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傅山的矛盾
近段时间，笔者阅读了有关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学家傅山（1607—1685）的一些诗文资料和人们对其的研究文章后，深感傅山的处世是很朴实的，他的性格很直率，没有丝毫做作，更没有掩盖内心深处的矛盾。他的诗文和他的书法审美观，无不流露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内心深处的矛盾。下面围绕：“偷生如逆旅”与“不死复何言”——求生、殉国之间的矛盾；“有头朝老母”与“无面对神州”——孝节、忠义之间的矛盾；“乃今不解”与“乃今大解”——审美赵孟頫书法时的矛盾等三个方面，试述如下：
一、“偷生如逆旅”与“不死复何言”——求生、殉国之间的矛盾
傅山的人生经历以崇祯十七年（1644）为分水岭，可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的傅山虽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明王朝末年，但仍可相对安稳地读书、写字、做学问。崇祯十七年，傅山时年38岁，正值人生的壮年期，这年的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即将入城，外有清大军压境的内外夹击下，自缢身亡，历经276年的明王朝灰飞烟灭。这一年的国变，给傅山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是极其铭心刻骨的，成了明遗民的傅山，出家为道士，号朱衣道人。从这朱衣道人的“朱”字依稀可以想见它寄托着傅山有将一直追随朱明王朝的坚定信念。从出家为道士而未走上以身殉国之路，傅山于此似乎显得很懦弱，与平时一贯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极不相称。傅山的性格一向坚烈，如，傅山在30岁时为其师袁继咸鸣冤平反之事，足见傅山的性格是如何的刚烈和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以及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讲策略、讲方法的智慧。此义举也使傅山名闻天下。
如按照傅山的性格来推测，傅山在明亡后应该参加义军走上抗清复明之路或以自杀殉国。但傅山却没有这样做，这似乎与傅山的坚烈性格不符，如何解释之？笔者以为，傅山以出家为道士的方式，不与新政权发生联系，这种以苟且生命来反抗异族的统治，可以看作是傅山避死求生的另一种形式的殉国，从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傅山是十分看重生命的，在死与生的选择面前，傅山决择的最终是生的希望，傅山热爱生命，没有以身殉国，他不愿为腐朽的明王朝做无谓的牺牲。如果现在从拔高傅山的思想觉悟来看，傅山是十分明智的，假设38岁的傅山以身殉国，只不过多了一个为明王朝陪葬的文士，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少了一个杰出的文学艺术巨匠。但反过来讲，傅山对自己出家为道士的行为是很惭愧的，其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这从他的《早起高眺》诗句中可以想见：“云过能看饱，情来泪是诗。周虢稽北日，许靖隔南时。不死何其恋？高楼一客知。”傅山深深地责问自己“不死何其恋？”由此，傅山觉得所有的情感和泪都已化为无声的诗。没有以身殉国的内疚常常缠绕在傅山的心头，这年的除夕，傅山作《甲申守岁》：“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徐生许下愁方寸，庚子江关黯一天。蒲坐小团消客夜，独深寒泪下残编。怕闻谁与闻鸡舞，恋着崇祯十七年。”这短短的诗句将傅山内心深处的楚痛抖露无遗，为什么没有以身殉国的而苟活着呢？这可不是我傅山的所为啊！“三十八岁尽可死”这成了傅山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结，既然苟活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只好独自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流泪，“崇祯十七年”这个时间定格，也是傅山心灵永远楚痛的定格。这种痛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相反却越来越强烈。顺治二年（1645），傅山在生日的时候作《右玄贻生日用韵》：“生时自是天朝闰，此闰伤心异国逢。一日偷生如逆旅，孤魂不召也朝宗……”自从国变之日起，傅山可以说无日不痛，始终认为自己活下来是一种偷生。
以后的日子对傅山来说是痛苦接连着痛苦，面对着一个个熟悉的师长和友人因抗清死去，此时此刻，43岁的傅山不知会作何感想？可以想见，傅山觉得活着比死还要痛苦，但坚强的傅山忍受着无比痛苦的心灵的煎熬而活着，他无时不在调节自己的生与死的矛盾状态，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另一种抗争。
二、“有头朝老母”与“无面对神州”——孝节、忠义之间的矛盾
顺治十一年（1654），湖广黄州府蕲州生员宋谦在河南武安县五汲镇进行抗清活动，因事泄露，宋谦等被捕，宋谦的供词涉及傅山，这对傅山而言是一个意外，但同时对傅山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摆在他面前的以身殉国的机会，傅山不是时时觉得“不死何其恋”、“一日偷生如逆旅”吗？但傅山还是选择了求生，没有慷慨赴死，此时的傅山可能已经意识到，已无必要为明王朝作无谓的牺牲。这年六月，傅山下太原府狱，在遭审讯过程中，傅山拒不承认与宋谦的抗清活动有染。笔者分析，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傅山的坚贞不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傅山的智慧，傅山是很讲策略的，如一旦承认自己与抗清活动有染，便会累及自己无辜的性命。这期间，幸亏有朋友相助，太原府、山西省等官员为傅山开脱，最关键的是与傅山交往深厚的仕清官员魏一鳌为傅山作了证明，使傅山免于一死。在牢狱里，傅山也经受了考验，在狱中以“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清史稿》）之举与外界朋友的营救相呼应。到了第二年（顺治十二年）的七月， 49岁的傅山，经三法司判决，傅山系诬报，被释。但这对傅山来说是悲欣交集，一方面出狱可以使他继续能尽对母亲的孝道，另一方面未死狱中，傅山觉得羞耻，面对即将获得的自由，心情却显得特别沉重：“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冉冉真将老，残编腼再抽。”（《山寺病中望村桥作》，见《傅山全书》）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几句，它着实表达了傅山出狱后的十分复杂的心情，欣慰的是能有再见老母亲的机会，可以尽孝，悲哀的是无颜面对已经改朝换代的神州大地，没有像许多他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一样赴国难，现在殉国的机会放在眼面前了，也放弃了，傅山深自咤恨。在感叹人生短暂声中，以能尽孝心而冲淡了他的无颜面对神州的羞愧心情，孝义支撑着他活着，也就是说“有头朝老母”的欣慰最终战胜了“无面对神州”的羞愧。
傅山出狱后，几乎没有很明显的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了，转身于书法和传统文化经典之中，将痛苦的心深埋于学术之中，现实着他人生的另一种理想：要延续汉学，使之不绝。作为明遗民的傅山在矛盾中生活着，并能处理好各类关系，游刃有余地排除各类干扰，如：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清史稿》）
从这可知，傅山虽固辞荐举，但傅山可能考虑种种关系，跨出应鸿博之举这一步，在役夫舁其床行至京师二十里处，到京后却又誓死不入，戛然而止了应鸿博之举。由于傅山的声望，致大学士冯溥及公卿都来傅山歇脚处拜访，傅山巧妙地卧床不行迎送礼，这样魏象枢以傅山老病向康熙报告，得以免试，还许以内阁中书头衔。傅山这一行而又止的看似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使此事得以圆满了结，另一方面又使傅山保持了自己的晚节，并以后能“脱然无累”，足见傅山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三、“乃今不解”与“乃今大解”——审美赵孟頫书法时的矛盾
成为明遗民后的傅山，他的艺术观也时时流露出遗民的心态，特别表现在他的书学思想的变化，借反对书法上的“媚”、“奴”、“巧”、“轻滑”等词，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理想：
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霜红龛书论》）
从其自谓“贫道”可知，当时写这段文字时，傅山已经出家为道士了。傅山借回顾自己的书学道路，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回顾自己的学书过程中，此时，对他来说上手十分顺畅的赵孟頫、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却来了一个否定。对赵、董，他自谓“爱其圆转流丽”，不几次就可乱真，这可以说傅山在书法学习过程中找到了很适合自己的契合点——“圆转流丽”，这不是挺好的吗？但此时的傅山不这样想了，因为此时的傅山是坚持操守的遗民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初对自己的“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是很得意的，现在却对第一种的“不能略肖”与第二种的“遂欲乱真”的情况，要作认真的反思了。傅山认为第一种情况是好像学正人君子，难近，而第二种情况是与“匪人”游，是“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因各人的审美观不同而对赵孟頫、董其昌褒贬有异，这不奇怪，但将赵、董比作“匪人”，也亏傅山想得出。傅山自述，等到他清醒时，“始复学鲁公”却是苦苦为之，自己的笔性早已深陷赵孟頫、董其昌的蕃篱了，笔腕也杂乱了，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于是，傅山干脆转而责问起董其昌，你董其昌凭什么对赵孟頫评价如此之高，称其为“五百年中所无”，傅山自己提问自己解释，这是因为董其昌原来也是“匪人”，“匪人”与“匪人”的审美观和见解当然是一致的，故傅山“乃今大解”。但是，让人觉得矛盾的是，傅山在此际却笔锋一转，紧跟一句“乃今大不解”，这种自我矛盾，大可深究，这其中隐含着傅山比较隐晦的书学思想，他觉得不便说出来，其中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傅山以后对赵孟頫的一些重新的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你们不要觉得突然，其实我傅山早就认为赵孟頫的书法确实是好的，并也为这时“写此诗仍用赵态”所开脱。这是傅山自设矛盾自我破解，你看，紧接着傅山不得不说“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这一点傅山是不得不佩服赵孟頫的，而且“用心于王右军”是深契傅山的书法审美理念的，其实傅山写此段话时已意识到如果自己对赵孟頫全盘否定的话，那么后人反而会认为傅山不真懂书法，故在批评赵孟頫时留了一个这样的赞美的“尾巴”。实事上，傅山的书法于赵、董的功夫是很深的，傅山对赵孟頫的偏见，囿于赵孟頫作为宋宗室仕元的政治上的失节所致，这是极好理解的。
作为懂得书法真谛的傅山，到最终还是赞赏赵孟頫的：
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霜红龛书论》）
这段文字很有意思，要称赞赵孟頫时，开言还是一句“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表明自己的立场。言下之意是，如果不薄其人则不恶其书了。
傅山在总体否定赵孟頫的为人这一大前提下，最终还是在书法上给赵孟頫一个肯定。 我们可从“近”和“细”，这两个很有意思的用字中，嗅出其中的一些信息：这就是，近来傅山在学书法上还是没有回避赵孟頫，还是在细细地研究，这无非想说明，他接下来的对赵孟頫的认可是有道理的，至少傅山是在极其认真的状态下对赵孟頫的书法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分析的。由于傅山坚持用“四宁四毋”的尺度来衡量赵孟頫，故对人们赞美赵孟頫书法的“熟”、“媚”、“绰约”时，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贱态。当傅山在对赵孟頫的评价自陷于“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却笔锋一转，一句“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给人引入“暗柳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这是傅山对赵孟頫的高度肯定，这好似在说这人虽然是“匪人”但本质是好的，且“正脉”一词是傅山口中对赵孟頫的极高的评价了。这一会儿说赵孟頫是“匪人”，一会儿说赵孟頫是“正脉”，这看似极矛盾处，说到底是傅山的遗民意识在作祟，民族气节支配着傅山的审美走向，政治因素左右着傅山的艺术评判标准，使他称赵孟頫为“匪”人，但最终傅山还是明智的，以客观正确的眼光对赵孟頫作了评介，因为傅山毕竟在书法上是内行人。
傅山对赵孟頫的书法产生偏见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傅山自己要在人们心目中要树立起坚持操守的遗民形象来，必须重塑书法取法的偶像，于是颜真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帖，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霜红龛书论》）
亡国之恨深埋在心头，此恨何处发泄，书法（毛颖）成了傅山寄托的对象，作为遗民的他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恢复大明江山，很文雅的书法艺术，也成为他复国的理想寄托，一句“毛颖足吞虏”，可以想见傅山的气势足以夺人。
虽然颜真卿成为傅山心目中一座不朽的人品、书格的丰碑，但傅山的聪明处在于不局限于颜真卿，他清醒地知道独临一家一帖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
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霜红龛书论》）
上述这段话的关键点在于对“然多不传”这个现象的描述，“至老夫最劣”，这是傅山的正话反说，以学习颜真卿为例，虽然颜真卿在傅山的心目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但傅山仍是倡导和实践“杂临”的，可见傅山是一个有着独立见解的人，即使是面对“毛颖足吞虏”的颜真卿，傅山也不会拘泥于此的。
我们分析傅山在审美赵孟頫书法时的矛盾，如何最终来看待傅山对赵孟頫的评价呢？如果撇开政治观点，平心而论赵孟頫的书法成就，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座丰碑，在书法艺术发展长河中，赵孟頫很自负地担起了复兴和传承右军笔法的大任。傅山毕竟在书法上是内行人，只不过遗民情结，深深地牵制着傅山的书法审美走向，由于赵孟頫大节有亏，联想到傅山现在的人生境况，故他公开宣誓表示要与赵孟頫划清界限，且告诫子孙后代，但最终他不得不认可赵孟頫的书法是正脉，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赵孟頫的肯定，这种看似矛盾的书法思想，其实正是傅山当时所思所想的真实反映。笔者感慨：傅山以“润秀圆转，尚属正脉”这八个字对赵孟頫书法的优点加以概括，是傅山对赵孟頫存有偏见时讲出的一句真话，傅山最终纯粹从书法的角度，对赵孟頫肯定了。
傅山是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同样地存在于他的身上，在激情与理智的徘徊中，后者往往战胜了前者。求生的欲望与殉国的念头时常左右着他心灵，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的身心，可以说傅山一生的心路历程是当时一代与他有着同样思想和命运的明遗民的缩影，心灵的悲喜剧常常在他的身上上演，我们客观分析他的心态，猜惴他的所思所想，我觉得他在人生和艺术观上的矛盾状态丝毫无损他的形象，丝毫不会影响他在学术上、书法上的地位，相反，面对这样一个平衡矛盾的高手，我们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充满孝心、正义感的、可亲可爱的、热爱生活的、充满智慧的、有气节的遗明形象，这也正是傅山的魅力所在，基于此，笔者写下了这篇文章。
