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古琴论争——读《民国古琴随笔集》

谈古琴的运命

李济

　　要谈古琴的运命，我们可以分出好几层来讲。

　　第一，我们可以说：古琴这东西根本上是一个没意思的玩艺，冤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那喜欢玩古琴的人就像喜欢吃疮痂喜欢吃粪浸芝麻的人一样。现在好了：我们有了科学，知道疮痂一类东西实在没有可吃的道理。我们有了艺术，也知道那古琴实在没有可玩的地方。所以它们的末运都到了，不久就要死它们的当然的死。取而代之的有鸡汤，有牛肉汁，有琵琶，有提琴。

　　我们这样讲虽带一点武断，也还痛快。要是我们请国民选代表投票来表示他们对于古琴忠实的意见，他们大概一多半都是如此说。最风流的唐明皇一千多年前已如此表示了。他听了琴，耐不住那臭味，所以敢快叫花奴来替他击鼓“解秽”。表示同情于唐明皇的举动多得很。中国人原来并不是人人都喜欢古琴，许多人早知道它冒名风雅带一点骗人的性质。不过我们的国教向来注重恕道，所以古琴虽是没意思而带骗人的东西也可在这社会鬼混几千年下去。

　　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改变了。我们有了新艺术，我们又有了新人生观。我们对于一切存在社会的东西都要把它们的价值评订一番。古琴的真价值当然也应该在这重新评订之列。

　　第二，掌秤杆的人要来谈古琴的运命，自然不是像第一层的意见那样武断了。他有他的锤，把琴几分几厘的价值都能量出来。不但如此，有时候那掌秤的掌熟了连锤都不用，就知道他所秤的分两：这是一样靠得住的。他评订一切事物，只要用他的手指尖一试，他就知道它的价值多少。至于古琴，久已“秽德彰闻”，处处与富贵寿考相反，它在艺术上的价值自然是可以用手尖一试而知。

　　这一次掌秤杆的人，所以把古琴稍微—试就定了它的价值，并且定了它的运命。

　　却是读过西滢先生的古琴评价报告的都觉得与那完全不用秤武断的话差不多，而没有那种痛快。我就是有这种感想的。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的结论。他说：

　　“……在重新估价的时候，顶可靠的盈虚消息是保守者的口头禅。要是他们说”文以载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你就有九分的把握知道文言一定有毛病；要是他们说”对牛弹琴”，你也就知道古琴将来的运命了。”

　　这里边所谓古琴的保守者到底指哪一类的人？对牛弹琴与古琴的关系在什么地方？这都是令人百思而莫得其解的。

　　发生这一种疑问的人并不是定要说古琴是天地间至高无上尽善尽美的一种音乐。古琴的末运也许到了，不过照西滢先生的讲法，并没把它快要死的道理说出来。它是不是有病，自然是一个问题。它害的是什么病，又是一个问题。

　　西滢先生说古琴病了。它的病是不好听。好听，好听的标准是西滢先生自己及一切平常听到好音乐也知道说声好的人。好音乐就是可以叫我们忘掉了我们的环境的音乐。古琴不能使我们忘掉了我们的环境，当然不是好音乐，当然不好听。“使我们忘掉了我们的环境”的音乐是好音乐；这“我们”是不是有限制的，我不知道。假如有一种“使他们忘掉了他们的环境”的音乐，这种音乐可以算是好音乐不是？非洲中部的土人一听他们的部落中习传的鼓声，登时就忘记了他们的环境，欢欣鼓舞起来。梭罗门岛的岛民听到他们的笙乐，连吃都可以忘记。这种鼓声，这种笙乐，不知道是不是好音乐？

　　不然，不然，非洲的土人，梭罗门的岛民都是野蛮人，不知道好音乐为好音乐的。我们不能拿他们来讲。那么，美国人算文明人了，知道好音乐为好音乐的。最能使他们民众忘掉了环境的是Jazz（爵士乐），所以Jazz是美国通行音乐中的最好的音乐了。但是凡有一点关于欧洲音乐知识及听过数十百把次的人，大半都知道在美国通行的音乐中，Jazz虽是最行时却不能算是顶好的。那顶好的还是他们合乐中所奏的什么贝托文、苏茫及摩扎那一班人所作的音乐。听这些老名家的人哪个能发誓说他能完全忘掉了他的环境？要是他在毛厕的听着，他就可以忘那臭？要是在大热天的听着，他能不出汗？要是环境不能掩音乐的自然的美，何以欧洲最好的音乐一定要择地方？他们欧洲人还要特别替他们的音乐修屋子？屋子里的建筑还要受种种的限制？何以他们夏天的音乐多在野外？何以教堂里奏Jazz？不在茶馆里奏赞美上帝的音乐？就是在这选择的环境之下，那知道好音乐为好的人就能完全忘掉了这环境？

　　“知道好音乐为好音乐的人”也许自己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但是若要以此号召别人，总须加一点注解。至于可以叫我们忘掉了我们的环境的音乐是不是最美丽的音乐这也是一个疑问。所以我恭恭敬敬的请愿于西滢先生：请他把他批评音乐的标准再校一下。

　　第三，古琴向没有行时过。真正玩古琴的人是和尚道士及那不做官的隐士，至于达官贵人所听的琴，不是琴行运的表现，是琴晦气的表现。传说孔夫子善弹琴，所以学孔夫子的都有一点学琴之必要。至少他家的应该藏一张，客厅应该挂一张；分明不懂，也假装一个懂。人家说他弹得不好听，他就会引那“对牛弹琴”的成语以自卫。但是研究音乐是终身事业，而中国行时的社会向不尊重这事业的独立。结果是弄到凡是真正研究音乐的人就没饭吃。你要是在这社会里讨饭吃，你必须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余力来干它；那你就又有饭吃又尊荣又风雅了。

　　不过那行有余力的余力是有限的。以之研究那进步的乐器如琵琶胡琴之类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以之研究那不进步的古琴是断然不够。幸而我们中国的社会还容那不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讨饭吃的和尚道士，还有那甘于贫贱的隐士。这些人中就有肯去穷毕生之力去研究那古琴。他们是一种避社会的人，他们产出来的音乐也就是一种避社会的音乐。他们慢慢的看他们的山水，看他们的云雨，看那天上的鸿雁，水中的鱼藻，他像那海外的神仙，享受那山居的乐趣，也就慢慢的造出一种音乐来。这种音乐自然是不合那富贵寿考的人脾胃：它的声不繁碎，它的响不急促，它的意志太远。这种音乐当然是不能使那富贵寿考的人忘掉了他们的环境。

　　要是中国将来社会仍能容这一般人，这一种音乐或者还有存留的机会。假如我们大中华民国决定了人人必须尝一点富贵寿考的滋味，这种音乐当然就应与世长辞。这也许不是什么很伤心的事情。

　　第四，批评家说古琴的运命却又有一种说法。我们不能承认西滢先生的标准“听到好音乐也知道说声好”是一个十分可靠的标准。譬如一个只知道文言文章的批评白话文，一个喜欢印象派画的人初看未来派的画都是带有偏见，不十分靠得住的。西滢先生虽自居是如此。据他说，他听琴的次数并不多。他真正的音乐的经验许也只限于那繁声促响的好音乐。这种繁声促响的好音乐给了他许多暗示，好些催眠，一个好坏的标准，他都不知道；当然他讲古琴的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带一点偏见。要找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准以推断古琴的将来的命运，就是看它的音乐能继续的满足那一部分人类的一部分有训练的欲望。假如有一代只有一个人忠实的喜欢那古琴的音乐，那其余的十几万万人若是没有研究过这一个人所以喜欢它的缘故，也不能遽然断定它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