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人道观的价值意蕴探微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人道观的内涵和特征
哲学的核心问题，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是“爱智慧”，即关于人的智慧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知人则哲，即以知人、关注人为“哲”的内涵。
人道思想（人道主义）的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从价值论角度来说，人道观的实质就是突出人的价值。人道是讲人与自然、社会、人生、思维关系的道理，它是关于人、人的本性、价值、意义、认知活动、伦理道德、审美活动等相互关系的学说。人道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产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人道更新递进的具体演变轨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形成现象和内容规律，无不展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也就是说，人道就其历时性而言，它具体体现为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纲纪和规范。因此，人道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它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人道体现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方式。虽然人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产物，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形式和规律，但是人类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它所具有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认识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人道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人道理想其实质就是确立人的地位、关注人的生存、实现人的发展、突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尊严、寻求人的自由。价值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的一种关系，其主体是人，价值论研究也正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对象的学问。
人的价值内涵丰富，关系多维。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统一于人的一种价值关系。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于人是主体，而主体的具体内涵即优越性。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关注思考较多，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的优越性和超越性，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此，无论是“天地之生人为贵”，还是“人为万物之灵”、“人是天地之心”，都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优越性。
人具有着其他世界万物所没有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正因为这种主体性使得人能够在世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人还具有着创造性和实践性，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求生存、谋发展。在实践中促进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人在整个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在世界面对三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自身身心。在处理这三重关系时往往首先要考虑人的地位问题，即到底把人等同自然其他事物，还是凸显人的地位。另外由于自然的力量强大，人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践改造自然，而另一方面往往在自然巨大的神秘力量面前显得无力苍白。人是在自然中求生存和发展的，人的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人的主体需要和客体贡献的关系，既可指别人或社会对个体人（群体）的尊重和认可，也指个体（群体）对他人（社会）的贡献和责任。其标准是双重的，又其中的关键则是要维系人的尊严和追求人的自由，这样既是处理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融和身心关系的基本。
人的价值最突出的表现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人于世间，人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而此过程必有信念予以支撑促动。无论是“修己安人”还是“兼爱天下”皆是为推行人道而奋斗，人的价值也是基于此而展现于此。人道实质强调人的主体性，弘扬人是价值主体，无论是“仁义道德”，还是“公平正义”，都是承认人是价值主体，也凸现人贵于物之处，所以要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以及爱人。追求人道，是为了彰显人超越于物的高贵，也是弘扬人的价值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是追求人道的推行，从而建立人的价值之根据，显现人的主体超越的根本表现。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的根本表现，如果不推行人道，就难以呈现人的主体性，也难以使人与物得以区分，人的价值也就无所表现，更无从谈起，所以说人道得以推行是人的价值在现实层面最根本最首先的表现。
人性问题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人性是关系到人的价值主体即人的本质问题，是揭示人应当如何生活，怎么样生活才是对错与善恶，由于人有七情六欲和对生存发展完善等需要，对资源资料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而滑入“负价值”的深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人的价值最基础的表现，只有安其人性，变恶为善，去恶存善，对人性进行充分的认识，既不强求压制人的需要追求，也不过度膨胀人的欲望。应该使得人能够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人性得以向善，利人利己，解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处理好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只有这样，人的价值才有基础保证。人性得以向善是人的价值最基本的现实表现。
人的价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既包括自己与自己，同时也包含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人伦一词正是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的是人之秩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在长期相处和交往过程中，经过习惯成自然地积淀，久而久之，每种关系之间必然要形成某种适宜于保持或处理这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并为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认同和遵守，从而作为约定俗成的原则秩序固定下来。这些关系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人伦所维持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及君臣（现在上下级）等社会关系。人伦作为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也是人的价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的依据。现实生活中，人伦得以正位，每个人都需遵守关系秩序，才能处理各种关系，社会也才得以安定，那么价值也才能在各种关系中产生和呈现。人伦得以正位是人的价值的最首先的表现。
人的价值的一个首先理论前提就是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而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却是表现在人格修养之上。人的价值本身就包括人格价值这一方面，人格是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的价值去向，对主体起导向作用。完善人格修养对于人的价值来说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人的价值关系皆需要确定“自我”这一主体，而“自我”的优越性的地位是需要通过人格所促动并表现的。人格修养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发挥主体功能的过程。人的价值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是通过人格来展现主体性的。也只有完善人格才能提高人的道德觉悟、增强人的主体自觉能力，也才能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完善是人的价值最主要的表现。
（一）人的地位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核心
中国古代哲人大多都思考着天人关系问题，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往往首先考虑的就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
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坚持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但却有着优异的性质，在天地间有着崇高卓越的地位。最初很明确的说人有卓越高贵地位的是老子，“道大，天、地、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人为宇宙中四大之一，与天地同为一大，实在是高出万物之上。荀子论人的高贵颇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是高贵于物质、植物、动物的，人在宇宙万物中是最高贵的。《礼记?礼运》中讲人的卓越高贵也很多：“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而被色而生者也”人是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是远远高贵于其他万物的。汉代董仲舒更认为人在宇宙中是极其崇高重要的“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起于天至于人毕，由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认为人与天地同为万物之本，人最为天下之贵。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邵雍：“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也”；朱熹“人为最灵”；戴震“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总之，在古代哲人眼里，人虽一物，身体虽小，但人却是万物之灵、万物之贵，人是贵于物的，人类价值也在于人贵于物。古代哲学家多数高度肯定人贵于物，而且就人何以贵于物的问题，各先哲也多有探索。
可以说人的地位问题是先哲们在阐释思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其他思想都是围绕着这一核心而展开的。
（二）人性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基石
人性论是整个研究人的理论的基础，离开人性谈人是无法谈起。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人道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性是人的价值问题的基础，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先哲们都十分注意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围绕着人性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以及后来的“性三品”、“性二元”等等，几乎所有的先哲都要对人性进行探索和阐释。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学乃至中国文化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孟子，后来宋明理学以及王夫之、颜元、戴震都主张性善论）、性恶论（荀子，晋代仲长敖在著作《覈性赋》中尖锐主张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告子、王安石都主张）、性有善有恶论（世硕、董仲舒、扬雄）、性超善恶论（道家主张性自然）、性三品论（王充、韩愈把人性分为三品）、性善情恶论（李翱）、性二元论（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观点。
众先哲对人性的思索也是为了给予人的价值寻求本质依据，而人性的思想的提出也正是为了道德、伦理、教育等等提供一个基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理，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是作为一个基石而出现的。
（三）人伦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主体
人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准则内容，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西周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步思想，到了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人伦问题的思考也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首先把人伦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赋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的是孔子。孔子以“仁”为思想指导，把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归结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后来孟子又发展了孔子的人伦思想，提出“人伦”之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被后儒把五者称之为“五伦”，韩非、荀子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中韩非的思想被后来董仲舒发展为“三纲”，董仲舒为了适应需要而对先秦思想进行改造，其中突出了改造成“三纲五常”的人伦思想。隋唐韩愈，宋明时期二程、朱熹等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人伦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阐释，使得人伦问题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内容。
（四）人格问题是传统人道观的指向
中国古代哲学家，自孔子、老子以来，都重视人格修养，强调人格的完善，都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关于人格修养方法与修养境界的理论，注重提高觉悟，培养完善的人格。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所讲的人格修养方法不尽相同，但在追求人格的完美、人的精神超越上却趋于一致。
孔子提出“修己”之说，“修己”以“安人”，进而达到“君子”般的人格；老子宣扬“无为”，但也将“德”与“修”联系于一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孟子提出“养性”、“修身”、“养浩然之气”等方式来达到“信人”、“大丈夫”等理想人格；荀子讲“性恶”，但主张“养心”以达到“诚”之境界；庄子虽然不满意儒家所谓的圣人，但他也提出“至人”、“神人”等理想人格，并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达到理想人格；《大学》《中庸》包含最系统的人格修养方法和理论，讲“正心诚意“，重“慎独自省”，都是为了追求“至善”和“诚”般的人格。
宋元明清时期，各思想家都进一步发展了《孟子》《大学》《中庸》等的修养方法，追求自己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涵养”、“穷理”都是为了寻觅“孔颜乐处”，追求圣人般的理想人格。
人格问题贯穿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之中，也为各个思想家提供了导向，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向。
（五）实现人的价值是传统人道观的目标
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生哲学，各思想家都是注重研究人生各个层面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着手，探索人性，致知人文，思虑人伦，焦虑人格，追求人生理想，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于人的价值问题。
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乐为准则，推行正名复归于东周的理想，追求“君子”、“仁人”的人格；孟子以“性善”为依据，以“义”为目标来进而追求“大丈夫”的情怀；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价值理念来追求“万善”的道；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实现“逍遥”的自由，以求达到“真人”、“至人”、“神人”般的自由人格；法家诸子以现实的政治为目标，追求现实的治世目的，但他们也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因人之情”；墨家以“兼爱”为宗旨，推行“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情怀。可以说各个先哲都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人生之原理即是宇宙之原理。
在他们思想中认为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一切之核心，并主导着其他思想的发生发展。伊川《明道行状》一书中便概括如此：“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二语概括出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核心的问题，不离孝弟而至尽性至命，不去礼乐乃能穷神知化。即孝弟即尽性至命，即礼乐即穷神知化。明道自己亦谓：“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間，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此段正是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是为主导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核心问题，离开人的价值问题，其哲学思想就难以得以系统的发展。
总之，人的价值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中的部分，也是各个思想家最首先思虑的问题，但人的价值问题却又错综复杂，多维交织，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人的价值问题中尚有很多问题没有揭示，尚有待于发掘，但如果要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从人的价值问题入手，以人的价值问题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三、孔子人道观的内涵
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尤甚者他思想中核心的内涵，即人道观。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将人道进行了系统化思考，是第一个真正从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的人。早在孔子之前，人道思想已有可见一二，然而直至孔子，才使得人道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核心的主导思想。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惟万物之灵”，并相信“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他的思想焦点集中在人的问题之上，他所提倡是以仁为基础、义为原则、礼为规范、乐为保障、学为条件充满人文关怀的由德政和“修己安人”的和谐人际关系所支撑的美满社会，也正是通过在这样的美满社会中实现人的价值，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于众”的终极情怀。在孔子看来，人是超然于万物之上并具有主体意识的，也正因为如此，关注人、爱人才是作为社会的重要内涵，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价值的主体从天上拉到人间，对人的生存状态由未知依附拉到现实的关怀。
在孔子整个人道观体系中，仁义礼乐等重要名词被赋予了人的价值内涵也构筑了人道的核心——人贵。孔子以周人思想变化为前奏，加以春秋时期兴起的重人轻神思潮的推波助澜，孔子首先把人作为一个类存在来看待，从理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以人为本，关怀人、尊重人、爱人的人道观贯通了自己的全部思想。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孔子把思考的焦点由天、神转为人。同时在孔子看来，人是高贵于、超然于自然万物，“鸟兽不可与同群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孔子把“人为贵”作为人道观的核心。认为人是具有主体性、自觉性以及创造性的。无论从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都为人为贵提供了依据。
人是认识主体提供“人贵”的自觉意识。孔子承认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人，在人格上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有人的尊严，人人都是平等的。而突出表现在人的主体性，人格的是人具有自觉意识，人的道德修养全靠主体自己去把握。“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具有自觉意识，即主体性。孔子承认任何具体的人都是人，承认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等且应该受到尊重和维护，承认所有的人的生命存在具有同等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和独立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劳动、交往和享受的平等权利，每个人都有发展个性和才能的同等机会和条件。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贵在于“志”，即人人都具有自觉性的独立人格且应该受到平等的尊重。同时人的自觉意识是人们自主、自愿、自觉地选择并践履道德，不为物所支配，不为外力所强迫，全靠自己去把握。“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为己，而由人乎哉！”孔子高扬的正是人的主体自觉，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充分的自觉意识，展现自己的主体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人正因为有了自觉意识，才使得在万物中超然而出，高贵于万物，使人贵有了主体条件。
人贵还在于人类的发展是继承性、连续性。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把前代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能力继承下来，并在前人已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前进之态，而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每一代皆从头开始，孔子深刻地感到这点，并认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必要性，认为正是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损益”，这是人贵之处。
人贵还在于人有责任感和创造性，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每个体人是其中一员且无法离开这个整体而独立存在，而维持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和存在发展的基础在于人需要有责任感以及创造性，责任感使得人们追求社会规范，创造性使得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孔子认为，“仁以为己任”即人类是以道德为自己的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人们以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不已的创造拼搏精神赢得了人高贵于万物的地位。
孔子以对传统人道思想的继承发展，结合当时现实状况，提供了“人贵”思想，把高扬人的主体性和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状况为目标，并把这一思想“一以贯之”于整个人生理想之中。而人贵的丰富内涵孔子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一）“性近习远”：“人贵”思想的基石
人性论是先秦诸子争鸣中的一个焦点。先秦儒家的人性观无疑肇始于孔子，作为先秦儒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首先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明确系统的论述。他所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的人性论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人道观思想，其中涉及到人道观的基本根据。孔子的人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宽宏的意蕴。“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人贵”思想的根据和基础。孔子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从而确立人的崇高地位。
1．“性相近”：“人贵”的实现根据
孔子言性极少，但主张“性相近也”，也就是认为每个人在天性上有着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具有人类的共性，而这份共性正是实现人贵的重要依据。
这个共性让人有了不同于动物的基础，“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强调了人与动物的不同，即有“敬”，“敬”即是人的共性，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有“敬”，才使得人与犬马有别。同时，人的共性还有“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志”，也是人性的重要内容，而正因为这个“志”的存在才提供了“人贵”的根据所在。
孔子正是看到了人性的共同之处，即“性相近也”，才认为人类有着崇高地位的基础，人贵的境界不是存在于个别人的身上，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因为每个人的依据都是相同的，都是有着共同的主体性。使得人“不与鸟兽同群也”。
2．“习相远”：“人贵”的发展基础
性智相分是孔子人性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实为孔子提倡后天学习修身的理论前提。孔子认为“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故施行“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教育方式，通过后天培养使人具备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同时塑造人丰富的个性。不过他又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人之智力有差别，故“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人因智力等差可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自认为“非生而知之者”，是为“学而知之者”主张通过学习提升自我。基于人性智相分的认识，在兴办私学实践中，体现出孔子尊重人、以人为主并能因材施教。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学习为人之道，以求实现人的存在价值。
“性相近”使得人类有了崇高地位的可能性，但人贵需要在社会之中确立发展起来，孔子认为人贵的发展基础在于“习相远”。“习”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塑造自身人格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学而时习之”，才能使得人类达到“悦”的境界。
“习相远”为人贵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习”，都需要通过不断的修养，但是又要看到每个人自身的条件的不同，只有根据不同的情况树立不同的人生目标才有可能真正使得每个人实现自身的价值。
孔子认为每个人的自身条件有所不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看到了个体人之间的智力等诸多条件的差异，在追求人类的崇高地位的过程，既要“有教无类”的等同等待，同时也要正视每个人自身的条件不同。孔子提出“因材施教”正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确立不同的“习”。
孔子以人类的共性作为了“人贵”的实现依据，每个人都能达到“人贵”的可能性，这就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崇高地位，完善自身的人格提供重要的依据。同时孔子还认为“习相远”，既每个人的自身条件有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去设立目标，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仁义道德是“人贵”的本质标志
孔子把人贵定位于人是价值主体，而价值主体地位的突出本质标志在于仁义道德，在孔子那里，仁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义是一切价值选择的根本原则，人类可贵之处就在于能自强不息和“仁以为已任”、“义以为质”。
1．仁义道德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
孔子以仁为人立极，“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所以为人者。认为人之所为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具有“仁”的道德理性。在孔子看来，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价值，而其价值内容正是在于道德赋予的。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有道德生活，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人之为人的道德境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即仁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
仁义道德乃是人的本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人如果具备了“仁者爱人”的崇高道德，不但可以形成一种宽阔、安定、和谐、愉悦的精神境界，即所谓“仁者静”、“仁者乐”、“仁者不忧”、“仁者有勇”；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基点去求知、去审美、去为政、去结群，实现“以仁守智”的智慧价值、“里仁为美”的审美价值、“为政以德”的政治价值和“以义结群”的社会价值。
2．仁义赋予了人的超越性和现实性
人于世间，区别于万事万物最凸显的特征是人具有超越性。孔子认为人于动物不同，“鸟兽不可与同群也”，人具有着鸟兽所没有的超越性，而其超越性就在于人具有仁义道德，正因为“仁”使得人具有了超越欲望和生死的高尚。
人生来有欲望，需要物质资料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但仅仅为了满足欲望而生活，就使得人失去了主体性而沦为与动物一般。孔子正是看到了人的超越性，并认为，“仁”这个道德价值使人摆脱了与动物的等同。“子曰，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即仁让人超越了欲望和富贵贫贱。
孔子强调主体在道德生活中的能动性、超越性，其人道观里洋溢着对人力量的自信。孔子的“仁”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孔子人道观的重要体现。他充分肯定了人在道德领域的自觉性、主动性，并且人能够在道德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从而达到“成人”（理想人格）。其具体体现在：
第一，孔子认为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判断力等，不是生而具有的，也不是由社会政治地位所决定的，而主要是从学习中得到的，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相信人具有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主张在生活中培养和发展这种能力。他以自己为例：“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第二，孔子充分肯定人在道德领域的力量，非常重视人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了“内省”的道德修昂方法，强调人在道德生活中的自律。他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正如他的学生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第三，孔子认为人应该在道德生活忠不断的超越自己。他认为人都会有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过则无惮改”。如果“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提倡的是闻过则喜。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第四，孔子强调的“内省”、思过并不是关门读书或闭门修养，而是一种开放的生活式的德育。
3．仁统摄总涵一切价值
春秋时代已经形成的众多的道德规范皆归属于“仁”。孔子认为“仁”是一种道德品性，同时也贯穿、充盈于其他各种德性之中，每一种道德行为，都内在地表现着“仁”的精神。具备了仁的人，其行为不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内在“仁”的制约，受推己及人的理性支配。所以具备了仁就可以从仁中生出了众多的道德，仁是各种道德所从出的总根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仁”为中心辐射出人性中的义、智、信、孝、悌、直、忠、勇、温、俭、刚毅木讷、知耻、好学、克己、忠恕等善的品行。仁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4．义为价值取舍之原则标准
义乃指道德，是指人之为人应该无条件弘扬的最高价值原则，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精神价值。在中国传统人道观中，义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精神追求原则，表现出鲜明的人的价值。
每个人在特定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地位中，有其神圣的义务和责任；圆满履行了该义务或责任，每个人才从生物人成为伦理人、社会人，也就是才真正体现人的价值。义是人的价值取舍的标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情在道德上是对的。衡量一个人的所做的事情是否符合道德，是否有价值，而其标准就是“义”。
义就是人们对行为的一种衡量标准，所关注的是每个人的行为活动在什么性质上和程度上体现出道德的崇高和伟大进而体现人的价值。在认识上，根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于人们的道德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道德需要；在判断中根据义或不义的标准做出评判和评价。而根据这个评价进而决定人们如何追求自己的价值。即义乃立身之本，是行为之标准，凡事合于义则作，不合于义则不作。
在孔子看来，义本身就是个崇高的道德价值，同时又是价值取舍的标准、人们行为的原则。在他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真正有价值的人所蕴涵、所追求、所达到的，绝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人作为人的尊严，人作为人必须如此、别无选择的崇高。
“君子义以为上”人们崇尚义、追求义、捍卫义，并不是指望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而是出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不惜一切，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并奋力增进这种尊严和价值。义是在于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于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真正成为人的道德追求。它不仅能以强大的凝聚力，把不同的人们紧紧团结起来，而且正式由于这种尊严原则和价值标准，使人们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关系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
（三）礼乐制度是“人贵”的规范保障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具体体现其“仁”的制度和行为规范，也是“人贵”的规范保障。“礼”在孔子之前特别是西周时期，就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广泛推行。到春秋时期由于政治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转型期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性发生了变化，使礼制遇到严重挑战，孔子面对这种挑战，对传统“礼”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从而使礼乐成为其人道观的重要内容。
1．礼是“人贵”确立的保障
人有着崇高的地位，表现着“贵”的境界。但由于每个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不同，加上由于每个人需要面对现实的生活，如何确保人不被生活和诸多问题的异化是人道观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孔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面对着诸侯混战，人一方面变成各国的发展需要，引起了重视，而另一方面却因为战争使人遭受磨难。另外当时人们为了物欲名利而不顾道德，“子弑父，臣弑君”等违背道德的现象屡有发生，人的地位有所被重视但在实际中却有所降低，孔子对其深深焦虑，“礼”便成了孔子人道观中确保人贵的制度规范。
孔子把“礼“所有的那种属于人性道德自觉赋予了每个人，并把那种道德自觉以规范制度的形式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不学礼，无以立也”认为人如果没有礼这个制度来规范的话，就会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被物欲所异化，在社会发展的长河被淘汰。只有学礼、知礼，才可能确保自己的价值地位。孔子把人的价值定位需要“立于礼”，强调人的一生自生而死都需要以礼作为保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人与人、社会关系上，只有遵守礼这一制度，才能使人际关系融洽、社会和谐，把“礼”作为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才会避免人的价值失落，即“恭近于礼，远耻辱也。”
孔子认为礼之所以能够确保人的地位，规范人的行为，保障人的价值是因为“礼之用，和为贵”，即礼这一制度能够使人的各种关系达到和谐状态，而和谐正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一切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使得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地位得以提升的必要前提。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只有把礼作为制度规范，发挥其“和”的功能，才能把人的地位予以确立，达到“贵”的境界。
2．礼是“人贵”保持的规范
在孔子那里人贵具有着本然性，即每个人都有着人贵的主体性意识，即“性相近也”，但由于每个人在发挥的过程有所不同即“习相远也”，而导致有些人在发展的长河中失去自己的价值，导致地位的失落。如何能够保持人类的自身地位，孔子提出要以“礼”作为人贵保持的规范。
孔子认为每个人如果想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必须要进行内省般的修养和遵守外在的规范制度，即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孔子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礼”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意义，以及行为判断的客观标准。认为内在的修养要通过外在规范的践行才能表达为行为的合理性，真正的人（君子）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主体外在的尺度，只有在礼的规范约束中才能达到主体性的发挥与保持的目的和要求，也就是说，礼与主体性互为表里。礼的恰到好处即为真正的主体性，因此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礼的规范就在于使人贵的主体性得以保持，离开对于礼的践行，仁义便流于空疏，人贵也就无以保证。
3．乐是发扬“人贵”的情感超越
人贵在于道德，道德为精神的一种，且与情感交融于一体。在人类发展中情感交流乃促进人类不断进化的重要动力，对于情感的思考实属人道观的重要内容。孔子给“乐”重新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解释，把“乐”作为人贵的情感超越。
孔子首先把“乐”从原始巫术歌舞中解放出来，认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已经把乐认同为不是外在的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而是赋予人的价值的情感超越，与人的地位有着切要的联系。
孔子认为人经过礼的规范约束后仍需要经过“乐”的洗礼，才真正达到崇高的地位，即“立于礼，成于乐”。“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文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安国注说：“文，成也。”就是说，君子的修身如果不学习礼乐，便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见“成于乐”就是以“乐“作为内在心理塑造的基础，“乐所以成性”，“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乐”是人经过对世事生活的理解领悟后达到的一定程度。乐是内心情感的要求和满足。人在社会之中需要自身的修养和受外在的制度规范约束，但这一切都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快和满足。“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孔子通过对真正快乐的探索达到人的自由状态——即乐的境界。乐以忘忧是实行道德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孔子认为人能够超越一切欲望，能够乐于克服痛苦、贫困和周围恶劣的环境。而这种情感状态正是体现着人的价值，同时也是只有真正有道德的人才会达到这种状态，具有着“乐”的情感。在孔子的思想中，快乐是以人类的公正行为为基础的，以崇尚人的崇高地位为目标的。而这种情感是天地溶于一体的，“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情感正是人贵的至高境界，也是孔子最梦求的状态。
（四）学思智慧是“人贵”的理性自觉
文化的创造和继承予以了人类文明的推进，人类社会在宇宙中所处于尊高的地位并长足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人类以文化形式把历代所创造的文明予以了继承并发展。而文化的内在本质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彰显，人类正是通过不断地学习，把前人的思想予以继承，不断地思考并创新，对人类和自然世界进行思虑，进而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构成人类的伟大智慧，正因为了这种主体性的智慧，人贵才有了主体条件，从而使得人的地位予以真实的确立。孔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对知识的学习、现实的思虑以及人类智慧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他的人道观中学思智慧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1．学：提高“人贵”的知识基础
孔子认为“学”是提高和发扬人的价值的重要条件，人具有着自觉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需要提高，需要对前人的思想予以继承学习，需要对现实生活众多的事物认识，就是说，人是不断地认识世界，不断认识自身，而这种认识需要以“学”来提高，这种认识是以“学”的形式来展现。孔子强调人要想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觉意识，首先就必须要“志于学”，只要通过“一以贯之”的求学精神、“学而不厌”的治学态度和“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学习方法从而达到“博学于文”的知识结构，提高主体的自觉意识。
学是其他一切修身和实现价值的基础，只要通过“学”提高了自觉意识，才会可能进行“为仁”等，如果没有“学”作为基础，那么别的一切价值都会归于失落状态，“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肯定了学习的价值就是为了提高人的自觉意识，为人贵提供主体性基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就是认为人类通过学习，进而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实现人道。
2．思：升华“人贵”的创新能力
孔子多次提到“思”，并把“思”与“学”并举而认为“思”是“学”到一定程度的阶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是人提高自觉意识，从整个人类发展看是具有继承意识，“学”是继承前人思想和认识、观察现象，而“思”是创新和思考事物的本质。人类的发展既离不开“学”的继承性认识，也离不开“思”的创造性能力。
在孔子思想里，“思”有着独特的地位，贯穿人的整个行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矣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即人只有在日常行为中经过思考，“三思而后行”，才可能确保自己的地位得到提升，价值得以实现，“思”既是人的精神活动行为，通过“思”人类可以升华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把人类的精神崇高提升到一定的境界；同时“思”还是人类的现实活动的重要前提，思以睿智，思以成理，思以道德。
“思”是内以修己以敬与外以修己以安人的结合，是穷理和参悟的融合。一方面予以自己凡事以“思”为首先，处于“思后行”的状况；另一方面予以他人的“爱人”、“安人”的人生态度。内心以恭敬、外在以庄重，“思”是把自己的情感予以提升，也是把自己的思维在理性中通往价值的历程。也只有经历“思”这一形态，人生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现。“思”使得人的自觉能力得以提升，也是“学”的升华，是形成“智”的前提，使得人的主体意识由自发而转向自觉，进而使得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得到更大的发挥。
3．智：确立“人贵”的理性自觉
智慧是人类本身具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传统人道观特别注重的问题，孔子对此十分重视，《论语》中，提到“知”的有一百一十多处，其中通“智”有二十四处。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认为只有有智慧的人不会被假象所迷惑，也不会盲目迷信鬼神。“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有才智的人胸怀宽阔，能够善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孔子看到“智”对“德”的能动作用。智慧的发挥，可以促进“仁德”的推行，智是仁德所依凭的必要条件，脱离了智力的发展，仁德便失去了主体条件。“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还肯定了发展智力，对社会的发展，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关系，认为，开展教育训练智力，培养人才，可以对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教之”，从而达到“使民以时”。
孔子认为，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来说，智力是必须具有的。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在智力、认识能力、实践能力上，又是很有差异的。这种智力上的差异带来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导致人的价值实现程度不同。“樊迟问知，孔子曰：知人。”指人只有道德理性和认识能力“智”，才能够认识人之为人的道理，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实际上就是对仁的理性自觉，确立了“人贵”的主体性。有了智，人才可以逐步实现个体的理想人格，达到“仁”的地步，彰显人贵的地位。
（五）修己安人是“人贵”的实现途径
孔子人道观以仁义为标志、以礼乐为规范、以学思为条件，整个核心和主题是“人”。孔子认为人的价值地位就是“贵”，而只有真正的人，才能体现崇高的“人贵”。那么如何成为真正的人，孔子就认为其途径应该是“修己”，只有通过“内省”等方式的“为仁”，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进而达到“贵”的地位。同时人的价值也要通过“达人达己”般的“安人”来实现的。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治平天下相结合，构成“人贵”的境界，也是孔子的最高理想，修己和安人正是实现这一境界的根本途径。
1．修己：“人贵”的修致之途
个体生存于社会之中，就应当立志践履人道，而要践履人道，个体就要首先以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目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充分肯定了每个人只要自觉主动的修身养性，皆能实现自身的道德完善，实现自身的价值。个体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发挥上学下达、学而知之以及内省等修养功夫，以达到仁德的境界。
个体在其自身的社会活动中，要始终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创造能力。“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即每个人在追求物质生活要始终把修身作为第一位，作为自己最根本的追求目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具备立志践道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实践，人道才会得以推行。
孔子把修己作为通往“仁”的路径，也是达到“人贵”的途径，他提出了自我反思、知过必改、慎言敏行、好学多思等修己的方式而“不违仁”。修己是确立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只有自身素质提高，自身修养完善，才能更好处理待人处世。“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修己不仅是提高自己的道德的途径，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路径，只有通过修己以“身正”，才可能进行社会治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是说明了修己的现实层面的重要。
那么修己的形式应该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能内自省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所进行，要达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敏于事而慎于言”，避免“狂狷”。既要继承人类文化以修身，又要遵循社会规范，把内在的自律和外在的他律结合，即“博学于文，约我于礼”，同时要“过则勿惮改”，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强调只有“吾日三省吾身”，进行“下学而上达”，从而完善自身的道德，提升主体性，提高道德的自觉性，体现人的价值的自觉，才是达到“人贵”的真正途径。
2．安人：“人贵”的实现之径
修己的目的在于“安人”，人贵内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人具有责任感，即人对于社会的责任，突出表现为安人。求仁而得仁的人，必然在修己之后，超越自我去爱护他人、关心他人、成就他人；以其自己的修为见于行动，及于民众，就是安人。
孔子怀着“修己安百姓”的终极情怀，落实着“修己安人”的社会宗旨。在他看来，通过“修己”以达到“安人”的目的，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安人”是经世之道、治世之道。可以说安人之道体现了孔子的强烈社会历史责任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以“修己安人”为自己的终极情怀，把“安人”作为实现自我价值、到达人贵地位的根本途径。“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看来，“博施於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社会宗旨，是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了。在孔子肯定“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为圣境的同时认为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上就是“修己安人”。
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近者悦，远者来”，人的生存状况得到关注，即“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公众的利益得以实现即“务民之义”。这样整个人类的可贵崇高之处便真正实现。孔子还推崇子产和管仲，认为他们已经达到具备了崇高的仁德，达到“人贵”的境界，而原因就在于子产和管仲是做到了“安人”。“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肯定了子产和管仲的价值就在于能“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让“民到于今受其赐”。
“人贵”正是通过“为仁由己”从而“能近取譬”般推己及人，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落实的。认为通过“内省”自律达到“修己”进而“立人”、“达人”、“安人”，实现“老者安之，友者信之，少者怀之”的价值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