。皆非真伪之据也，版本之差耳。尤歌叙等义史诗，史诗传代，导致旧语相接新辞，一大特性也。然而《尚书》歌叙又具其理性、写实之本性，故言辞虽参差，但本义存真，此亦由古简与《孔传》、《礼记》等等之互勘而可证者。是属文化传播史之常规耳。
倒序之说，更有指《商书》之“思想提前”，因以证其不实。囿于阶级斗争推进社会形态之史学观，学者曾以西学之社会进化模式框划华夏之商代为奴隶制，周代为封建制；而据以商、周思想形态各限于其经济基础之论，则谓二者不得相似，遂难《商书》论政怎地有似《周书》。此机械唯物史观也。华夏古史自具特殊，其民本、仁政、德修、王道，尧舜以来一贯之，王道行则民为本，失之则民为奴，岂宜套用西式。若《傅说之命》出《商书》，也大见其仁道；“思想提前”责之失当，实然自明。
《傅说之命》，清大已公示之部分有见引于《礼记·缁衣》，既实证周礼之承商礼，兹再请摘录少许相关语如次：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兑命》曰：唯口起羞，惟甲胄起兵，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逮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唯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唯终。”
孔子从周，犹崇商（《尹吉》《大甲》《兑命》皆言商朝），其事诚不胜称道。三代之王道一贯，言何“提前”、“倒序”。三代之事象又自呈特殊，也尽见于《书》，具体而微，写实无欺。
九、《孔传》来历，证链古简而去障无碍
《尧典》正义：“《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由见西晋时古文《尚书》之流传社会。正义又引该书以白源流：“《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凤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颐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于《孔传》来历言之凿凿，但伪《书》论仍指郑冲之前无可考。章太炎考之遗世诸种“隶古定”本，推郑冲五十八篇原自魏三体石经。然伪疑者坚持《孔传》五十八篇是因杜撰分篇体例凑数而成，当如伏生《尚书》不分篇乃真。今战国简《傅说之命》三篇在存，拨云见日，伪疑之魔障去矣。遂《孔传》五十八篇可直遡刘向所见中秘本（孔安国献朝廷而置之秘阁者），章太炎推定固自成立（若太炎所考之诸种遗本，其典字有加草头者，疑者每取笑责怪，唯今清华简中恰有草头典）。
中古文（即隶古定，相对科斗古文而言）五十八篇摹自石经，传至梅颐，其释义则师徒相授，存于学界，至少可遡东汉孔僖。史载孔僖乃孔安国之后，能传其数世家学。而东汉、西晋都曾崇古文经学，古文名家辈出，郑冲大可受授之。《孔传》流播犹曾多途，则拙著《史诗考》有及。
《孔序》：“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云云，注曰：“《传》，谓《春秋》也。”可知鲁壁古简载《尚书》文本，未载《书》之传释。若此，古文篇殊具之歌叙体赋言章句由何得之，余持史诗说，遂立此新题。而参《孔序》：“博考经籍，採摭群言，以立训传”，乃知大概。六经先于孔子而有，其中尤数《尚书》纪事最古，而他经载《书》，往往矣。其时在西周、春秋，歌叙有存，故“易读”之赋诵句载于群经，孔安国博考而大得。此情相较今见之战国古简，学者辄将之比读经籍先典，有类矣。而《书》经之早期流播曾广泛，由清华简构成也见实例。
犹者，周公尝遣散商士，又东周而官学下野，社会故多逸士及其传人，其间以方术食于民间者，往往携“歌叙”而往。贤者识大，不贤识小，其学术遂于两汉演为纬学。当时无论今文、古文学家，都曾取补于彼也。《孔序》：“採摭群言”，当就此而言；而易读之章句，于是得而全也。或言《书序》得自纬书，则不尽然，《孔序》已言明得自鲁壁。然纬书有存《书序》也在情理，《书序》原来集为一篇，概述《尚书》各篇，必传播更广。而汉时张霸有得《书序》并部分《尚书》篇章，事亦不虚（只是张霸不该乱编自用）。参照今之清华简等，可知传抄原不乏其例。唯抄本优劣不等，如清华简中《金縢》删损失质，已然共识。又所谓《尹诰》，文章低劣，也远逊天朝上廷档案之品质，如其中“今后何不监”可有多解，因彼行文凌乱，实难确定。总之，“採摭群言”须如孔安国之慧眼有识，否则不得真相。
孔安国取补于纬学，得其贤者识大，但受累于识小者所为之巫蛊。《孔传》因之一时未立于学官，但无阻其传授及学界之经、纬互补。鲁壁古简虽仅存于央廷秘阁，然《孔传》仍流行于儒统及外学。至梅颐重理《孔传》，尚可采“南学”精粹云。并南方也曾有古简发现于该时，等等详见《史诗考》。
十、结语：战国简考证与歌叙说论证殊途同归
余推定《尚书》原自歌叙，暨证《孔传》古文篇赋诵体为真传，就此陆续发文，至二○一○年学林版《尚书史诗考》集为廿一章。其后闻知清华简研究者证伪《孔传》，甚讶异，遂网检相关信息，而著《清华简求证于〈孔传〉而后立》，言《尚书》属上廷王官之作，清华简则设为方国百家之学云云；又作《清华简〈尹诰〉出于误读》等，否证其否证。又复续成《尚书史诗考全编》共四十章，公诸《国学网》。此际再检网文，竟见说清华简《傅说之命》完全不同于《孔传》之《说命》，仍坚持证伪之论（见新华网）。于是撰此《清华简〈傅说之命〉亟证〈孔传〉为真本》如上，结论则全等于余之“歌叙说”。
余虽浅陋，但亦知心命之所在：“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匹夫之责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