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於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 …

——摘自“” 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五十八/百衲本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刘歆方面都堪称大家。

　　个人简介

　　刘歆，(约前50年－后23年)，字子骏，西汉末年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公元前6年（建平元年）改名刘秀。

　　刘歆在古代典籍分类整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积极推行古文经学。刘歆跟随其父刘向担任整理秘书的职务，他将左丘明的《左传》（即《左氏春秋》）拿去解释孔子的《春秋》，清代学者刘逢禄乃怀疑《左传》遭到窜乱，引起论战。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把刘氏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

　　刘歆还是天文学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只略为偏差了0.0131。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生平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亲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天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刘歆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书香门第，非凡的才华很早就逐渐显露了出来。少年时代，他已精通《诗经》、《尚书》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就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他，让他做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父亲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业。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后因与时人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汉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最终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贡献

　　刘向、刘歆父子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中，刘歆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著《移书太常博士》，是经学史上重要文献，还著有《三统历谱》，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称“刘歆率”。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学，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刘歆，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

　　主要成就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其父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

　　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王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刘歆对今文经学的批评

　　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体”，尽快结束那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编制第一部较完整历法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 　　

　　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其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省略了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11.86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11.86年与12年很接近，我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11.86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

　　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
　　按照11.86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11.86-1 　　
　　列成方程: x=(12x/11.86)-1 　　
　　解这个方程，X=84.71，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为在思想上实现天文学从神学向科学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比，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