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沈”与陕南渊源考

　　内容提要：人的一生，成年以前所受教育和所处环境对其一生的影响，无疑是源头性、基础性和关键性的。 汉阴时期孕育了 “三沈”的整个思想文化基底。 考量“三沈”年少时所受教育和所处环境，不仅对探寻“三沈”何以续写我国“一门数杰”的成才佳话有着特殊意义，对弘扬“三沈”爱国进步的崇高精神和振兴中华优秀文化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并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昆仲，其成就和影响学界早有公论，中外研究者不乏其人，但“三沈”的身世生平和学养渊源一直鲜有人专门研究，即使有文论及也语焉不详，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关“三沈”籍贯的文献资料几乎一律介绍其为“浙江吴兴人”，沈尹默、沈兼士先生所作诗词落款常署“吴兴，尹默”、“吴兴，兼士”，而“三沈”昆仲同在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祖孙四代人在陕西生活了40年的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掩没。探寻“三沈”与陕西特别是与陕南汉阴的渊源，并非想挑起“三沈”的户籍之争，而是想实事求是地钩沉这段重要史实，探究“三沈”最初的人生坐标点和遗留给我们的许多重要信息。

　　有关介绍“三沈”身世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现在并不多见。戴自中先生2004年提供他收藏的沈尹默先生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所撰《自述》（草稿）中说：“我是浙江省无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褚保权在《沈尹默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一文中提到：“1959年，沈尹默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尹默一见面就亲切握手，称赞尹默说：‘您工作的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还说“听你的口音，不像浙江话。”尹默回答说：‘早年生活在陕南。’”沈尹默1966年1月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褚保权先生在《忆尹默二三事》中说：“尹默原名君默，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1883年6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尹默的父亲和祖父都擅长书法，也喜爱收藏些古书、字帖。”

　　尹默之父在汉阴究竟官居何职，他本人没有说明，他身边人也未悉心考证；汉阴乃至陕西对“三沈”的成长究竟有何影响，也少有学者做深度的论证考量。据“三沈”的几位至亲后人介绍，“三沈”为人处事极其低调，在世时很少言及身世。陕南少数有心人士以往也仅仅知道沈尹默生长于汉阴，其它便难以知晓。2001年上海举办沈尹默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曾发函邀请汉阴派人参加。携论文代表陕西与会的西安美院茹桂、李青等教授在省市报刊发表《沈尹默在陕西》和《沈尹默在汉阴》等文章，引起人们的关注。遵领导嘱咐，本人经多方联系并走访“三沈”的至亲好友和弟子，在陕南首次获悉一重要史实——“三沈”昆仲是同父同母亲兄弟，其兄弟姊妹同在陕南汉阴出生长大。此后，本人因倡议并参与负责筹建“三沈纪念馆”，由是产生探究“三沈”的身世生平之谜的兴趣。因为了解“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陕南任职安家情况及其家学渊源，对了解“三沈”的思想品格、文化结构及性格气质等的形成至关重要。

　　2002年4月30日，经三沈亲友联系，笔者有幸在北师大拜访了“三沈”的世交、当代国学泰斗启功先生，在请启功先生题写三沈纪念馆馆名时，启先生告诉我：“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祖上三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该）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署）用的吴兴（籍）。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情况）用小字写在匾额上。”启先生说，“三沈”出生在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兄弟姊妹和其母亲俱能吟诗填词，写一手好字。他还说“二先生（沈尹默）还是在汉阴成的家。”他问我是否读过《后汉书》？然后说起子贡过汉阴，遇一丈人抱瓮出井灌畦的故事，并坦言“现在想起来，这些地方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谌北新教授（著名油画家、西安美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陕西油画学会会长）是沈尹默先生的外孙，年少时曾长期生活在“三沈”身边，他也是“三沈”亲友中受“三沈”影响最大、最了解“三沈”的著名学者。他在《回忆外公沈尹默》中写道：“1953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到西安工作，他（沈尹默）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陕西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陕西汉阴做官，他与长兄士远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经常背着包袱从陕南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来。他说，对我所在学校的杜曲、樊川一带是熟悉的。有一次他写了两把扇面给我，其中一把上面写着：‘稠酒薰人意兴佳，秦川风土尽堪夸，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欲从何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沈尹默晚年曾作《西江月》一词，回忆当年兄弟结伴往返于西安汉阴间的这段难忘时光：（序云）“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於天地之际。”其词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牛车历尘地天通，未觉风尘澒洞。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金鸟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词中对儿时生活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谌教授近年应邀两次赴汉阴考察时，穿行于月河两岸，泛舟在碧绿的汉江上，曾多次感慨说：“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三沈’兄弟姊妹当年常常爬涉在陕南青山秀水间，是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汉阴质朴的民风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鲜明，汉阴厚重的人文环境铸就了他们的沉稳个性，包容万象的学养。现在很多研究者不清楚‘三沈’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三沈’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其实，‘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没有在汉阴多年练下的‘童子功’，‘沈天下’（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一入北大就讲历史，讲哲学，讲文学，一讲一学期，滔滔不决地讲了一二十年，那能现蒸现卖吗？……”
据沈尹默《自述》记载：“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置书，常手抄经籍，授子侄辈诵习，幼年犹得见其所写小楷尔雅。祖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在北京时，常为潘代笔。他的诗思敏捷，酒酣辄手不停挥，顷刻成章，书法颜、董，有求之者必应，毫不吝惜，后随左宗棠到陕西，即未他往，曾任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来我父（门里加龠）斋公亦官定远，前后连任十年。”

　　“三沈”之祖父沈拣泉和父亲沈祖颐除在定远厅（今镇巴县）任职外，在汉阴等兴安府属地是否任职，为何将家室安于汉阴，沈尹默在《自述》中并没有提及。经人指点，2004年7月9日，我与姚荣文老师在汉阴县史志档案局查阅《汉阴县志》（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编修，汉阴县志办公室1985年点校刊印本），在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汉阴历代行政官吏一览表》中，发现了“三沈”之父沈祖颐在汉阴任职的情况，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该文献记载：沈祖颐，临安人，监生，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九年五月离任；又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八月再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离任，升汉中府定远厅同知。县志评介其：“政尚简易，不事矜张。”该文献还记载：“清乾隆17年（公元1752年），陕西巡抚毕沅奏升兴安州为府，以汉阴知县移作附廓安康县，所留旧治，添设盐捕通判一员。清乾隆54年（公元1789年），陕西巡抚以安康知县难管兴安、汉阴两州县之地，奏请改盐捕通判为附民通判。一切仓库学校皆仍归旧治。添设训导、巡检各一员，兼管石泉、紫阳、平利三县水利、捕盗事务。”据以上史料可知，沈祖颐所任抚民通判为当时汉阴最高行政长官。

　　笔者曾请镇巴县政府办公室同志帮助查询“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镇巴县（当时为定远厅）任职的情况，后又请汉阴县双坪乡文书陈明春数次到镇巴县史志办查询。《定远厅志》所载“三沈”之父沈祖颐到镇巴任职情况与《汉阴县志》所载时间吻合，所不同者，定远厅志载其籍贯为浙江归安。笔者曾与谌北新教授等人专程去西安三兆公墓，探寻1925年于右任书丹、沈尹默撰文的彭仲翔将军碑文，沈尹默在碑文前所署的正是“归安，沈尹默”。经查有关史料，方知临安、归安、吴兴和湖州历史上确曾有过隶属关系。
安康较早搜集有关“三沈”文献资料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陈平1988年3月31日在《安康日报》发表《沈尹默先生在陕南》，汉阴作家巫其祥先生2006年撰写了《“三沈“之父几度任安康、岚皋、汉阴知县和通判》。据《兴安府志》记载：“沈祖颐，字贻仲，浙江归安县进士。”“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砖坪厅（今岚皋县）通判署任安康知县。”“光绪五年（1879年）复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光绪六年（1880年）秋，任安康知县”。“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署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八月再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卸任，升汉中府定远厅同知”。另据《岚皋县志》“政权志”通判名录载：“沈祖颐，号贻仲，籍贯浙江绍兴府，1887年（光绪十三年）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兴安府志》第十一卷“名宦志”中，载有沈公政绩：“沈祖颐，字贻仲，浙江归安县进士。光绪庚辰（1880年），以别驾署安康县事。下车后，凡保甲仓储诸政，次第修举，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先是安康学额岁科两试取进生三十人，丁卯前学宪陈翼破格减额一名，拨增汉阴。祖颐具禀清复，并授《学政全书》以争，卒复旧额。又奏郊铺陈姓旱地水田二十六亩伪契隐粮，例追入官。祖颐念安康学田菲，拨充兴贤学舌膏火，其培植人才之心，可云有加无已，惜期年即瓜代去（录邑举人罗钟衡撰《沈公学田碑》及《学仓志》）”。从目前已查阅史料看，“三沈”之父沈祖颐自清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五月在陕南兴安府（今安康市）砖坪厅、汉阴厅、安康县三地任职达18年以上，在汉中府（今汉中市）定远厅（今镇巴县）连续任职10年。任内兴学育才，为官清廉，造福一方，颇有口碑。

　　从“三沈”祖父1867年随左宗棠自京入陕，赴陕南任职将家室安居汉阴，到1902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四川人，父亲在陕南为官）结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颐在任内去世，“三沈”举家迁离汉阴移居西安，1907年返居吴兴、杭州，“三沈”四代人在陕西整整生活四十年，其中在陕南生活了37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关口，而“三沈”兄弟姊妹在远离尘嚣、优美宁静的陕南汉阴山城出生长大，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三沈”自离开陕西后，虽未再回到汉阴，但从沈尹默晚年回忆平生时惜墨如金的1400余字《自述》中，竟有1100余字是在满怀深情地讲述如何在陕南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从中不难体会到陕南时期的生活对他们一生的重要影响。

　　且看沈尹默在《自述》中的夫子自道：“我五岁上学，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的不第秀才，他却爱好诗歌，时常喜欢念几遍千家诗中的名句，如‘将谓偷闲学少年’之类给我们听。”“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诗，但教我们读古诗源、蘅塘退士所选的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很好。这位先生教人很严厉。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期，颇感到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红楼梦。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的著作，以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诗歌浓厚的兴趣。”“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父亲亦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必改为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到薰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因早岁僻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摩练，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因而不断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谈诗论字，即从旁注意听取，归而参之旧说，加以思考，信合于理，然后敢从其言，至今学习，犹循着这一途径。”沈尹默自己对陕南时期的评价是：“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在此，有必要对陕南及汉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略作介绍。陕南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秦巴山区，是雄秦秀楚丽蜀接壤之地，也是华夏民族大迁徙和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历史悠久，山川秀丽，风景如画，乡情浓郁，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个源头在这里交汇，稻菽文化和麦粟文化在这里兼作并蓄。秦汉以后，水陆交通孔道的畅通，信息传播的加快，汉水中上游居间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湖广等各地移民的迁徙涌入，使其成为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氐羌文化及秦陇文化等多种文化荟萃之地，同时，儒、释、道三大文化体系也在此交融发展。各种文化在此聚汇融合，这对于生长于斯的“三沈”昆仲的文化结构及性格气质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难以估量的。

　　汉阴因汉水而得名，古属西城、安阳、安康，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称汉阴至今，素为“安康首邑”。今址汉阴城池地处月河川道，始建于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明清时城内文庙、社学、钟楼、祖师殿和各省会馆等一应俱全，明清农民起义军迭次攻城不克，号称“铁城”，在清末仍是我省城廓比较完整的古老县城之一。汉阴四季分明，土肥民殷，物产丰饶，春麦秋稻，一年两熟，民风淳朴，崇德尚文，重教兴学。由于历史上战乱、灾荒和瘟疫，汉阴土著居民所剩无几。明清两代南北各地的移民占汉阴人口绝对多数，使其在建筑风格、饮食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称呼等文化方面，无不显示出兼具东西南北的特点。其人文禀赋“既含北方之粗犷豪爽，更兼南方之钟毓灵秀”，而宗教信仰更推崇道教，风俗习惯以南方为主。这些也许是“三沈”祖父和父亲将家室安于汉阴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因“邑士累科，无能登桂”，通判傅汝修在城东南隅垣上，主持修建文峰塔，六角宝塔高五层，似巨笔擎天。三层塔门上端书“文星高照”，两旁对联曰：“塔势凌云开笔晖，人文启秀焕奎光”，笔画遒丽典雅又雄浑苍劲，至今熠熠生辉。登临塔顶，放眼四望，月河环绕如练似带，百里山川尽收眼底。

　　此塔建成后的十余年间，三沈兄弟姊妹先后在汉阴出生长大。褚保权先生说沈尹默“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其家应是在县城内。至于究竟在城内何处，笔者曾多次问过沈兑、谌北新、褚家玑和戴自中先生等人，他们仔细回忆过，均称未曾听“三沈”亲自言及。有人考证说是在汉阴县城民主街颇具江南民居风格的111号大院，即是“三沈”在汉阴的故居。笔者曾去信美国请教该宅院原住户汪浩然先生，汪先生说不记得该宅院是否住过沈氏人家。倒是该宅院一厢房门楣上所刻“平和”二字仍依稀可见，很有几分尹默遵从的二王书风。

　　若论陕南及汉阴地域文化对“三沈”的影响，可仅据有限资料略陈一二。秦巴山区是中国道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不仅道观众多，老庄思想更大行其道。汉阴曾有“抱瓮之乡”一称，清代城北卧龙岗下尚有《庄子》“天地”篇中汉阴丈人与子贡促膝论机之“灌台”遗存，《汉阴厅志·艺文志》载有历代有关“抱瓮羞机”的咏怀诗文。受老庄思想的浸润，汉阴人勤劳质朴，待人忠厚。沈士远受家学影响，从小专攻古文，精研老庄，19岁就做了“娃娃县官”，新文化运动前即入北大讲授《国学概要》，成为享誉京华的“沈天下”，因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周作人晚年著文回忆“三沈”时说：“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慨；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教育和环境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可见一斑。

　　据《汉阴县志》等史志记载，今藏汉中市汉台博物馆被誉为汉隶翘楚的《石门颂》，其书写者王戎、韩朗即生长于汉阴属之的西城县。汉唐以降，溯源正本，汉阴乃至陕南至今传统书风犹盛，各家流派中欧字最受推崇。“从汉阴历代存留下来的牌匾、碑文亦可看出很重的欧体书法风格”。同时，陕南自古诗风、文风亦盛，不仅有20余首民谣入选《诗经》，经久不衰的民歌传唱至今，更有历代官吏的大量诗文留存，迁客骚人也多会于此，览物咏怀的诗文流传甚广。既是“安康首邑”，汉阴的文化积淀尤为深厚，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汉阴县志》，仅“艺文志”就有数十卷本。这样的人文环境对“三沈”的成长无不裨益。其父沈祖颐喜吟诗文，书宗欧阳询，兼涉赵松雪，中年尤喜北碑。沈尹默从小即受父亲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五岁入家塾读书，读《千家诗》、《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等。十二岁始习书法，从欧阳询《醴泉铭》、《皇甫诞碑》入手，对叶蔗田所刻《耕霞馆帖》最为欣赏。塾师崇拜黄自元的字，要他临黄自元《醴泉铭》书帖。他遵师命，依样画葫芦。一次父亲见他临帖，便在仿纸上写了临欧阳询《醴泉铭》的字。他看见父亲写的方严整饬，和自己临帖一比，立见雅俗，于是弃黄自元而学欧阳询，兼习篆隶。虽然后来沈尹默曾认为早年学书走过弯路，但在陕南汉阴时期培养的诗词和书法的浓厚兴趣，却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沈尹默先生早年习古典诗词，后来也作新诗，而最终以古典诗词作品最有成就，而无论新诗、旧诗，风格神韵尚以一贯之。他的书法亦是如此，即使临习北碑，亦无霸悍之气，流露出含蓄中合的趣味。他对生活及学术上某些是非的争论抱有超然之态，这都是他早年生活环境和家学遗传形成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所致。”

　　陕南特别是安康因明清以来的以闽赣皖和湖广为主体的大规模移民迁来定居，至今仍是“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大家信奉“宁舍祖宗田，不舍祖宗言”，这里便有了南腔北调的众多“方言岛”独特景观。数省方言汇聚一地，和而不同异彩纷呈，这里成了研究我国方言和音韵的一方宝地，明清以来出了不少音韵学家。沈兼士在此生活了18年，他1905年自陕西留学日本先入铁道学校，毕业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终生志趣却在“小学”，并以以无人能匹的文字学、训诂学成就独步20世纪中国汉语学界，这固然与他留日时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无关系，但少时成长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沈兼士先生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这些“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的重大举措，不能说与他少时的生长环境没有一点关系。

　　现在所有能读到的有关沈兼士先生的文章，从未有人提及陕南对他的影响。倒是沈兼士先生自己写的一首回忆儿时陕南生活的小诗可帮助我们叩开他的心扉。尽管这是管窥蠡测，但仍可窥一斑而见全貌。这首诗是目前仅见的沈兼士先生写陕南的诗文，由沈兼士先生四女沈兑教授提供，沈兼士先生高足、北京师范大学葛信益教授生前搜集刊发于《辅仁校友通讯》上的沈兼士遗诗中的一首：（序云）“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丧乱之余，旧游重记，偶闻鸣鸠，不胜逝水之感。”（诗云）“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此诗为1944年季春，沈兼士先生为躲避日伪搜捕自京南下途经陕南入蜀所作。沈兼士先生作此诗时已57岁，童年与诸兄姊自汉阴去汉中定远厅探望父亲的嬉春之乐如在眼前。2007年沈兑教授和沈兼士先生门婿王葆圣先生生前都曾告诉笔者，沈兼士先生平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个别字音中仍保留有陕南方音。安康学院张德新副教授发现，在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中，“脚”字的注音采用了汉阴等地的方言。谌北新教授和上海沈尹默故居褚家玑馆长介绍说，与弟沈兼士不同的是，沈尹默先生一生不仅保留了在汉阴养成的生活习惯，甚至到老也未改浓厚的陕南乡音。

　　“三沈”兄妹众多，相处融洽。他们在汉阴读书习字，赋诗作文。课余之时，或登文峰塔远眺百里山川，或访庙宇碑楼寄情于山水。每当春秋佳日，兄弟姊妹，或翻凤凰山过汉江，前往定远同游，或越秦岭沿子午古道至西安造访师友。在陕南秀丽的山水中，在汉阴宁静的山城中，在严格的庭训中，在融洽的亲情中，“三沈”兄弟姊妹受到良好的诗词、古文和书法等传统文化熏陶。沈尹默早年在《酬兼士弟怀出居之作》云：“山城既多暇，况富少年情，理乱怀未营，举家歌太平”、“携手共言远，遨游无近林。登城望云栈，川流带萦纾。风烟日在眼……”等。据戴自中先生介绍，“三沈”之姊沈星少时与弟妹联吟的诗句“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等也曾获其父好评，尹默先生晚年还曾提起。

　　无须讳言，“三沈”在陕南生活时期，与其祖籍地江浙的已开风气之先相比，他们远离了烽火外患的侵扰，但同时也有“无良师请益，缺朋好往返”的不利；但严格的家学熏陶和多年的冷板凳练就的“童子功”，为“三沈”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而温馨融洽的骨肉亲情和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使“三沈”在雄奇秀丽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养成了不激不厉的个性特征、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诚如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所言：“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像“三沈”这样一门昆仲三大师的现象，离不开故乡特定人文环境的滋养。当我们置身于“三沈”出生和生活了20多年的汉阴县，我们似乎能够体悟到“三沈”奇观出现的文化之谜。”“在汉阴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三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移民的生活艰辛和顽强奋斗，使他们了解社会现实、体会民间疾苦、立志奋发图强。汉阴养育了‘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彩，可以说是‘两不相负’”。

主要参考文献：

1、沈尹默：《自述》（草稿）戴自中藏，见《三沈研究》第一期，陕西日报印刷厂印。《西江月》见《沈尹默诗词手迹》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2、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又见其收入《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该文由沈尹默口述，他人记录整理。

3、褚保权：《沈尹默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忆尹默二三事》，见《尹默二十年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4、茹桂、李青：《沈尹默陕西时期书学文化论》，见《文化艺术报》，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5、谌北新：《回忆外公沈尹默》，见《尹默二十年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6、戴自中：《沈尹默先生年谱》。

7、周祖谟：《怀念尊敬的恩师沈兼士先生》，见葛信益、朱家溍编《纪念沈兼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8、周作人：《三沈二马》，见《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月第一版。

9、陈玉玲：《沈尹默书法艺术》，(台湾)惠风堂笔墨有限公司出版部2001年5月出版。

10、赵为民：《在纪念沈兼士先生诞辰120周年暨第二届“三沈”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07年9月10日于安康学院。

11、巫其祥：《“三沈“之父几度任安康、岚皋、汉阴知县和通判》，见《汉阴文史资料》第五辑，2006年编印。

12、杨兴无：《三沈文化，汉阴风情》，见《汉阴文史资料》第五辑，2006年编印。

13、汉阴县志编委会：《汉阴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14、岚皋县志编委会：《岚皋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15、王涛：《“三沈”之父两任汉阴抚民通判》，见2004年《安康日报》。

2008年6月7日至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