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品》质疑之举例五种

　　摘　要：锺嵘《诗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本文主要依据陈延杰《诗品注》[1]，对锺嵘《诗品》提出疑义，并依据锺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评价，兼评陈延杰先生在注中所选录的曹植的诗歌。

　　关键词：锺嵘《诗品》；质疑之举例；《陈注》中曹植诗之评价

导言

　　锺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典籍之一。历来被认为乃千古论诗之祖。沈德潜云：“诗家品炙，始于钟嵘。”（《剑豀说诗》[2]卷首）。章学诚亦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3]内篇卷五《诗话》)。确然，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历代对《诗品》的研究之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著作之中，对《诗品》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多有指出。如，明人胡应麟言：“《诗品》云：‘故知陈思魏邦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士横晋室之英，安仁、景阳为辅。康乐宋代之雄，颜延年为辅。’[4]亦颇得之。然公干、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阳非太冲比，延之非明远比，错综诸集，参伍群言，锺所剖裁，似难佥允。”（《诗薮》[5]外编卷二）其中，尤其是在对于诗人的品第问题上争论不休。如，清人王士禛言：“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带经堂诗话》[6]卷二）陈延杰先生亦言：“余少时抗意汉、魏、六朝诗，读此深喜之，故沉研颇有年，惟觉曹瞒之悲壮，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陈注·跋》）笔者以为，锺嵘在品评诗歌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这似乎是前人所忽视的，笔者将于此文指出。同时再谈前人所颇为关注的有关品第、源流等问题。于文章之末，根据锺记室对陈思王曹植诗之评价，兼评《陈注》中所选录的曹植的诗歌是否符合锺氏之评。

质疑之举例

　　（一）品评有偏见，抹杀两汉南朝之乐府民歌

　　纵观《诗品》全文，似乎丝毫没有提及这一时代的乐府民歌。锺嵘在品评之中，将诗歌分为源于《国风》、源于《楚辞》和源于小雅三派。张伯伟先生在《钟嵘〈诗品〉研究》一书中，曾对其作过分析，列出各派支脉[7]。通过这一分析，更加清楚地看出，在《诗品》一文中，所涉及的乐府仅有文人乐府，而完全抹杀民间乐府，私以为不可取也。今就乐府之地位及影响而浅述之。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8]曰：

　　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匹夫庶妇，讴吟士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于盛衰，季札监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按：以乐府诗歌而观天下之兴衰，可见其价值。要能观天下之兴衰，此处之乐府当为民间乐府。

　　又曰：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

　　按：汉武帝至南朝锺嵘所处的时代，乐府年代已久。愈不可忽视。

　　班固《汉书·艺文志》[9]曰：

　　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矣。

　　按：此亦言乐府之地位也。要能观风俗，觇盛衰兴废，当以民歌为重。

　　著名文史学家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0]一书的引言中说：

　　自来皆误认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也。如三言、五言、杂言出于汉，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绝出于南朝，殆无一不渊源乐府。

　　又在再版《后记》中说：

　　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

　　萧先生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是文学史之源。而且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将长期被颠倒的源流颠倒回来，并得出“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决无乐府反蹈袭文人”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同时，我们考察历代众多诗话，如冯班《钝吟杂录》[11]、谢榛《四溟诗话》[12]等均有关于民间乐府的评论[13]。

　　综合可知，两汉及南朝之乐府民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锺嵘竟然存在这样的偏见。

　　（二）源流有差错，品第似不公

　　对于锺嵘《诗品》中有关源流品第的问题，前人多有异议。而尤其不满锺嵘对陶潜和曹操的评价，认为有失偏颇。

　　《诗品》中品“宋征士陶潜”条曰：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按：此处言陶潜“其源出于应璩”。根据《诗品》中“魏侍中应璩”[14]条言：“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笔者考察陶潜之诗，难见其“善为古语”、“得诗人激刺之旨”、“华靡可讽味焉”等特点。锺氏又言“又协左思风力”，考察《诗品》中“晋记室左思”条言：“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此处锺嵘亦强调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曾不知锺氏此评，应从何说起。

　　经查阅，多有前人就对其加以指责。如，宋人叶梦得言：“……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刺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石林诗话》[15]卷下）又明人胡应麟言：“善乎钟氏之评元亮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而以源出于应璩，则亦非也。”（《诗薮》外编卷二）
同时，可以看到，陶渊明是被列为中品的。[16]这也许是因为陶渊明的诗歌造诣在当时尚未被发掘出来。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锺嵘对他的评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谓很高了。然而，却依然将其列为中品，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是说不通的。对此，前人亦多加以指正。如，清人王士禛言：“中品之陶潜，宜在上品”（《渔洋诗话》[17]卷下）。沈德潜言：“陶公亦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旷世独立。钟记室谓其源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说诗晬语》[18]卷上）。再如，方东树言：“……钟嵘乃谓陶公出于应璩，又处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叶石林之辟之也”（《昭昧詹言》[19]卷四）。

　　再来看看锺氏对曹操的评价。

　　《诗品》下品“魏武帝”条曰：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20]

　　我们以为，锺嵘对曹操的评价比较合理。但置其于下品，有失偏颇，难免会遭来非议。如明人王世贞言：“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艺苑卮言》[21]卷三）又如，清人王士禛言：“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渔洋诗话》卷下）。

　　笔者以为，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诚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鹰扬於河朔，伟长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琏发迹於此魏，足下高视於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22]卷四十二）曹植的话丝毫没有夸大，“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都是在建安年间前后归附曹操的。其余如女诗人蔡文姬、诗人繁钦等，也都为曹操所用。曹操将天下英才悉集帐下，使他们与曹氏父子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局面，对当时文坛诗风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这样说来，把曹公置于下品，理由应该是不充分的。或许在锺嵘看来，曹操的“甚有悲凉之句”的诗风，与当时时代的文学潮流不相类，故将其置于下品。但这样，无疑就纯粹掩埋了曹公的巨大贡献。

　　此外，《诗品》之中，在指出某人之诗出于某人时，还存在着明显错误。如说“仗清刚之气”[23]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24]的王粲。至于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等，我们也很难从中找到有力证据。

　　（三）品评形式化，只重词彩而鲜涉及诗之内容及诗人之思想

　　锺嵘论诗，一方面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但同时又受到南朝某些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歌时，从来都将词彩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的思想成就。在前一个问题中，我们谈论了曹操的品第。这就是一个明显反映锺嵘品评诗歌只重符合自己所列辞采标准即所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而没有注意到曹公诗歌的深刻内涵的事例。

　　锺嵘一味强调词彩的重要性，在此种批评理论的引导下，他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了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

　　所以，锺嵘品评诗歌时，一般有摘其诗中富艳之句，而大加赞赏之弊。这种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但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之风。后代多数论诗之作，都是以《诗品》为“祖”的，当然会继承他的一些品评方法，以至于后来的有些著作在品评之中，不能全面把握诗人的内心思想和诗歌的主题、甚至歪曲主题，仅凭其中的个别富艳之句而论之，实则有以偏概全之弊。而这种论诗品评之法，实则仅是论诗句，而非论诗篇。长期如此品评诗歌，句与篇几乎成分离之势。

　　（四）品评绝对化，坚决反对诗“用事”

　　《诗品·序》曰：

　　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按：锺嵘认为，诗歌当以兴趣为胜，是作者“即是即目”，“皆由直寻”而得。坚决反对那些“补假”之语。

　　陈延杰先生在《注》中说：“锺意盖谓诗重在兴趣，直由作者得之于内，而不贵用事。此在诗中叙事写景则然耳。若夫抒情，则非借古人成语，不足以写其胸臆。观张、潘、左、陆、陶、谢、颜、鲍诸家诗，皆出经史，岂非明验哉。”（见《总论》注第七十三）

　　当然，我们认为，陈先生说以上诸家诗“皆出经史”，是有些不准确的，但这一段话亦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写景或是叙事，“直寻”当然为妙。但对于书写胸臆，实有不便，不如“用事”来得直接而又含蓄，并且富有文化底蕴，更能激发读者去挖掘诗人的内心世界，咀嚼诗歌中的精华。这于诗人于读者都是有益的，何乐而不为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锺嵘所列举的几个“皆由直寻”的“古今胜语”：“思君如流水”（诗出徐干《室思诗》）；“高台多悲风”（曹植《杂诗》之起句也）；“清晨登陇首”[25]；“明月照积雪”（诗出谢灵运《岁暮诗》）。不难看出，在锺嵘所列举的几个他认为“古今胜语”的诗句中，除“思君如流水”一句有抒发心中思念之情意之外，其余几句，或是仅仅写景，或是单纯叙事。我们以为，锺嵘坚决反对诗歌“用事”，是有绝对化之弊的。且不论后代“用事”之诗歌是如何地出名和受人欣赏，单单就他所援引的诗句，就不能作为他批评诗歌“用事”的绝对证据。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曰：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引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按：此言“用事”之功，在于“据事以引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可见，“用事”并非无益于诗文本身。

　　又曰：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

　　可以看到，在刘勰眼里，他并不反对“用事”，只是强调要用得恰当，“贵约”、“务精”，而且这些只能为文章得“辅佐”，不可泛滥。文章当在“本性”，“才自内发”。只有“主佐合德”，方出妙文。

　　当然，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以论文为主，而《诗品》则是专门论诗，这其中或多或少有一定区别。但锺嵘对“用事”的态度没有刘勰来得全面一些。

　　在宋人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一书中，几乎包含以前朝代诗人关于“用事”的议论。经过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坚决反对诗歌“用事”的仅有《诗品》[26]。这样，难免显得锺嵘品评诗歌的绝对化。

　　（五）因噎废食批四声八韵

　　《宋书·谢灵运传》[27]曰：

　　天机启则六情自调，六情滞则音韵顿舛……五色相宣，八音相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扬宜……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合于理，匪由思至……

　　按：此处沈约提出文章应合乎音韵之说，且强调只有“妙达此旨”，而“始可言文”。

　　《诗品·序》曰：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备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帷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按：此处锺嵘可谓是深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韵”，嘲讽其“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可谓文之低俗者也，攻击他们所提出的标准连自己都难以做到。[28]

　　《文心雕龙·声律》曰：

　　夫声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

　　按：刘勰认为，声律始于“人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前人因其而制乐。故而文章当须有声律。可见，刘氏是积极倡导文章“用韵”的。不仅如此，刘勰还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下文中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当然，我们再次声明，刘勰更加注重文章，而锺嵘全是论诗。有这样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诗可以理解的。而文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以及它所带来的“永明体”，使世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使具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永明体”，更就没有后来的唐诗。正是因为有了声律的发现以及当时文人对声律的追求与审美，才奠定了唐诗的格局。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其消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对声律的追求当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艺苑卮言》（卷三）曰：

　　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这里，明人王世贞认为沈约所倡导的声韵问题，虽对后代的律诗产生巨大影响，但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约“自失之”。

　　当然，我们在这里批评锺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不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它的巨大文学史影响，因为他毕竟也是凡人。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当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结论

　　文章有关《诗品》内容的质疑，仅仅是笔者拙见。但笔者以为，在锺嵘的品评之中，确实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见或是评论的绝对化和形式化。就拿民间乐府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品评诗歌当不可绕过她。笔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让诸位不要忽视两汉南北朝的优秀的民间乐府诗歌。至于锺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关“用事”、“用韵”等绝对化的评价，以及有关诗人品第问题的再探，实为续貂之作。笔者以为，虽然《诗品》自开始流传以来，有誉也有毁，即便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其提出疑义，但是，瑕不掩瑜，《诗品》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历代诗论之祖。

附：评《陈注》所选录的曹植之诗

　　这里，笔者将结合锺嵘《诗品》之中对陈思王曹植诗歌的评价，简要地对《陈注》中所录曹植之诗予以评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清楚陈先生所录的曹诗是否符合锺氏之评。经笔者检索，陈注中共选曹诗十余首。其中包括了《公宴诗》、《送应氏》（二首）、《七哀诗》、《箜篌引》、《赠白马王彪》、《赠王粲》以及《杂诗》六首。在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锺嵘对曹植诗的评价。

　　《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条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可以看出，锺嵘对曹植的评价是极其高的。尤其说他“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论之备矣。何焯谓子建诗云：“缱绻有风人之旨”，同时又认为“小雅嗣音”（《义门读书记》语，《陈注》引）。《陈注》中还引用了清人刘熙载语：“子建隐有‘仁义指认其言蔼如’之意，锺氏为人伦周、孔，可谓知言。”陈延杰先生说：“盖子建诗学国风，而有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矣。”当然，在锺嵘的眼里，曹子建无疑是当时诗人之中成就极高的一位。结合锺嵘之评，来看看陈延杰先生所选录的诗歌是否与之符合。

　　首先，我们得承认，《杂诗》六首是完全符合锺氏之评的，《序》中所引的“高台多悲风”即是起句。笔者以为，这六首诗，真正体现了子建“骨气”、“情兼雅怨”、“词彩华茂”等特征。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一）、“何意回飙攀，吹我入云中”（其二）、“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其三）、“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其五）等，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由此说来，选录这六首诗是符合锺嵘评价的。

　　再来看看《赠白马王彪》。历来对该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29]（卷四）中说：“子建《赠白马王诗》，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余按：明人王世贞，字元美，著有《艺苑卮言》）极称之，谓‘悲惋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何焯在《义门读书记》[30]中评论该诗“小雅嗣音”[31]，盖其“情兼雅怨”。近人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32]中说：“曹子建诗工于发端。诗情不够，只能工于发端。《赠白马王彪》诗情足够，故不露竭蹶之势。《赠白马王彪》好在不工于发端。‘谒帝承明庐’数句如旅行纪程，不是诗，但是诗，徐徐写来，力气不尽。此篇虽不工于发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这种种评论表明：《陈注》选录该诗是极有理由的。

　　至于《送应氏诗》二首，“骨力甚健，与后来孙许不同”[33]；《七哀诗》，“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穷也”[34]；《赠王粲》，“缱绻得风人之旨”[35]。由此说来，这几首诗被入选，是应该的。我们同意陈延杰先生的观点。

　　我们以为，《箜篌引》一诗，多忧叹生命之辞，实则“怨”滥于“雅”，虽说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称“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且该诗亦非“词彩华茂”。可以看看其中的诗句：“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实难以从中看出锺氏之评。后文：“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叹，那是对人生短促的嗟怨。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雅”实则是难以寻觅。再看看入选的《公宴诗》。何义门评曰：“何等兴象”[36]。该诗写的是宴会，“兴”当然不足为奇。“词彩华茂”，亦是当之无愧，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然而，我们以为，锺嵘时期的诗风，对“词彩”的要求都很严，正如他在《序》中所强调的诗歌的做法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诗的表层，即词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诗歌多是“词彩华茂”的。那么，为什么单单曹植的成就被认为如此大，诗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曹植的品第当不是由其“词彩”来决定的，而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使得他“卓尔不群”、“粲溢今古”的。然而，我们从这首宴会诗中，几乎很难读到“情兼雅怨”的东西，甚至也难感受到奇高的“骨气”。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作为有利于理解锺嵘对曹子建评价的参考材料，陈延杰先生选录《箜篌引》和《公宴诗》，不是很妥当的。

　　笔者认为，虽然《陈注》中在选录曹植之诗作为参考资料时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总归是瑕不掩瑜，该著作仍然是研究《诗品》的必读，对《诗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

（2）梁·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1995年

（5）梁·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

（6）唐·李延寿撰《南史·锺嵘传》中华书局，1978年

（7）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8）宋·叶少蕴著《石林诗话》，《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9）明·谢榛著《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0）明·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明·胡应麟著《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

（12）明·许学夷著《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3）清·乔亿著《剑豀说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清·章学诚著《文史通议》，中华书局，1956年

（15）清·王士禛著《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16）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00年

（17）清·方东树著《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8）清·沈德潜著《说诗晬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王士禛著《渔洋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0）清·冯班著《钝吟杂录》，《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1）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萧涤非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3）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4）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为文章行文方便起见，后文将其简称为《陈注》，均同，不再注出。

[2]清·乔亿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章学诚著，中华书局，1956年

[4]按：胡应麟此处所引锺氏之言，与原文不尽相同。《诗品》原文言：“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5]明·胡应麟著，中华书局，1962年，下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6]清·王士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7]参见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第117页至第1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本文主要参考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文凡涉及《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所依据的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9]汉·班固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1]清·冯班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2]明·谢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3]按：冯班在《钝吟杂录》中，首篇便是《古今乐府论》，既包括了文人乐府，当然也包括了民间乐府。而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亦有多则关于民间乐府之论述。如：有关《木兰辞》的（见第七则）、有关《紫镏马歌》的（见第十一则）等。此处不能详尽，所引只是为了说明锺嵘在品评诗歌时当不可忽视民间乐府。

[14]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人。世称其“博学好文，善为书记”。其诗文“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按：《文选》李善注引，《文章录》语）但应璩的诗大都散佚，今天学者一般认为仅存《百一诗》一首（昭明太子《文选》录）。由于其诗的散佚，很难对其予以确切评说。但考察前人对其评价，当知他的地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三处论及应璩，而就有两处提及《百一诗》。（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之《应璩诗论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宋·叶少蕴著，《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16]按：《陈注》卷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评》（即《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藉、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从而《陈注》以为，“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着《直斋书录题解》，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矣。”我们认为，《太平御览》乃北宋时期著作，其记录事情的真伪尚待确证。而根据一个没有十分把握的材料来断定其它论述，我们以为不是甚妥。本文依据世所流传的《诗品》之品第，以锺氏列陶诗为中品而论之。

[17]清·王士禛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8]清·沈德潜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方东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20]按：《诗品》原文“魏武帝魏明帝”条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是将魏武帝与魏明帝放在一起品评的。此处所引的只是有关对曹操的评价，余者舍去。

[21]明·王世贞著，《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后与此同，不再注出。

[22]岳麓书社，1995年

[23]见《诗品》中品“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条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24]参见《诗品》上品“魏侍中王粲”条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25]《陈注》曰：“未详所出。”今按：逯钦立辑《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张华《诗》作：“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

[2]6参见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7]沈约撰，中华书局，1997年

[28]按：《南史·锺嵘传》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我们以为，此说当不可轻信。

[29]明·许学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0]清·何焯著，中华书局，2000年

[31]按：《陈注》曰：“《史记·屈原传》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按子建有忧生之嗟，故乐府赠送杂诗诸什，皆具小雅怨诽之致。”这更加印证了子建诗之“情兼雅怨”。

[3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何焯语，《义门读书记》，2000年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